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麗完教授演講「邊防、跨界與臺灣熟番歷史變遷：以大傑巔社與新港社為中心 (1700-1800)」紀要

　　臺灣在進入清帝國統治後，受到清帝國的族群分類政策影響，依據人群被官方統治的關係和稅餉制度，區分成臺灣南島語族以及漢人移民兩大族群範疇。前者又被分為熟番、化番、生番等類別，並且劃設番界以區隔未服從統治的生番與服從統治的其他人群。

　　洪麗完教授長期研究平埔族群歷史，近十年來也注意清帝國邊疆台灣沿山邊境即番界附近的歷史分析。本次演講為洪教授正在撰寫關於沿山歷史新書的一部分，主題是清代的邊防與人群跨界，其中主要討論的新港社和大傑巔社，即屬於「熟番」的類別。基本上，熟番在漢人移民的發展下，生計受到威脅，因此持續跨越官方劃設的番界，在所謂的「界外」開墾。清帝國對於持續的「跨界」行動之回應，則是徵召熟番為維護邊境安全的隘防武力，並建立番屯制度以作為他們守護邊界的回報。洪教授指出，過去關於熟番的歷史研究，多集中於土地流失、「漢化」、遷徙、部落關係，以及熟番與國家的衝突，較少分析邊防作為國家政策對於熟番社會的影響。本次演講就是洪教授根據清代檔案、土地文書、田野調查、口述集體記憶，來討論清帝國的邊疆統治政策，以及跨越邊界的熟番、漢人、清帝國三者之間，如何在「跨界」政治上互相回應彼此的行動。

　　洪教授首先以 1760 年新港社賣地給漢人的「賣契」，以及 1770 年官方發布的「給發三重埔張掛曉諭」兩份史料，說明新港社人在受命守隘之前，就已跨出番界在羅漢內門區域（今高雄市內門區）開墾。根據日本時代的採訪，帶領新港社人越界開墾的是大里堯、大里觀、機振芳三人。大傑巔社的狀況和新港社類似，他們甚至比新港社更早跨出界外，並在通事可安、土目瑯琳的帶領下，獲准駐紮在六張犁隘口，取代綠營官兵，防禦生番的出沒。根據口述資料，大傑巔社人曾在 1753 年受命討伐生番，功成後獲准在六張犁的界外各地聚居。從口述資料與官方資料的時間落差也可看出，事實是大傑巔社越界在前，官方正式准許駐紮守隘在後。

　　清政府規定羅漢內門地區的熟番田園，不得找來漢人代為耕種。但實際上熟番受官府徵召執行隘防任務，無暇耕種，所以通常會將土地租予或出售給漢人耕種。因此，漢人移民仍不斷移入此地區，並以熟番佃人的身分取得可以合法開墾的田地，形成熟番與漢人混居的結果。這樣的族群結構，使熟番與漢人在此發展出「埔底租」的制度。此制度與臺灣其他地方的大小租關係不同，特點在於漢人即使買斷熟番社地，仍然必須繳納少許租谷（同「穀」）給熟番。如此熟番守隘、漢人開墾的結果，呈現在 1784 年的「紫線番界圖」。在該圖上，土牛紅線界外的已墾田園 87.7% 為民耕田，81% 為民耕園，可見官方禁止漢人入墾的政策已成具文，地方社會實際上已不在官方原先設定的腳本下發展。換言之，清政府的番界政策無法落實，不論漢人或是熟番都不斷往界外移動。同樣的狀況在中部臺灣就可以更具體、明顯看出紅線、藍線、紫線、綠線，以及黃線（中部地區性番界，顏色為講者所標），都不斷往東移動。在此變化下，生番為最大的受害者。不斷擴張的番界限制了生番的生活空間，種下生番不滿的種子，以及漢番之間的衝突因素。

　　正如前述，為了避免清政府統治下的人群與生番之間的衝突，清政府開始徵召熟番守隘，並設立番屯以作為回報。在林爽文事件後，清政府更確認了熟番為可用之國家武力，在全臺灣實施番屯制。一般來說，官方撥給屯番的養贍埔地主要是土牛界外的未墾荒地，但是台灣縣境的大傑巔、新港、卓猴三社的養贍埔地卻不在臺灣縣內，反而遠在屏東平原。這顯示臺灣縣境內的界外未墾地早已所剩無幾，反映羅漢內、外門（今高雄市旗山區）界外在十八世紀中葉早已被奉命守隘的熟番與漢佃所開墾的既成事實。

　　洪教授認為，臺灣縣沿山地帶在十八世紀中葉劃設番界的中間地帶，是以熟番口糧田、漢墾戶報陞的科田，以及少數隘田的面貌呈現。這既非施添福教授所說的「平埔族保留區」，也不是柯志明教授所指族群三層制中的「熟番居中」。在此呈現的清帝國邊區政策，其實更接近邵式柏 (John R. Shepherd) 的「理性計算說」。也就是說，熟番早已在此，官方在計算統治成本及稅收效益後只是承認既成事實，將他們找來守隘，並合法化他們在原界外的存在。

　　接著，洪教授將目光轉向守隘與認同的關係。由於清政府徵召熟番執行邊防的政策，提供熟番生計保障，使已經四散的熟番再度聚集起來，但熟番的認同變化仍取決於他們與優勢族群的互動。大傑巔社雖然維持傳統的老祖信仰，但也接受漢人俗信，並認同當地優勢的福佬族群。洪教授也以北部桃園龍潭陂（今桃園市龍潭區）的霄裡社作為比較，霄裡社同樣受命守隘，他們長期與客家人相處，生活、建築、認同都同化於客家人。只有放棄傳統信仰，改信基督教的新港社人，還保持熟番的認同。對於新港社的選擇，已有學者指出與「醫療傳教」和「靠番仔勢」（指依靠西洋番勢力）有關；但洪教授認為，不同熟番人群的選擇，通常依據控制地方社會的優勢人群而定，之後再決定是否接受新宗教。此互動是雙向的，例如漢人買了熟番地，他們也不敢不拜原先祭祀的老祖；熟番則是模仿漢人將老祖加上姓氏。

　　最後，洪教授總結，清政府將人群分為漢人和熟番，被歸類為熟番的原住民也內化此一分類，自認為熟番。熟番作為臺灣的弱勢族群，會選擇融入漢人社會或利用教會保護自己。此一多元性，呼應新清史的討論，亦即清帝國並不像過去傳統王朝採取「以華變夷」的策略，羅漢內門這個邊區所出現的熟番「漢化」現象，只是一個偶然的意外。

　　演講結束後，由臺史所陳宗仁教授進行與談。陳教授首先指出，從新清史的角度來看，清帝國將整個帝國的邊疆地帶都視為他們的統治邊區。但邊區是一個動態演進的概念，有帝國的統治才會有邊區的出現。康熙時期整個臺灣都是邊區，但乾隆時期可能只有沿山地區才是邊區。為反映這個推進的過程，陳教授認為可將臺灣作為邊區，與中國西南做一比較研究。

　　陳教授也指出，傳統臺灣史有「原住民流離說」，洪教授所說「邊境讓已星散四處的熟番再度聚集」呼應了這個傳統說法。但陳教授認為流離說是個不精準的說法，流離說認為原住民土地通過契約買賣而流失，但卻不會持流離說來衡量漢人家族。如陳秋坤教授從社會經濟的角度探討土地流失，指出長期以來漢人的大地主、大租戶都走向崩解。在此情況下漢人家族分家析產則被說是移民、拓墾，但同樣的狀況在原住民卻被說成流離。就以屏東平原來說，我們不能說熟番是被壓迫才去沿山地帶，他們原本就在那裡生活了。因此陳教授認為洪教授研究的貢獻，在於發現清政府設置官隘去確保番界的存在，但設置官隘同時又破壞了番界的效果。熟番本來就是一股在地活動的勢力，當官府需要他們時，他們也樂於被利用去守隘。陳教授稱讚洪教授的研究讓我們忘掉過去的理論，重新從史料和田野的角度去看待此問題。

　　不過陳教授也很好奇新港社信仰基督教與認同的因果關係為何？他們如何「靠番仔勢」？陳教授指出，新港社在清末的選擇與十七世紀荷蘭人剛來臺灣時相當類似，都是看到強大的集團來就馬上接近，以求生存。因此，他建議我們不要把各族群當作同質的群體，應該要把熟番這個觀念拆解掉，個別看待人群面臨外力時的選擇。

　　洪教授回應，強調邊境讓四散的社人再次聚集，是新港社人自己的說法。至於新港社如何「靠番仔勢」，究竟是因為他們夠強勢，所以可以無須理會其他強勢族群，自己去改信基督教；抑或是正因他們弱勢，才要「靠番仔勢」？洪教授將此視為一個新議題，期待年輕學者繼續處理信仰與認同的因果關係，以期有新想法出現。

　　接下來的問答討論，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蘇峰楠博士就教洪教授選擇羅漢門地區作為分析對象的考量，是因為這裡的獨特性，或是未來打算以新港社作為例子再去看周邊地區？洪教授回答這和「安撫番租」（大武壠熟番及漢移民取得土地等資源，繳納給當地內優社生番的回饋）的研究有關，撫番租的存在顯示熟番、漢人早已進入楠仔仙溪、荖濃溪流域等界外與生番互動，所以接續安撫番租地討論，也以更南方的將羅漢內門區域作為研究對象。此外，羅漢門地理位置重要，為入山孔道，常成為抗清勢力重要地點；除了朱一貴動亂外，也發生黃教等重大事件，值得深入分析。

　　臺史所林文凱教授回應洪教授的演講與陳教授的與談，認為過去的流離說、消極統治說都有問題。但從經濟倫理的角度來說，漢人與熟番典賣或將土地租佃出去的意涵並不相同，漢人的土地經營帶有營利性的經濟倫理在，熟番則沒有將土地的典賣或租佃收益再投資，是一個坐吃山空的狀況。因此我們不能否認熟番地權在清代被侵逼的現象，即使有國家政策保護，但熟番的經濟倫理仍導致土地權利繼續流失。臺史所許雪姬教授也補充，關於清政府積極或消極統治臺灣，中研院人社中心的湯熙勇教授已經提過積極統治的說法。

　　最後東華大學康培德教授指出，霄裡社和大傑巔社在當地都不是優勢族群，只有新港社在高雄的木柵一帶人口較多。在避免近親通婚的前提下，人口數決定了通婚的對象。不過改信基督教之後，因為傾向與基督徒結婚，這樣的偏好可能設定了一個框架，保持了平埔族的認同。洪教授在文章中已經有提到這個議題，可以再強化。對此，洪教授認為要用另一篇文章來處理，此外使用日本時代的史料來討論平埔族的婚姻問題，已有學者（包括洪教授自己）做過相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