「明代人物史料研讀會」第一次討論會紀要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明代人物史料研讀會」舉辦 104 年第一次演講活動，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趙園教授分享其新近完成之著作《家人父子——由人倫探訪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1]。

　　此書討論五倫中之夫婦及父子二倫，趙教授提到，書中約十分之七的篇幅在討論夫婦，因她「在文集中找到了可能的『史料價值』、有意外的發現」。這便是她一貫的治學方式——不帶預設立場，並對刻意遮蔽的東西保持警覺。如同溝口雄三先生所謂「空著雙手進入」，盡可能排除預設進入研究；又如她從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轉向明清之際的思想文化，也不是預先設計的，其研究往往先因人物作品的吸引，而後發現研究的可能性。

　　延伸至更廣的層面，趙教授在寫作時，並不事先界定其著作隸屬中文學科或歷史學科，趙教授以為，中國的學術有「亦文亦史」的傳統，而文史之間的學術壁壘是不正常的。她並不滿足於事件與現象描述，或限於在史學研究的既定框架內作出詮釋與歸納，而是借助大量材料去復原經驗背景中的文化氛圍和人物之心態。

　　在明清之際的思想研究此一課題上，趙教授表示，從臺灣學者的研究中受益，例如杜正勝教授的相關論文及呂妙芬教授《孝治天下》等論著，也讀西方學者如魏斐德、史景遷之著作——儘管有時會感到他們對中國文化的隔膜。即便如此，趙教授認為，國外漢學中國史研究的選題和框架，都是有啟發性的，涉及了一些長期被中國大陸的主流論述無視或是刻意遮蔽的面向。

　　在寫作《家人父子》時，趙教授不得不面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關於婦女的論述，她沒有做過女性主義方面的研究，也沒有集中讀過這方面的理論，面對一批主要是美國漢學界的婦女史研究著作，包括伊沛霞的《內闈——宋代的婚姻和婦女生活》、高彥頤的《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曼素恩的《綴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後的中國婦女》等書之時，她「有保留的認可」中國婦女史研究須跳出男女不平等的框架，再現婦女在特定的歷史時代和歷史空間中的生活經歷及社會角色之說法；並且指出，中國大陸的婦女史研究仍然不必隨著國外漢學研究而轉移。

　　在個人論著方面，趙教授表示，其研究是處理士大夫父子一倫、夫婦一倫，而不是作婦女史研究，總歸都是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的一部分。這樣的研究和婦女史有交集，涉及婦女的地位、處境，不過她更強調的是男性的看法，包括他們書寫的方式。

　　談到中國的宗族、家庭、人倫關係，趙教授認為家族和家庭，是二十世紀中國大陸社會變動很重要的一個面向，宗法、宗族都是需要重新解釋的概念，這些年來的知識轉向——重提宗祠、家譜、家風、家徽等，是長期不被提起的，如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所言：「中國鄉村破壞不自今日始；稍一回省，當發見其由來已久」、「中國近百年史，也可以說是一部鄉村破壞史」；而近年來宗族史的研究有所開拓，可與當局徵用傳統資源（宗祠、家風、家規等）從事社會修復一同審視，並對宗族內部關係和宗族社會功能給予同情式理解。這是趙教授帶有現實關懷與學術研究工作倫理之研究方式。

　　演講最後，趙教授對於年輕學人往往關心何種題目有研究價值、事先設定問題意識之看法，提出其個人經驗來做對照。她願意強調「學術價值」是要創造的，但有時候選題並不一定是決定性的，決定性的是如何做、有沒有足夠的力量去做，而問題意識是在做的過程中才明確起來的。舉治明清思想為例，其所得明清之際思想史的意義，是在持久的學術工作中逐漸發現的。趙教授在《想像與敘述》代後記中曾說：「明清之際吸引了我的，始終是人，是人物的生動性，和由他們共同構成的『歷史生活圖景』的繁富色彩。即使面對『事件』，吸引了我的也更是人。能感動，被光明俊偉的人格所吸引，是美好的事，即使對『學術工作』無所助益。」

　　本著對「人」的興趣，趙教授開拓了其亦文亦史之研究事業，並且願以此與年輕學人互相砥礪。如顧炎武〈答王山史書〉所謂「以廣大之心裁物制事」，又如魯迅 1936 年病重之際所寫的〈這也是生活〉中說：「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趙教授認為，從事學術工作，不只是做完了一個專業就完成了名山事業，需關心做的時候的狀態、是否全力以赴，做到能做的，不在意是否能傳世。

^[1]將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相關已發表於學術或隨筆類刊物的，有〈言說與倫理踐行之間——明清之際士大夫與夫婦一倫（之一）〉、〈常態與流離播遷中的妻妾——明清之際士大夫與夫婦一倫（之二）〉，《中國文化》，2012 年秋季號；〈關於冒襄的〈影梅庵憶語〉〉，《書城》雜誌 ，2012 年第 12 期；〈詩文中清初流人的「殊方」經驗〉，《新國學研究》，第 12 輯；〈士大夫處父子一倫——以明清之際為中心〉，《學術研究》，2014 年第 1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