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正民教授演講「Completing the Map of the World, 1644：Cartographic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紀要

　　在第一講中，卜正民教授探討了身處南京的出版人如何擷取歐洲地圖元素，放入中國的製圖中；而在本講，他採取了截然相反的視角，即中國因素如何進入歐洲地圖裡頭。這是一段較少被知悉與講述的故事。卜教授認為重建這段歷史很重要，因為當時的中國與歐洲都還不具世界性的主宰力，這使得全球性的知識交流得以處在一種相對自由的狀態。知識內容或形態的改變，往往意味著同一時間有其他變化發生。而歐洲製圖學的變化，正是源自明朝在十七世紀前半面臨的特殊處境。其時，歐洲人以前所未見的數量出現在中國周邊、甚至本地；反之，也有許多中國人至世界各地遊歷，或在明朝疆域外的商貿據點工作。製圖學的改變當然不僅是由全球貿易市場的出現所引起，但後者無疑加速、推進了這場變化；因此，卜教授認為製圖學的變化實能反映十七世紀人們活動的軌跡。

　　卜教授首先展示了一張名為《天下九邊分野人跡路程圖》的地圖。此圖製作於 1644 年的南京，現藏於大英博物館。此圖與前一場演講的第一張圖完全一樣，都是由曹君義在南京印製。卜教授在第一講推論此圖對中國讀者來說，應當是幅「世界地圖」；那麼，假使 1644 年的歐洲人有機會看到這張圖，又會作何反應？卜教授以為，當時的歐洲人應會先被這幅 125 × 121 公分的地圖所震懾，因為其大小要遠超過同一時期絕大多數的歐洲地圖。[1]然後，歐洲讀者亦會意識到自己在看一張半球圖，因為他可以在地圖左側看到歐洲與非洲的輪廓。他可能也會發現中國占據了近 90% 的亞洲與 80% 的世界面積，並對此心生懷疑。[2]簡言之，此圖可能會引起同時期歐洲人的兩種反應：一是意識到自己對於中國還沒有充足的認識，二是對缺乏世界地理知識的中國製圖者嗤之以鼻。通過以上假設，卜教授試圖呈現地圖被預期外的讀者閱讀時可能發生的情境。

　　接著，卜教授簡單梳理了歐洲人將中國繪入地圖的早期歷程。隨著歐洲水手在十五世紀晚期至十六世紀不斷地繪出他們航行過的水域，歐洲地理學者也開始修改他們認知的世界圖像。十六世紀初，德國的 Willibald Pirckheimer (1470-1530) 以當時盛行的托勒密地圖為底圖進行修改：歐亞大陸儘管仍被水域環繞，但其形狀已和過去不同；美洲在圖片左側突了出來；而在遠東，他根據馬可波羅增添上好幾個地名——從他的任意安置，我們可知他並不真正知曉這些地名的位置，也看不出有哪個地方能夠對應中國。在一張 1502 年名為 Cantino Planisphere 的地圖中，世界被更精確地表現出來，以便航行時使用。繪圖者對於東南亞的形狀顯然已有較好的掌握，然繪至中國時，他只能隨意地勾勒出朝著東北方延伸的海岸線。類似構圖在 1595 年荷蘭製圖家 Gerard de Jode (1509-1591) 出版的地圖中還可見到，顯見歐洲在整個十六世紀對於中國的認知仍相當貧乏。我們知道，當歐洲製圖家致力以新知為基礎、擴大其世界地圖範圍時，他們亟需通過外國地圖認識外面的世界。然而，十六世紀的政治文化卻普遍將分享地圖視為禁忌——明代中國尤其如此。這也讓中國地圖多花了點時間才真正進入歐洲。

　　歐洲人獲得的第一張中國地圖，很可能是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從某位身處東亞海港的中國人手中拿到的。現能確知最早以中國地圖為底本，對中國區域進行繪製的歐洲地圖，是 Fernao Vaz Dourado(1520-1580) 在 1576 年製作的東亞航海圖，現藏於葡萄牙國立博物館。Dourado 當時身處印度西岸的果亞，他可能在那裡取得中國地圖。這張航海圖的中國海岸已不再筆直地朝東北延伸，而是在一個河口處——可能是長江——往西北折回，呈現出弧形之狀。這個中國形象短暫地成為權威，Ortelius (1527-1598) 在其《寰宇概觀》(Theatrum Orbis Terrarum) 初版中即如此描繪中國。[3]然而到了 1584 年，Ortelius 便放棄了該形象，改將中國繪成橢圓形，或稱豎琴貌。在題記裡，Ortelius 提及他的來源——葡萄牙製圖師 Luiz Jorge。Jorge 的構圖必然源自中國地圖，因為其中出現了常見於同時期中國地圖的黃河源頭——「星宿海」。[4]Jorge 版本的中國其後支配了歐洲製圖學將近一個世紀。[5]

　　一般相信，現存於歐洲的最早中國地圖，得自於 1574 年的馬尼拉。該圖製作於 1555 年的漳州，題為《古今形勝之圖》，現收藏在塞維亞 (Seville) 的西印度群島綜合檔案館 (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馬尼拉的西班牙總督 Guido de Lavezaris (1499-1582) 從中國商人手上取得這張地圖，並在 1574 年進獻給西班牙國王。下一張抵達歐洲的中國地圖，是英國探險家 Thomas Cavendish (1560-1592) 在環遊世界後於 1588 年帶回，這也是第一張進入英國的中國地圖。儘管此圖現已不存，然而從針對此圖做的相關筆記，可以推測其與甘宮的《古今形勝之圖》極為相似。再下一張進入歐洲的中國地圖，是羅洪先 (1504-1564) 的《廣輿圖》，最晚在 1590 年代，該圖就已傳入歐洲，因為其時羅洪先繪製的中國形象已成為耶穌會士羅明堅 (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 製圖的首要參考對象。其後，羅洪先版的中國經常被鑲嵌在更寬廣的區域地圖中，直至 1650 年代晚期猶然。

　　十七世紀以後，除了耶穌會之外，東印度公司也成為歐洲和亞洲港市間交換資訊的渠道。早期中國書籍如何進入歐洲，並未得到充分研究。不過，透過 Bodleian 圖書館的書目，可以對英國的情況有所認識。當時他們已經注意到南京是個出版發達的城市，而福建建陽則以廉價出版聞名。這批早期的收藏中，並未包含任何一件地圖。

　　前面曾經提到，Cavendish 帶回首張中國地圖，第二幅地圖則是 Samuel Purchas 在 1625 年出版的書中複製的「中國地圖」，即《皇明一統方輿備覽》。原圖現已不存，根據 Purchas 的說法，原圖印於四呎高、五呎寬的紙上。該圖是 Richard Hakluyt 由東印度公司第八次航行的指揮官 John Saris 處購得。據推測，這幅地圖應是 Saris 在完成第一趟亞洲航程後帶回英國的，時間為 1610 年 5 月 9 日。Purchas 評價這幅地圖「極為中國」，不同於歐洲繪製的版本。Purchas 誤將中國世界觀論述中的天圓地方作為實際地理知識的依據，我們不能責怪 Purchas 過度推崇這份得來不易的一手資料，當時他已經認識到東西方在知識上的不對等。因此，他在書中強調這是中國人親自述說的中國，是真正的中國。

　　雖然目前沒有地圖可被證實為 Saris 地圖的原件，但波蘭 Krakow 圖書館收藏了一件十分相似的地圖：《備誌皇明一統形勢分野人物出處全覽》，該圖出版於 1605 年的漳州。兩件地圖明顯相關，但不確定其關係為何。兩者名稱相異，但一為「全覽」，一為「備覽」，使用「覽」字的共同點暗示了兩者背後相同的出版文化。卜教授指出這很可能是福建的作法，而考慮到 Saris 的地圖是在印尼 Bantam 徵集的，當地華人主要來自福建，這也相當合理。

　　Purchas 的看法得到讀者的認同，此後，Saris 地圖被視為值得信賴。1659 年，出版商擅自將 Purchas 的地圖印於謝務祿 (Alvaro Semedo, 1585-1658)《大中國志》英文版中，僅有一些地名和裝飾上的調整。

　　之後，則有 John Selden 地圖進入英國，卜教授已有專書討論此一地圖。根據該圖形制，應該是見過歐洲地圖的中國籍繪圖師在 Bantam 繪製的。該圖結合了中國地圖及歐洲地圖的傳統，創造出兩地皆未見過的新樣式。Selden 將大部分收藏捐給 Bodleian 圖書館，並提到該地圖是一位英國指揮官向中國商人購入。其描述和 Purchas 所說的 Saris 購得地圖的過程太過類似，雖然也可能是 Selden 混淆了兩幅地圖，但更有可能是兩者都是由 Saris 在類似情境下購入。若是如此，這兩幅地圖也許是同一天進入英國。

　　第四幅是數學家 John Greaves (1602-1652) 曾提及的地圖。William Poole 最近發現，1642 年在討論有關埃及金字塔的過程中，Greaves 提到他有一件大幅的印刷中國地圖，當中標記了長城的位置。第五幅地圖是東印度公司商人 George White 在 1684 年捐贈給 Bodleian 的，該地圖是一對捲軸中的其中一件。這幅地圖展示出底層出版市場的偏好。Thomas Hyde 負責這幅地圖的編目，進而對此產生興趣。1687 年，當中國籍耶穌會士沈福宗參訪牛津，Hyde 便請他複製一份並加上標記與註解。之後，又有一份地圖透過東印度公司商人進入英國，那就是 1698 年 Bodleian 圖書館的《歷代分野輿圖古今人物事跡》。至此，所有中國地圖都是透過東印度公司進入英國，但歐洲與中國之間還有很多不同的管道，特別是和傳教士相關的管道。若將視野擴及歐洲大陸，則可見更多的中國地圖。

　　最後，卜教授以大英圖書館收藏的另一幅中國地圖作為最後的討論對象。這幅地圖是一幅調查地圖，原圖及調查筆記都沒有紀年，僅知於 1750 年進入 Bodleian 圖書館，並於 1896 年入藏於大英圖書館。地圖形制為「全圖」，四方繪有海洋，以歐洲式的筆墨繪製，地名以藍字標記於方框。其他資訊如註解或修訂是較深的藍色，漢字的羅馬拼音則是黑字，至少有兩人以上參與此調查地圖的製作。地圖上的翻譯為法文，圖示也像是歐式作法。地圖下方有三欄文字，欄位名稱分別是「梁氏舊圖启賦稅」、「曹氏舊圖各省邊鎮」、「外國路程」。從欄位中的大量空白可以看出，這幅調查地圖並未完成。

　　這幅地圖展示了歐洲讀者面對中國地圖的一種反應。他們並不僅是觀看地圖，還改寫、修正，並加以註解。這幅調查地圖的註解者看過梁輈和曹君義的地圖，考慮到梁輈地圖在十八世紀進入歐洲後藏於克萊蒙 (Clermont) 的耶穌會學校，而曹君義地圖在進入大英圖書館前也曾藏於克萊蒙，這幅未完成的調查地圖似乎是由通曉中文的耶穌會士，根據以上地圖所繪製的調查成果。調查目的在於統整三幅地圖的資訊以理解中國地理學知識。關於這幅地圖為何會流入英國，可能是因為 1764 年耶穌會士撤出克萊蒙的學校，拍賣圖書館收藏，但地圖上以法文標註 1750 年捐贈 Bodleian 圖書館，究竟情況為何還需要確認。

　　那麼，耶穌會教士為何要統整這些地圖？是為了改進歐洲的中國地圖，還是為了評估中國的世界地理知識？事實上，1750 年以後，耶穌會士對於地圖繪製的貢獻已大不如前。1655 年，衛匡國 (Martino Martini) 所繪製的中國地圖已是巔峰之作。而康熙命耶穌會士調查繪製的《皇輿全覽圖》完成於 1719 年，該地圖後由耶穌會士上呈喬治一世。這也是耶穌會士在東西文化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終結。此後，全圖更能夠展現出學術上的價值，克萊蒙的耶穌會士對於中國地圖所進行的調查，只可能是為了理解中國製圖學的歷史，而不是用來刷新世界地圖學的認識。

　　與會者緊接著的提問是，製作地圖需要哪些知識和技術？當我們把中國和歐洲製作的地圖擺在一起時，可以看到什麼異同？卜教授回應，在十六世紀，中國的雕版印刷技術要比同時期的歐洲好上許多，如本講開始提到的，當時歐洲地圖的尺寸多半較中國製的小，這大概是因為他們還沒有能力製作如此龐大卻又細節豐富的地圖。不過，隨著銅版雕刻技術 (copper plate carving) 在歐洲發展，歐洲製圖家繪製細節的能力突飛猛進，這約莫也是十六世紀的事，所以當歐洲人開始找尋中國地圖時，他們都試圖取得高品質的中國雕版地圖。雕版印刷的一大特色是便宜，所以可以按照市場需求調整品質，也因此其間的差異很大。至於中國何時出現銅版雕刻地圖，卜教授認為這很值得繼續關注。

　　臺灣大學歷史系長谷川正人教授則對於 Thomas Hyde 的 White map 甚感興趣，特別是關於中國東北邊界，並提問到，經過十七世紀的明清易代，這些標記如何繼續繪製、流傳？卜教授回應，這類廣泛流傳的華夷圖最讓人感到有意思的就是其邊界繪製：在頂部有長城橫亙，黃河水則在左手邊，不過其中卻沒有關於明代或蒙古位置的任何描述。目前還不是很清楚長城在圖中世界的作用，以及城內外的世界存在怎樣的關係。大體說來，華夷圖並不是很關注邊界，因為如果皇帝真的是這個世界的統治者，那麼邊界問題就不是那麼重要。Thomas Hyde 想做的大概只是儘可能地多瞭解這塊區域。卜教授進一步補充，在《康熙皇輿全覽圖》之前，沒有任何一張地圖將清帝國標示出來，他推測這可能是因為歐洲人本就知悉此事。

　　最後，關於十七世紀中國的地圖與歐洲地圖的交流問題，卜教授強調歐洲傳教士帶來的地圖對於中國地圖的繪製影響是漸進的，很多新的元素和地理知識進入到中國。同時，我們也可以見到中國人們仍舊使用既有的繪製地圖的傳統製作地圖。而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十七世紀中國開始出現「全圖」這項新的傳統。

^[1] Abraham Ortelius 製於 1584 年的世界地圖僅 25 × 50 公分，Gerardus Mercator、Jodocus Hondius、Nicolas Sanson 等人作的兩半球圖也僅略大一些。就卜教授所見，同時期的歐洲只有一幅由 Luis Teixeira 製作、在 1604 年於安特惠普印出的地圖要更大，計 113 × 230 公分。但這是例外中的例外。

^[2] 卜教授特別提到，假使是位更具反思力的歐洲讀者，可能會回憶起歐洲早期的世界地圖 (mappae mundi) 傳統。早期世界地圖大抵侷限在環地中海地區，且對於較近且熟悉的地區，往往會誇大其面積，並縮小較遠區域。以保存在赫里福德座堂 (Hereford Catherdrel) 的世界地圖為例，此圖以耶路撒冷為中心，繞以歐洲、非洲、部分中東，以及地中海。波斯灣在此圖中至多僅占 20% 的面積。

^[3] Ortelius 的《寰宇概觀》儘管比 Dourado 的地圖所載年分早上六年，不過卜教授認為，仍無法據此判定 Ortelius 必然比 Dourado 更早——這是因為 Ortelius 的書係基於大量二手研究與製圖而成，Dourado 不大可能去仿製 Ortelius 的圖。

^[4] 值得一提的是，在 Ortelius 版本的星宿海旁還有一段說明文字，宣稱此湖在 1557 年曾發生一場大水，淹沒了七座城市與無數百姓，結果提到「一名蒙古小孩在樹幹中倖存下來」。

^[5] 註釋 1 所提到的略大於曹君義圖的 Teixeira 地圖 (1604)，以及荷蘭製圖師 Jodocus Hondius 於 1606、1607 年繪製的地圖中，中國基本都呈現這樣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