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谷浩悅教授演講「晩近日本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動向與課題」紀要

　　藤谷浩悅教授為東京女學館大學退休教授，主要研究清末政治史、社會史以及文化史。著有《湖南省近代政治史研究》(2013)、《戊戌政変の衝撃と日本——日中聯盟論の模索と展開——》(2015) 與論文多篇。藤谷教授首先指出，日本的歷史研究者對於中國近代史的時間起迄看法並不一致。在《史學雜誌》〈回顧與展望〉一文中，曾把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加以區分，但是 2018 年以降，統合為中國近現代史。本次講演旨在回顧晚近日本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動向（以政治、社會、文化為中心），並就今後課題——尤其是資料與國際合作的重要性進行說明。

一、時期區分和地域範圍

　　2010 年前後，日本出版不少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叢書，以 2009 年飯島涉、久保亨、村田雄二郎編纂《シリーズ二十世紀中国史》（全四冊），2010 年吉澤誠一郎、川島真、石川禎浩、久保亨、高原明生、前田宏子、西村成雄執筆《シリーズ中国近現代史》（全六冊）、《岩波講座‧東アジア近現代通史》（全十冊、別冊一冊）最具代表性。這些叢書不但比以前的研究叢書內容更豐富，觀點更新穎，而且更重視歷史深部的潛在動力、特別關注政治事件帶來的社會、文化的現象。這是和各個研究者把什麼確認為歷史變化的驅動力有關的。《岩波講座‧東亞細亞近現代通史》的範圍包含了東南亞細亞、西伯利亞東部、南亞細亞。這些書的編輯者指出，這個現象反應了世界經濟強大過程中的互相依存關係，超越國民國家的關係又加速了各個地方的文化和社會變化。歷史研究是當代與過去的對話。隨著東南亞、印度、大洋洲的經濟發展，日本各大學和研究機關陸續成立以東アジア、アジア太平洋、アジア‧太平洋為名的機構，進行地域研究。例如，神戶大學國際文化學部アジア‧太平洋文化論大講座、早稻田大學大學院アジア太平洋研究科、立命館アジア太平洋大學、慶應大學東アジア研究科、APIR 一般財団法人アジア太平洋研究所等。

二、全球史的觀點

　　全球史是全球範圍的新歷史，注重橫向的地域和人、物質關係與聯繫，特別是人口流動、金融貿易的溝通、歷史事件的內在聯繫和潛在影響、資訊交換和文化傳播。在二十一世紀的潮流下，歷史學者開始反思近代歷史學（重視國民國家 / 民族國家發展史）的研究方法，轉而重視跨國交流、融合與發展。

　　藤谷教授引用羽田正的敘述，回顧日本歷史學的框架和認識變化。二戰以前日本歷史學分西洋史、日本史、東洋史（以中國、中亞為主）三個領域，二戰以後對於歷史三分法進行再思考。1980 年代以降，排除中心性和發現關係性，採取全球史觀點；2011 年，日本各地都有紀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的國際討論會。東京和京都的組委會把國際討論會的論題，定為「グローバルヒストリーのなかの辛亥革命」（從全球史看辛亥革命）國際討論會，即是關心全球史的反映。

三、近代性和近代化

　　吉澤誠一郎採納岸本美緒的「近世化」（十六至十八世紀）觀點，進一步指出「近代」是世界各地的相似性日漸凌駕於差異性之上的時代。飯島涉認為「近代」的特徵是世界規模的類擬性和同時代性，支撐類擬性和同時代性的制度稱為「近代性」構造。換言之，「近代」是追求「近代性」的運動過程，稱為「近代化」。

　　2000 年以後，日本的研究者進行關於政治文化的研究，以小野寺史郎對於國歌、國旗、國慶日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指出，1900 年代的新政可視為國家政治文化變遷的源頭。此外，値得一提的是吉澤誠一郎、高島航、坂元ひろ子、深町英夫、丸田孝志等人的研究，不但關注各種政治儀式和象徵符號、而且這種儀式和符號怎麼樣形成新思考框架和行為模式。

四、國家建設和憲政史

　　1980 年代以後，日本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側重於民國史。此一研究傾向與中國、臺灣、美國的資料、檔案公開和數位化有關。日本對中國「國家建設」的關注，除了國民政府政策（山田辰雄、鹿錫俊、家近亮子、段瑞聰、光田剛、味岡徹等）外，還有北京政府，特別聚焦於袁世凱政權以及北洋軍閥的外交、軍事、實業、財政，以及教育政策（曾田三郎、金子肇）。

　　2000 年以後，中國憲政的研究方面，不但對個別議會制度進行實證研究，亦加強分析清末到現代的通史脈絡。代表性著作為石塚迅、中村元哉、山本真合著《憲政と近現代中国——国家、社会、個人》(2010)。

五、關於性別的研究

　　1990 以後，日本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者開始展開對「性別」的歷史研究。性別是社會性的屬性，伴隨文化形成。性別的歷史包括男性性和女性性的歷史。坂元ひろ子透過纏足的廢止和優生學的流行，研究國民的標準化變遷和性別的再構築。小浜正子則提倡歷史研究上的「性別主流化」，是以性別作為重點的歷史觀。此外，日本的性別研究透過服裝和髮型分析男性性與女性性的問題，如兩個典型例子：減去髮辮與穿著中山裝。

　　東亞性別秩序的再構築，是伴隨日本殖民、資本擴大、民族獨立、女性和男性的變化願望展開的複雜和重疊的道路。伊藤るり等人合著《モダンガールと植民地的近代：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帝国．資本．ジェンダー》(2010) 即是代表。

六、地域社會研究

　　1980 年代以後，日本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者的關注視野有三大轉變。第一、從中央政治到地方政治，第二、從政治史到社會、文化史，第三、從上層社會到基層社會。山本真〈中国近現代社会史研究の現状と課題〉(2018)，歸納了日本的中國社會史研究中的九大課題。佐藤仁史、今井駿、田中比呂志、山本真、蒲豊彥、荒武達朗、內山雅生等研究者，關注各地域的基層與全體構造，以地域社會的「場（界域）」為研究對象；除了制度外，還有圍繞「場」的關係網絡。

七、秘密結社和宗教結社

　　很多研究者在分析清代以後的社會結構時，指出除了地緣和血緣外，還有神緣（宗族和祕密結社）。秘密結社是依靠血緣與江湖結義方式建立的利益團體，日本研究者透過其在各地方的實際狀況、與政治黨派的關係、和民間文化的關係進行研究。武內房司將 1920 年前後出現的同善社、悟善社、萬國道德會等團體稱為民眾宗教團體（救世團體）。這些團體的出現，造成世界宗教與宗教跨越國界的現象，體現了超越國民國家的趨勢。

八、民眾的生活和反抗

　　近代民眾運動與前近代農民運動不同，是隨著城市崛起而產生的。1990 年以後，社會史研究者開始注重民眾生活，由於缺乏民眾記載自己日常生活的資料，部分研究者除了查閱中國資料外，還廣泛涉獵外國資料來研究民眾生活。如山本真、蒲豊彥、武內房司、土肥步重視美國、英國、法國保存的傳教士檔案；而佐藤仁史用竹枝詩、藤谷教授利用揭帖和傳單來分析民眾的心理和行動。

　　日本學界在民眾運動研究中需要解決的課題，是對於記錄資料較少的民眾社會應如何切入。衛藤安奈在研究工人運動的時候，用社會性別的方法提出新的觀点。藤谷教授認為，研究者重視實證，需要自覺地運用想像力解讀資料。此外，民眾運動的研究不僅要用發展史觀分析，還必須關注民眾世界的價值和規範。

九、日本所藏的史料

　　相關保存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史料館有：一、東洋文庫、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二、外務省外交史料館，三、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戰史研究中心，四、國立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與新聞資料室，五、東京大學院法學政治學研究科附屬近代日本法政資料中心原資料部與明治新聞雜誌文庫。除上述典藏外，尚有愛知大學、淨圓寺、高知自由民權資料館、白雲山鳥居觀音、成田山新勝寺的資料以及個人收藏，皆有待相關研究學者的利用。

十、今後的課題

　　2010 年前後出版不少關於中國近現代史的入門書、概說書，包含飯島涉．田中比呂志編《二十一世紀の中国近現代史研究を求めて》(2006)、岡本隆司．吉澤誠一郎編《近代中国研究入門》(2012)、久保亨編《中国経済史入門》(2012)。表面上顯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繁盛，骨子裡反映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危機意識。再者，當代中國研究的熱潮，並未帶動中國近代史研究。藤谷教授認為，中國近代史研究者應重申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即，要理解當代中國，就應該研究中國近代史。

　　最後，藤谷教授談及資料問題與國際合作。中國各地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保存大量日文文獻，以及日本人在中國活動的文獻。相對地，日本國內亦藏有豐富資料。藤谷教授認為，為提高中國近代史研究水準，在資料收集、資訊交換、支援研究上，國際合作的必要性日益重要。

　　演講結束後，討論十分熱烈。近史所黃自進教授首先針對社會文化與政治史的結合、日本新舊史學的融合與傳承提問。巫仁恕教授指出，臺灣在研究中國近代史上也面臨與日本同樣地人才短缺問題，將來或許可跟日本、新加坡、韓國、香港等學者進行合作。再者，工具書、入門書的編纂，應是臺灣學界未來努力的方向。張力教授補充說明關於臺灣資料的典藏與使用情況。孫慧敏教授則好奇，日本西洋史與東洋史（地域社會史、性別史）的發展，與日本史發展之間是否有互相影響、提攜的可能性；意即日本的東洋史的研究成果與日本史研究之間的關聯性如何？

　　藤谷教授回應，今後日本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可朝更細緻、多角度的分析，以及挖掘資料兩方面著手。日本的日本史與西洋史、東洋史學界之間有愈來愈多的交流，教學上傾向以地域取代國別，但日本本身有中國史的研究傳統，故在解讀資料、培養人才上，仍有學門、國別之分。如何解決教學與研究方法之間的落差，是目前的重要問題。至於東洋史與日本史研究者之間的關係，日本的中國近代史與日本史之間既存在壁壘，同時互相影響，目前已有雙方史學者注意日本人與中國人交往的資料，嘗試用以此解釋日本人如何看中國，中國人如何看中國。相較而言，日本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視角更為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