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檔案讀書會」第三次讀書會紀要

 
講題: 清代鐘錶史研究概述
主講人: 郭福祥教授(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
召集人: 賴惠敏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邱仲麟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時間: 2014 年 3 月 28 日(五)下午 2:00 至 4: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中型會議室
撰寫人: 王士銘(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中西檔案讀書會」第三次讀書會紀要
 

  郭福祥教授 1989 年起任職北京故宮博物院,專事宮廷文物保管與陳列工作。北京故宮收藏許多明清時代鐘錶,郭教授基於個人興趣,長年研究明清鐘錶史 (1582-1911),已出版專書《時間的歷史映像》。郭教授今年來臺北故宮博物院訪問半年,此次受讀書會邀請,以「清代鐘錶史研究概述」為題發表演講。

  自 1582 年起,中國始有西洋鐘錶傳入。鐘錶的製造技術、時間觀念、傳播歷程、消費文化等,逐漸發展出清晰的脈絡。過去中國人利用自然現象描述時間,如一頓飯、一支煙等模糊、不精確的說法。西洋鐘錶出現後,時間觀念逐漸精確,以分、刻、時等作為計時單位。康熙九年 (1670),清廷推行「西方九十六刻之法」,規範帝國運作時間之後,人們對鐘錶依賴越來越深。文獻上常見記載使用鐘錶的例子,如乾隆時軍機大臣傅恒因為鐘錶不準上朝遲到、大學士于敏中看錶起草奏摺、宮廷的奴僕以鐘錶對時等。宮廷使用鐘錶的習慣也漸漸傳入民間。

  當十九世紀西洋紀年法、時間觀念主導了中國人的紀年系統、時間價值之後,中國才逐漸納入了世界體系之中。鐘錶深深影響著人們的生活作息,例如:1843 年上海開埠後,英人立即在租界內建造大型鐘樓,傳遞公共時間,規範人們生活作息。而火車、輪船、汽車等新式公共交通工具及時刻表的出現,也擔負劃分公眾時間的任務。1884 年創刊的《點石齋畫報》、1908 年的《醒世畫報》都精確點出「某時」的觀念。

  十八世紀,鐘錶屬於貴族擁有,十九世紀鐘錶漸趨平民化,市場銷路漸廣。中國人十分喜愛鐘錶,因而西方世界出現專為中國市場設計的鐘錶,並且形成模組化的產業鏈。中國鐘錶製造技術雖都承襲自西方,但中國工匠多缺乏技術革新的思維,只停留在組裝、加工的層次。中國仿製的幾乎都是鐘,錶非常少。因為錶需要許多精細的零組件,製造技術要求甚高,中國沒有能力生產,只得仰賴進口。

  中國的西洋鐘錶製作區域集中在三處:一是北京,由於宮廷贊助,製錶工藝要求甚高,製錶工匠、鐘錶料件均是嚴格篩選的。例如:內務府造辦處檔案內,記載乾隆皇帝經常指示製錶工匠製造特定樣式的鐘錶,顯示他莊重、氣派的審美觀。二是廣州,西洋鐘錶最早 (1582) 傳入此地,擁有最多的技術人員和鐘錶料件,在製造和仿製上兼具西洋特色與中國元素,是中國鐘錶市場的翹楚。因此,乾隆年間,清宮造辦處在廣州就設有作坊,就地採辦、製造宮廷需要的鐘錶。三是長江三角洲(南京、蘇州、上海),此地亦因 1840 年代開埠,市面流行西洋鐘錶,遂有製造鐘錶的需求。僅管清宮未在該區設立作坊,但該區工匠仍完全依據當地市場需求,設計出以中國的山水、人物樣式為主的鐘錶。

  此時鐘錶製作在中國出現技術不平衡的現象,例如:製鐘的技術高超,可製造出機械玩偶書寫「萬壽無疆」四字的設計,然而製錶的技術水準卻不見提升。西洋進口的鐘錶數量頗多,有專為中國人生產的對錶,且在錶上鑲嵌珠寶、彩色玻璃等。十九世紀,瑞士廠有三十幾家鐘錶廠專門製造外銷中國的鐘錶,產品上還印有中文商標。

  近代中國鐘錶的研究領域起步稍晚,約始於 1925 年故宮博物院成立,在永和宮、同順齋設置鐘錶陳列室,整理與展覽明清鐘錶。1929 年,《故宮周刊》開始採圖文並茂的方式介紹鐘錶,其中許多鐘錶被認定為貢品,說明當時學者的專業知識有限,描述也不夠清晰。

  1933 年,博物院出版了英國學者 Simon Harcourt-Smith 所編著的 A Catalogue of Various Clocks, Watches, Automata, and
Other Miscellaneous Objects of European Workmanship Dating from the XVIIIth and the Early XIXth Centuries, in the Palace
Museum and the Wu Ying Tien, Peiping 
一書,這本書成了西方學術界研究鐘錶的重要參考書,世人開始了解故宮典藏鐘錶的工藝技術及樣式。1950 年代,故宮的學者在前人基礎上,持續修復、保存與研究鐘錶。

  1980 年代,故宮研究員商芝楠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包括〈清宮做鐘處在康乾兩代的變遷〉、〈清代宮中的廣州鐘錶〉,劉月芳〈清宮自鳴鐘處非做鐘處〉、〈清宮做鐘處〉,關雪玲〈乾隆時期的鐘錶改造〉、〈中日不定時法鐘錶及其比較〉、〈小朝廷時代的宮中機械修改〉,郭福祥〈乾隆皇帝與清宮鐘錶的鑑賞與收藏〉、〈雍正朝宮中鐘錶的來源與使用〉、〈中國雍正時期宮中鐘錶的製作及相關問題〉等,討論清代宮廷鐘錶的生產機構、製作地區、工藝技術、藝術鑑賞等面向。

  除故宮博物院的研究群外,也有不少學人針對中國鐘錶史提出新解。劉先洲《中國機械工程發明史》以工藝技術角度,追溯中國早期計時儀器的發明,如北宋蘇頌的水運儀象臺;王振鐸《揭開了我國「天文鐘」的秘密——宋代水運儀像臺復原工作簡介》試圖復原宋代水運儀象臺。此外,陳凱歌〈歐洲機械鐘的傳入和中國近代鐘錶業的發展〉、Catherine Pagani〈東方輝煌與歐洲精巧:中華帝國晚期的鐘錶〉、郭福祥〈清宮造辦處裡的西洋鐘錶匠師〉、黃春豔《明清之際西洋鐘錶在中國的傳播與製造》等著作,利用西洋傳教士旅行中國的記錄、清宮檔案、鐘錶實物,從中西文化交流角度,分析清代宮廷鐘錶技術與樣式的流變。

  最近十餘年來,北京故宮博物院出版《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內務府奏銷檔》、《陳設檔》,並且數位化記錄鐘錶的樣式及尺寸,供學人研究;並且定期設置鐘錶展覽,推動歷史與藝術普及教育。現階段,檔案與史料陸續開放流通,許多學者開始比對實物與檔案,討論鐘錶的生產過程、製作風格、技術修復、文化交流等層面。目前出版的研究成果,仍偏重清初,晚清很少;實物、技術的相關研究也不多。這些遺憾,仍有待後進學人持續深化研究。

將本篇文章推薦到 推薦到Facebook 推薦到Plurk 推薦到Tw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