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楊教授演講「金瓶鑄就:大清帝國與活佛轉世」紀要

 
講題: 金瓶鑄就:大清帝國與活佛轉世 (Forging the Golden Urn: The Qing Empire and the Politics of Reincarnation in Tibet)
主講人: 歐楊 (Max Gordon Oidtmann) 教授(美國喬治城大學卡達分校)
主持人: 李仁淵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時間: 2019 年 5 月 28 日(二)下午 3:00 至 5: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研究大樓 703 會議室
撰寫人: 孔令偉(哥倫比亞大學東亞暨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訪問學員)
 
歐楊教授演講「金瓶鑄就:大清帝國與活佛轉世」紀要
 

  提到西藏,許多人便會立刻聯想到藏傳佛教;而談起藏傳佛教,不少人腦海中則會浮現出所謂「活佛轉世」、「政教合一」等關鍵詞。中文世界的讀者雖對「活佛轉世」一詞並不陌生,然而關於活佛轉世的歷史淵源、制度發展以及社會影響等層面,則仍有許多具體議題有待研究者進一步推進。進一步而言,活佛轉世乃至於藏傳佛教的歷史發展,對於晚期帝制中國的研究而言,不啻是重大的宗教議題,同時與帝國建構以及身分認同亦有十分密切的關聯性。關於此課題,近年來諸如滕華瑞 (Gray Tuttle) 教授、艾鴻展 (Johan Elverskog) 教授等蒙藏學學者皆有所論述,而本次講者歐楊 (Max Oidtmann) 教授的演講內容,正是通過對活佛轉世相關史實進行具體研究的基礎之上,進一步探討大清帝國與藏傳佛教之間的互動關係。

  此次演講主題「金瓶鑄就:大清帝國與活佛轉世」,實際上源自歐楊教授 2018 年於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付梓之專著 Forging the Golden Urn: The Qing Empire and the Politics of Reincarnation in Tibet。該書改寫、擴充自作者哈佛大學博士畢業論文,其中利用大量漢、滿、藏文等多語種史料,尤其是大量未刊之清代檔案,對於活佛轉世制度提出了一定的原創見解,可說是關於此研究課題的新銳之作。

  演講伊始,歐楊教授首先介紹其關於金瓶掣籤的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基於對十八至十九世紀西藏和藏區社會史以及清代邊疆治理和法律文化的研究興趣,歐楊教授最初在哈佛大學圖書館中發現了光緒朝駐藏大臣所書寫的滿文檔冊,並在閱讀該史料的過程中逐步體察到活佛轉世此一研究課題的重要性與爭議性。對當代中國學界來說,歷史時期的金瓶掣籤被視為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主權體現,是中華民族的重要象徵;對海外學界而言,所謂的活佛轉世制度更像是清王朝為了控管內亞民族勢力的一種政治工具,從而將作為中央權威延伸的活佛轉世制度視為藏人地方勢力的對立面。然而,歐楊教授試圖跳脫民族主義的話語體系,在這兩種歷史敘事之外為作為歷史現象的活佛轉世提出不同的詮釋觀點,進而回答清朝為何確立活佛轉世制度,並探討其背後是否有一種宗教理論的運作作為其支持。

  通過研究清代檔案等多語種史料,歐楊教授歸結出清代活佛轉世的特色。首先,清廷所確立的活佛轉世制度,其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護藏傳佛教格魯派的正統地位,並監督格魯派中具有宗教領袖地位的活佛,而不完全是為了抑制蒙藏地方貴族勢力的政教活動。其次,清政府真正想打壓的,與其說是蒙藏地方貴族,不如說是西藏傳統護法神神諭政治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在西藏政治傳統中,護法神(藏文 chos skyong,清代漢文文獻音寫為「吹忠」)的神諭具有十分關鍵的地位,在面臨如尋找轉世靈童、對外作戰等重大政教議題時,西藏政府往往會通過巫祝請示神諭作為決策依據。而在十八世紀清朝勢力逐步進入西藏後,清朝官員開始試圖控制、改造西藏原有的神諭政治模式,以便達成體現清朝在西藏的神諭主權 (Divination sovereignty) 的政治目的。第三,通過活佛轉世議題的相關實踐,可以觀察清朝在內亞的政策制訂過程。相較於清代官書往往合理並簡化清廷的邊疆治理過程,檔案中卻反映出清朝在西藏的統治過程實際上充滿著複雜的不確定性。第四,活佛轉世制度的確立與清廷以及邊疆地區間的訊息流通有著密切關聯。第五,要探討活佛轉世制度,除了清廷所發揮的政治影響力外,也需要注意格魯派菁英階層所扮演的角色。

  關於金瓶掣籤的起源,過去有不少學者往往引用 1792 年乾隆帝的〈喇嘛說〉,然而清代多語檔案所反映出的歷史事實卻更為複雜曲折。歐楊教授認為,金瓶掣籤的概念並非清朝的憑空創造,而是部分參考了明代吏部的掣籤法。換句話說,被視為帶有濃厚內亞色彩的金瓶掣籤,實際上與中原政治傳統亦息息相關。關於清廷制定金瓶掣籤的原因,可以追溯至 1788 年與 1791 年的兩次廓爾喀戰爭期間,當時清廷將西藏的統治危機歸咎於吹忠「占卜惑眾」,也因此 1792 年乾隆帝與滿蒙藏政教菁英開始提出以金瓶掣籤取代護法神諭作為活佛轉世的依據,藉此加強清廷在西藏的統治。值得注意的是,1792 至 1793 年間金瓶掣籤的概念化與制度化,並不單純是乾隆帝個人意志與君主權威的展現,而是清廷不斷與蒙藏佛教界協商、折衷的結果,其中駐錫在承德的蒙藏佛教人士曾發揮過重大作用。而隨後在乾隆帝的授意下,清廷也試圖將金瓶掣籤從宗教儀式設為法規定例,並通過佛教話語建構一套將金瓶掣籤合法化的神權理論。在清廷與蒙藏佛教上層協調下所誕生的金瓶掣籤制度,也隨著藏傳佛教菁英的詮釋與實踐而有在地化的趨勢。通過對拉卜楞寺第三世嘉木樣活佛的轉世過程的具體分析,歐楊教授指出,土觀活佛等與清廷有所聯繫的佛教界領袖曾試圖調和清廷所主導的金瓶掣籤體制與藏傳佛教內部傳統之間的意見分歧。而從十八世紀九零年代至十九世紀六零年代之間,佛教界菁英試圖通過藏文書寫來重塑關於活佛轉世的具體過程,藉此符合金瓶掣籤的話語規範,這也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內亞佛教圈的歷史記憶。

  透過對金瓶掣籤進行具體研究,歐楊教授將活佛轉世放置在歷史脈絡中,藉此為學界理解清代邊疆治理中信仰與法律等層面提供了獨到的觀察。歐楊教授總結,身為滿人的乾隆帝雖有強烈的內亞性格,然而在邊疆治理中他仍參照了中原「修其教不易其俗」的政治傳統。另一方面,乾隆帝本人雖信仰藏傳佛教,然而清廷與藏地之間的互動並非單純的施供關係,史家也需注意清廷曾藉由操作信仰維持其統治利益。而通過金瓶掣籤的制度化,清朝在帝國建構的過程中曾強調法律的核心地位,這點與大英帝國通過法律合理化其殖民進程有一定程度的可比性。除了清廷自上而下的邊疆治理政策外,也需要關注藏傳佛教格魯派對其話語體系的容受與轉化。格魯派上層之所以願意支持清廷所主導的金瓶掣籤,應是考量此一制度不僅有助於將尋找活佛轉世的過程規範化,同時也有助於集中甘丹頗章政府的權力。

  演講結束後,歐楊教授與在場學者圍繞著清代活佛轉世、宗教政策與邊疆治理等議題進行相關討論,如清朝是否確實控制並左右活佛轉世的過程與結果?歐楊教授認為,在金瓶掣籤的儀式中,清朝官員雖然在場,但在一般情況下他們未必有積極干預的意圖。至於活佛幼年教育,清廷亦未多加干預,總體來說清朝官方真正在意的,還是在於通過維繫活佛轉世制度的正常運作,以避免地方矛盾的發生。此外,清代有些轉世活佛的認證並未經過金瓶掣籤,該如何理解這種現象?歐楊教授指出,據其研究,十八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轉世活佛多數經過金瓶掣籤的認證過程,從整體歷史趨勢來看不宜過分強調金瓶的使用與否。歐楊教授曾根據雍和宮史料、滿文寄信檔、軍機處滿文錄副等清代檔案,表列歷代轉世活佛是否經由金瓶掣籤,附錄於其近著《金瓶鑄就》(Forging the Golden Urn) 書後(頁 231-234),可供參考。不過,關於金瓶掣籤在藏地的實踐情況,筆者個人認為僅憑清代檔案中的記述並無法完全回答此問題,因為未經過金瓶掣籤便被藏人社群認可的轉世活佛,其案例自然不會被載入清朝官方檔案中。然而這些未經金瓶掣籤的轉世活佛,是否就完全無影響力而不被清廷所認可?仍值得未來研究者進一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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