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瓊云教授演講「教育、感知、生活——《日記故事》與近世中國通俗忠觀」紀要

 
講題: 教育、感知、生活——《日記故事》與近世中國通俗忠觀
主講人: 劉瓊云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主持人: 胡曉真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時間: 2019 年 3 月 25 日(一)上午 10:00 至下午 12: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二樓會議室
撰寫人: 羅珮瑄(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劉瓊云教授演講「教育、感知、生活——《日記故事》與近世中國通俗忠觀」紀要
 

  本次演講為中研院文哲所例行學術討論會,由劉瓊云教授發表近期研究成果。劉教授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早期研究從神魔小說出發,之後進一步探討戰亂、歷史記憶及想像虛構之間的關係。在處理明清重大政治事件如何在文人書寫與小說戲曲中被記述、記憶的問題時,劉教授注意到倫理價值體系與當時社會記憶工程兩者間密切互動,其中牽動社群公領域政治話語和道德想像尤力者,非「忠」莫屬,於是開始關注宋元以降及至晚明出版文化蓬勃發展,「忠觀」在書籍中的表現形式和傳播樣態。曾先撰文討論明代《忠經》版本和忠文化,此次以道德類書《日記故事》為主要材料,進一步考察「忠」此一倫理條目如何透過書籍媒介「具象化」、「通俗化」傳播,並檢視其內涵變化。

  《日記故事》版本眾多,中、日、韓及歐美圖書館中皆有收藏。學者統計現存可見版本約三十種。此書自上世紀後期,因日本學者酒井忠夫對明代日用類書與庶民教育關係的研究,開始得到較多學界重視。不過之後酒井教授的關懷重點更在於善書和日用類書,中外學界對於類書材料的關注方向大致近似,相對而言,道德故事類書討論較少,目前研究主要還是從版本考察、「二十四孝」形成和傳統蒙學的角度切入。劉教授則嘗試透過考察書籍形制、使用方式、編輯考量、文圖關係,探索故事類書形塑通俗忠觀的可能作用。

  此次演講劉教授以所得見十二部明代版本為基礎資料,聚焦討論、比較當中完整且別具特色的朝鮮本、鄭世豪本和劉龍田本。劉教授說明現存最早的《日記故事》,是熊大木刊刻於嘉靖二十一年 (1542) 的《新刊大字分類校正日記故事大全》,但由於此本僅有一篇熊大木的簡短序文,卷二以及收錄「忠德」故事的卷九、卷十大半殘缺嚴重。相對於此,朝鮮本刊印品質更為精良,序跋資料則最為豐富,故本次演講由此出發。朝鮮本與熊大木本皆承襲元代以來建陽刊行書籍常見的「上圖下文」形式。前者現藏於日本名古屋蓬佐文庫,標題全名《新增圖像小學日記故事大全》,為嘉靖四十五年 (1566) 朝鮮四字堂錦溪刊本,有初編者元代虞韶的序,清楚說明編纂意圖和編選標準;第二位編者管昫弘治十年序,說明其改動調整原則,並做題綱說明書中故事分類的要義;書末有「勤有書堂」牌記,以及朝鮮官員「奉正大夫行錦山郡守兼春秋館編修官李義臣」所做跋文,說明其見到此書「唐本」,深愛之並請於監司柳昌門刊刻傳佈的經過。

  閩建書林鄭世豪刊行於萬曆甲午年 (1594) 的《鼎鐫校增評註五倫日記故事大全》自我標榜「是編有助科考」,不同於先前版本上圖下文的形式,該本擇取少量故事給予全幅插圖,並在正文上欄加入大量評註文字:或補充史傳細節、或徵引如朱熹《資治通鑑綱目》、宋代胡寅 (1098-1156) 《致堂讀史管見》、范祖禹 (1041-1098) 《唐鑒》、明代丁奉 (1480-1542) 《通鑑節要》等史論評述。故事類目的編排也不同於早期依據《大學》修、齊、治、平次第,而是將「忠君」類故事置於第一卷,其中以八則「明君」故事為首,內涵早期忠觀視「忠」不專為臣德,亦為君德的理念。此本現藏於日本東京尊經閣文庫。另外閩建書林劉龍田刊刻於萬曆年間的《新鍥類解官樣日記故事大全》現僅存和刻本。該本聲稱為晚明著名書法家張瑞圖所校,品質精良,忠德故事暴力色彩突出,也是在日本江戶時期最廣被翻刻的《日記故事》版本。

  劉教授先介紹《日記故事》一般表現形式:每則標題基本上為四字,詞彙組成大體包含主角人物、行動或重要象徵物件,以資提綱挈領;敘事開頭首先標誌故事主人翁時代;文中重要人名、地名、詞彙之下常見雙行小字註解;故事出處多節錄自正史、《資治通鑑》、《宋代名臣言行錄》等經典史書。有些版本配圖,但圖像的大小、精粗、數量則不同版本作法不盡相同。

  《日記故事》初編者虞韶的相關記載,現僅見於《八閩通誌》。從中可知虞韶為宋末元初閩北建寧府人,地近當時刻書中心建安,參與編書活動。所撰〈小學日記序〉首先表示其書取法楊億家訓和朱熹《小學》,取古人嘉言善行,俗說講授,日積月累,以養良知良能使之「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類目編排從事親敬長、隆師親友到行己治家,待人應物,最終「達於忠君蒞官」之際。卷九、卷十「忠」類故事下又細分條目,大致可歸為三類:諫諍、節義、任官理政。劉教授指出,按《忠經》大旨,任官理政其實最為重要,「沉謀潛運,正國安人」乃忠道之「常」,暴力衝突和戰爭死節屬「非常」狀況,需加以節制。但《日記故事》往往先標舉「熱血型」的節義忠烈和諫諍故事,再繼之以「蒞官」類任官理政故事。而且刊刻水準越高的版本,通常「蒞官」類故事數量較多,品質較差的版本中,「蒞官」類故事數量則明顯降低,相對諫諍、節義比例增高,後兩者始終是「忠德」故事中最明顯的主題。

  朝鮮本忠諫類故事依據衝突的強度可畫出一道光譜,激烈的一端如(漢)朱雲〈攀折殿檻〉、(後漢)申屠剛〈頭軔輿輪〉、(唐)陽城〈欲壞相麻〉、(宋)馬正惠〈幾擊同列〉等「鯁直」類型,凸顯忠諫之臣不畏皇權、奸佞挺身抗爭的積極、甚至衝撞行為。冷靜沈著的一端則以宋代事例最多,如「言責」類中(宋)陳恕〈斂板復奏〉、(宋)趙普〈補奏復進〉、(宋)劉安世〈號殿上虎〉、(宋)魯宗道〈題曰魯直〉,當中諫臣的姿態都是先「退止」再「復進」、「復奏」,冷靜但堅持不懈。這些簡短的敘述聚焦在一個個忠德人物的言行身姿,從中「體現」意義。相較正史傳記對個人生平長篇的紀錄,《日記故事》抽取當中生命片刻,歷朝歷代凝結特寫,像照片一樣排列出來,構成一套意義系統。這些故事類型環繞著意見相左的君臣角力,在身動與言責、激進與靜退之間,形成「衝突與和解」的基本結構,透露出忠德內部固有的君臣緊張關係,以及編者調和的努力。

  節義類故事背後隱約可見一條「華夷」脈絡,為數相當多的故事皆涉及安史之亂與宋元易代的歷史背景。相較於「忠諫」類故事多以君臣角力為核心,衝突需要調和,「節義」類故事面對異族戰爭,暴力、辱罵元素躍然紙上。尤其萬曆年間標榜「溫陵張瑞圖校」的劉龍田本中,「臣道」故事的標題和內容愈形聳動,此本不僅將顏杲卿與孫揆故事標題從「瞋目罵賊」、「罵賊至死」改為「噉肉斷舌」、「解鋸束板」,並且加入了許多其他各版《日記故事》少見的忠節事例,包括殷商比干「死甘剖心」、春秋秦國禽息「擊車爛腦」、春秋衛國「弘演納肝」、東漢臧洪「烹妾食將」、唐代安金藏「剖心停鞫」、明代濮真「剖心示虜」。

  劉教授並注意到這幾部《日記故事》中圖文關係的變化。例如孫揆受鋸解之刑,朝鮮本插圖的構圖可能承繼了佛教「鋸解地獄」的表現格套;又如張巡、許遠分城死守的插圖,雲帶飄飄的張巡位在畫面高處,雲在腳下,兩側有護衛侍從,寫實程度並不高,應視為對理想忠臣意態的轉譯,同時也可能是民間對張巡神格化的想像。此外鄭世豪本中楊邦義故事的大幅插圖,甚至出現一圖當中結合不同人物故事的情況。此處正文敘述楊邦義面對金朝將領兀朮,拒降不屈受刑而死之事,上欄評註補充「元末陳友諒寇太平縣,判花雲迎戰,大罵,賊怒,碎雲首,縛于舟檣,叢射之,與此忠義同。」插圖頂端橫幅題「願為趙氏鬼」,取自楊邦義事,圖中描繪忠臣受縛於一桅杆高處,射手隔水張弓準備發箭,則顯然是花雲故事。而構圖使忠臣位於高處,射手從下方仰望,前者雖是跪姿,卻呈現出象徵得道渾圓飽滿的身體。可能因為兩個故事皆發生在南京附近長江邊上,圖中船下水波、岸邊垂柳、飽張之弓、風動旗飄,富於各式圓弧線條和流動意象,致使其視覺效果不止於表達特定事件,同時美化了受難忠臣的形象。

  最後劉教授指出,儘管《日記故事》最初設定為童蒙書籍,但《日記故事》用例資料中顯示這部書的閱讀群體、階層和使用情境,其實更為多元豐富。明代文集中常見節婦口授《日記故事》教育子女,顯示很多女性能夠記誦故事,並在婦孺等家族聚會的場合彼此講說娛樂;也有父親如黃道周 (1585-1646) 將《日記故事》列入二子「閱讀書單」」。明人馮繼科纂修《(嘉靖)建陽縣志》所載地方社學刻書目錄,將它列在「諸史類」下,另外福建漳州人朱天球督學山東時所刊刻的版本,則是提供社學使用,內容較為得體,標題也沒那麼聳動。黃佐 (1490-1566) 《泰泉鄉禮》中教化廣東邊區鄉校的教學內容,郭應聘 (1520-1586) 巡撫廣西教導當地幾為猺俗同化的漢族子弟,皆採用《日記故事》,可見這部書在明代作為士紳家庭與學校教育教材,使用範圍的廣度。

  除此之外,《日記故事》也出現在明代小說戲曲之中。王衡 (1561-1609) 雜劇作品《鬱輪袍》和話本小說《西湖二集》〈愚郡守玉殿生春〉兩個例子,無論是用以標誌士子無才,或幫助憨直考生中舉,都直接引用《日記故事》作為科舉初級讀物的代表,暗示此書在當時廣為人知。日本學者小川陽一注意到話本小說《三言》、《二拍》中的入話及正文故事,經常同見於《日記故事》以及《陰騭文圖說》、《勸戒全書》、《迪吉錄》等「善書」類文本,可見當時有為數不少的道德故事,流動於晚明文學史中慣常被定位為「小說」的作品與「非」小說文本之間,這些文本跨越文類,穿梭在小說、戲曲之間,形成一種故事網絡。

  劉教授總結,儘管現代研究將《日記故事》定位為「蒙書」、「道德類書」,確實掌握到了這類讀物以「幼學」、教化為編輯宗旨的特質,但還必須注意到《日記故事》傳遞流播的空間,當不限於學堂與士紳家庭。若將《日記故事》置於更大的文化生產與社會實踐場域思考,這些從家庭、地方學校開始講授的歷史人物事蹟,又可與戲劇、說書等公共展演形式相連貫,共同串接形成一價值系統表述網絡。除了教化主題,《日記故事》還是極佳的歷史知識來源。這些歷史典故不僅有助科舉作文引證舉例,以古論今,仕子之外,即使是幼童與教育程度有限的讀者,看戲聽書也多半要遇上擊賊笏、常山舌、睢陽齒的典故,娛樂活動與相關歷史知識的涵養同時並行;城市遊俠、地方耆老在地方上立身行事、排紛解難、說理服人,也派得上用場。從娛樂、教育到公眾事務,這些人物故事指引著近世社會大眾對於忠良奸邪的區分、政治人物言行的評判、各層人倫關係與道德是非的理解與想像。

  現場討論熱烈,楊玉成教授補充從倫理和權力關係的角度來看,中古時期忠的倫理是俠客式的犧牲,宋明理學強調明心見性,兩者可說是利他的倫理和主體的倫理之間的衝突,而宋代言責故事所展現出來文人的從容,與庶民百姓感興趣的抗爭主題,從中可見讀者階層的差異。胡曉真教授針對題目中「近世」一詞的時段指涉提問。廖肇亨教授提點福建地域在晚明書籍對日傳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晚明通俗文學對宋代歷史人物的重構。李明輝教授提醒忠與孝兩者間互有滲透,在身分和階層上不同的認知與實踐。黃冠閔教授和劉柏宏教授指出忠的身體觀,除了歷史知識與視覺美化,還有政治禮儀和國家暴力規訓的面向值得考慮。彭小妍教授從教化到日常生活 (everyday life) 的實踐理論出發,建議演講中分析的「諫諍」主題與晚清到五四時期頻繁的自殺現象,或可在傳統忠觀到現代愛國主義的脈絡下一起思考。最後,黃冠閔教授和胡曉真教授在圖像解圖方法上提醒,圖像可能會改變研究者對於不同版本之間幾乎一樣的文字敘述的解讀,需考慮商業出版過程中,編輯者、出版者與繪圖者(多半是刻工)如何溝通彼此的意志。

將本篇文章推薦到 推薦到Facebook 推薦到Plurk 推薦到Tw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