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o Yuan-ling, Medicine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A Study of Physicians in Suzhou, 1600-1850 (New York: Peter Lang, 2009) 書摘分享

 
召集人: 呂妙芬
時間: 2011 年 1 月 12 日
撰寫人: 徐維里
與會者: 呂妙芬、王超華、陳耀煌、徐維里
 
Chao Yuan-ling, Medicine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A Study of Physicians in Suzhou, 1600-1850 (New York: Peter Lang, 2009) 書摘分享
 

Chao Yuan-ling, Medicine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A Study of Physicians in Suzhou, 1600-1850 (趙元玲,《帝制晚期中國的醫學與社會:蘇州醫生的研究》) (New York: Peter Lang, 2009)

  本書是由趙教授的博士論文(Medicine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 Study of Physicians in Suzhou.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1995)改寫而成,共分為兩部。第一部屬綜論,第二部則以蘇州為中心的討論。第一章提出醫學和儒學的互動關係,並釐清「儒醫」的傳統。第二章以元代三皇廟為例說明醫療與國家的關係。第三章則以江南為例,闡述溫病學派的形成及其理論的發展。第二部份各章是蘇州的個案研究。第四章、第五章分別探討蘇州的醫生與醫療、蘇州公衛體系的功能,第六章則討論醫療專業化與知識的轉變歷程。

  趙教授首先點出兩個問題:《禮記》「醫不三世,不服其藥」的記載是在強調醫生必須熟悉三世經典,還是醫學必須立基在「世醫」的傳統?第二則是《傷寒論》作者張仲景的定位問題,張仲景究竟是「醫聖」,還是醫學四大家之一。「儒醫」的傳統雖在宋代後期即已建立,但一直面臨在以儒學專業外究竟屬「醫學」抑或「醫術」的尷尬,醫生的地位接近工匠。蒙古統治下的元代較未將醫學視作小道,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代表的「三皇廟」也成為官方建制,儼然有仿道學建構「醫學」傳統的意味。不過,明中葉後隨著中央主導力的下降,明代士人也對三皇廟的祭祀與從祀多有意見,三皇廟在地方上有衰微之勢,甚至被藥王廟取代,顯示醫學市場上不同宗教與實踐競爭和融合的現象。

  第三章論述溫病學派理論的出現與發展。最早自《黃帝內經》就可以找到溫病的記載,然而溫病長期被視作傷寒學派的一個子項,歷經金元兩代南北醫學理論突破與演進之後,最終才在明清確定自傷寒學派獨立出來。劉完素(1120?-1200)強調「五運六氣」構成了河間派乃至溫病學派的基本主張,透過門人再傳至朱震亨(1156-1228),進而將理論傳至南方。其中吳有性、葉天士(1666-1745)、薛雪、吳塘(1736-1820)和王士雄(1808-1890)等明清蘇州醫生對於溫病學派理論的建構都有重要的貢獻。特別是吳有性受到河間派的影響,透過《瘟疫論》對自然環境與疫病流布的分析,對傷寒與瘟疫(熱病)的界定更為清楚,指出瘟疫即是溫熱。其重要性在於跳脫正統的文獻傳統,透過實際的觀察,得以挑戰傷寒學派的論述。作者認為考證學研究、實際臨床經驗,以及江南經濟文化的發展,都是促成溫病學派成熟的重要因素。

  第四章探討蘇州的醫生群體之形成。明代江南經濟發達、人口增加、受教育者日多,科舉考試的難度也日增,多有舉子轉以行醫為業。醫學、儒學領域雙雙呈現了博學與貫通的傾向,儒者、醫生身份可以共存,也促成儒醫群體的出現。但官方並沒有醫師考試,名醫形象的誕生建立在口碑,也突顯了傳統醫學問診的重要性。另外,蘇州出版業的發達,也促進醫學典籍的出版與知識的傳播,明清兩代在醫學文獻上的成長極為明顯。

  第五章討論中國傳統的官方醫療與公衛體系。唐朝政府開始介入公衛體系,宋代設有官辦惠民藥局,元代延續了這個政策,並以提舉監管醫療事務。明代則在各府州縣都設立了正科,也有惠民藥局。清代始由禮部認證醫師,並由承宣布政使司管轄。蘇州大部分的醫生和官方醫療機構沒有關聯。晚明至清,中國曾數度爆發大疫,但是這些都被視作政府政治與管理上的問題,而非醫學上的現象。通常大疫爆發,縣官會設局施藥,和醫生合作來看顧病患。有許多蘇州醫生藉由參與官方發起的救助活動提高了他們的社會地位。但社會秩序仍多期待官員的表現,醫生的角色並非關鍵所在。吳有性等醫生也開始透過研究傳染病,發展新的觀點,並追求專業化;有關溫病學派的爭議,也表現了行醫者的緊張關係。地方上的慈善機構源自清政府的主要部門,但並不是醫療機構,而提供醫療救助的機構也可分為官方與私人。蘇州的醫療福利設施則多由官方操控,表面上則由士紳出面贊助運作。私人的慈善機構多受國家教化規範,且常接受公有土地之捐助;這是帝制時代國家取得象徵意義上的道德權威與控制的手段。

  第六章整體討論中國醫療專業化與醫學知識的轉變歷程。在中國,早期植基於薩滿信仰的巫醫傳統和政治緊密結合,不過,從漢末開始,「巫」「醫」已逐漸分途,醫學也有專業化的趨勢。帝制晚期儒醫的出現也漸漸成為具排他性的特別團體。以十八世紀的蘇州醫生為例,「世醫」的傳統很強,此乃來自專業知識累積與承繼,但對醫學的定位之焦慮始終存在,轉而附和儒醫、強調醫學倫理者也大有人在。城市中的醫學院的作用以及「儒醫」和「世醫」的分際都不清楚,但彼此有意區隔本身與迷信和宗教治療的用意則是相同的。

  趙教授反對西方學者指稱中醫是不專業的說法。但她也指出帝制中國的醫學知識並不普及,而中醫也不是一種具同質性的職業群體;從溫病學派的形成與發展,即可見醫學理論與實踐一直處在重新定義與變化之中。本書的主旨即是以晚期帝制中國經濟繁茂、知識交流活動的江南為例,特別提出蘇州的醫生群體作為例證,透過考察他們的生平、著述、活動、論爭以及認同的發展軌跡,說明其與國家及民間的關係,展現一個專業化醫學傳統建立的歷程。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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