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冠勉先生演講「完美的地圖？重構巴達維亞鄉村地籍測量 (1680-1710)」紀要

　　徐冠勉先生為荷蘭萊頓大學歷史學博士候選人，研究聚焦於荷蘭東印度公司 (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OC) 在亞洲的糖業種植園，其博士論文主要分析東印度出產的香料和海味如何影響中國的味覺文化史。本次演講即嘗試探討巴達維亞 (Batavia) 的糖業發展與土地制度，從而比對並反思臺灣的情況。

　　首先，徐冠勉先生從四張由荷屬東印度公司於十八世紀初製作的地圖談起。這四幅地圖均與巴達維亞鄉村的地籍相關，它們說明了巴達維亞地區的土地管理制度，而土地管理制度的核心工作之一，便是測繪與製作地籍地圖。由於土地管理制度不一，清代中國與臺灣並沒有像巴達維亞一般發展出大型的種植園。

　　目前有關荷蘭海外殖民地地籍測量的研究不多。在地籍測量史領域中，1993 年出版的 The Cadastral Map in the Service of the State: A History of Property Mapping 尤為重要。它總結了上世紀七零至八零年代整個西方對地籍的研究成果，其中雖有觸及包含荷蘭在內的低地國家，卻沒有專章討論荷蘭殖民地。另一部著作 Mapping for Money: Maps, Plans, and Topographic Paintings and Their Role in Dutch Overseas Expansion during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雖關注荷蘭海外擴張與地圖之間的關係，但卻沒有深入研究巴達維亞。

　　在地籍測量的課題上，徐冠勉先生認為臺灣和香港的研究可供參考。臺灣和香港分別在十九世紀末受日本和英國殖民，兩地都使用了三角測量法重新測量土地，這種新技術革新了傳統中國的土地制度。去年，由香港與臺灣學者合作出版的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and Land Reform in East Asia 即討論了中國土地所有權制的特色。與十九世紀英國殖民體系在澳大利亞推行的托雷制度 (Torrens System, 即土地所有權必須登記）不同，中國沒有較好的測量技術，土地所有權依賴地契，清領時期的臺灣也處於同樣的狀態。但是在荷屬巴達維亞，三角測量在上述四張十八世紀初繪製的地圖中就已經得到廣泛應用。這比臺灣和香港新界要早了約莫兩百年。

　　徐先生藉此點明本次演講所關切的議題：一、荷蘭土地測量制度如何發展起來，二、這套制度如何被傳播到海外，三、這套制度在當地發生了什麼變化。荷蘭的英文名稱為 Netherlands，其義為「低地」。圍墾低地首先要克服的現實問題就是排水，而排水工程的費用分配、排水渠道的設置都促使一套測繪地圖的技術出現。因此，這個低地地區便成為歐洲廣泛應用三角測量技術的地方。徐先生透過檔案與早期荷蘭的測繪地圖，說明從十三世紀開始，荷蘭本國如何圍墾低地、組織 hoogheermraadschap 機構、測繪土地、處理排水問題，乃至於形成一套國內的土地管理制度。同時他也展示了十八世紀初期荷蘭本國測繪的一張地圖，以及三角測量法的工具和使用方法，顯示荷蘭長時期的土地測量技術在十七世紀已發展至高峰。

　　這套技術與制度在荷蘭成熟以後，便開始獲准引進至海外，包含紐約、南非、斯里蘭卡、巴達維亞、香料群島、臺灣等。然而目前學界並沒有全面研究相關現象。在個別地區的研究上，目前研究較多集中於蘇利南共和國 (Surinam)，因為它長期在荷蘭統治之下。其次，研究南非的論著也不少，且質量很高。荷蘭在十七世紀時由 Heermraad 機構將土地測量制度整個移植到南非。自十八世紀英國殖民南非以後，殖民政府保存了荷蘭所遺留下來的檔案，進行殖民地土地管理制度的調查和研究。至於香料群島的研究尚有不足，實則荷蘭十分重視它，因為香料群島是世界唯一出產肉荳蔻的地方。1610 年代，荷蘭殖民香料群島，屠殺並驅逐當地住民，並將土地劃分為 ABCD 等區域，把每塊土地交給一位管理者。由於沒有完整的檔案，具體情況如何尚不清楚。荷蘭統治臺灣的時期相對較短，從今日赤崁區域的地圖來看，它與巴達維亞種植園那種測繪地圖有一定距離，且具體測量方法也不清楚。荷蘭在臺灣並未成立 Heermraad 機構，只是指派了一位行政官員 (landdrost) 來管理鄉村事宜。

　　徐先生談及巴達維亞的鄉村地區，即現在的雅加達，荷蘭當時稱之為 The Ommelanden of Batavia。Ommelanden 意味「城外」，土地範圍很大，面積相當於荷蘭的一個省分。這裡早在 1670 年以前便開始進行土地分配，但當時並沒有一個由政府機構統一協調的土地測量，這狀態一直持續到 Heermraden 機構成立才改變。巴達維亞的 Heermraden 成立過程相當複雜，第一次成立在 1662 年，但沒有留下什麼檔案紀錄。1678 年戰爭即將結束，殖民政府想在外圍做基礎建設，需要籌措資金，便開始調查土地，由政府對巴達維亞土地所有者發出通告，要求在一個月內到市政府登記地契。從那份通告看來，當時有各種不同類型的地契。1679 年，市政府宣稱根據這些地契畫出了一張地圖，覆蓋整個 Ommelanden 的土地，並據此計算稅金，但此事並未落實。因為根據地契所畫出來的地圖並未經過精確測量，根本無法收稅。現在所見 Heermraden 最早的檔案出自 1683 年，它要求市政府提供過去的土地資料，從而建立自己的檔案，然而政府雖授權它管理土地，卻沒提供經費，也沒有明確地賦予權力。直到 1684 年才有比較完整的規定，說明城外土地歸它管理，城內則否，從此 Heermraden 有自己的土地測量員、檔案管理員，高層通常每週開會、做決策，這些決策被保留在巴達維亞，構成了現在雅加達的印尼國家檔案館中 Heermraden 檔案的主體。

　　這個機構與制度的成立，對巴達維亞的土地所有管理造成了巨大影響：從此土地所有必須向 Heermraden 登記。若進行土地交易，在交易前必須先告知 Heermraden，讓它評估價值，並把整個土地情況向上級政府報告；政府裁決後回覆 Heermraden，讓它再進行內部討論，然後派測量員去測繪土地，登記資料。將來若要再交易，也還得再登記。這種制度很像後來十九世紀的英國，但執行成本卻很高。荷蘭本國有悠久的測量傳統，雖然不一定都是由政府統一普查，但累積起來的檔案相當充分。一旦移植到巴達維亞時，由於測量員很少，地方又大，還有語言障礙等問題，都導致成本大幅增加。除了 VOC 所擁有的地圖之外，也有種植園主個人所擁有的地圖。這種地圖其實就是地契，上面會標示交易時間、內容等，通常上方為圖，下方為文字。這些種植園主不會住在種植園裡，而是住在城裡。這是十八世紀的主流，也可能與繪圖技術有關。這類地圖有的可在線上的公開資料庫查詢 (https://sejarah-nusantara.anri.go.id/maps-de-haan/)。

　　當涉及土地糾紛時，由於巴達維亞有明確規定不可私立不經登記的交易契約，因此裁判情況便與臺灣不同。Heermraden 成立以前，有一份 1680 年的文件顯示，過去的巴達維亞跟臺灣一樣，但後來所有交易都必須登記，以便中央集權管理。1685 年土地管理制度剛形成時，一位中國寡婦主動提起一樁土地糾紛，從檔案中可見，當時巴達維亞的土地管理者有許多寡婦，這可能與婚姻模式有關。由於貿易、戰爭等因素，男性容易早逝或離開當地，因此種植園土地多由女性管理。這位中國寡婦請荷蘭人為她製作一份「新的」、「完美的」地圖。她的土地在十八世紀初的地籍地圖中顯得特別零散，從檔案來看，在 1650 年代左右，這塊地由荷蘭政府送給了一位從事糖業的華人甲必丹；但到了 1662 年，荷蘭人失去了臺灣，巴達維亞同時也在戰爭之中，甲必丹也在此時去世，事業因而倒閉。1660 年代後期，這些土地輾轉到了這位寡婦的丈夫手上，他在這塊土地上發展各種事業；但問題在於，寡婦及其丈夫恐怕都無法完全掌控這塊土地。後來陸續有許多爪哇人遷入，到了 1681 年，寡婦的丈夫去世，土地便由寡婦繼承。這段期間，她的土地被很多人占去，這批人不一定是故意強占，只是由於土地管理制度尚未完備，所以才會出現糾紛。寡婦要求 VOC 公司測繪地圖，但最終考量到各種占用者的情況，公司不可能將原本的土地完整歸還，只能切割其他地方來補償。這起糾紛揭露了荷蘭在巴達維亞地區土地管理背後的各種問題，一方面華人從公司高層的土地管理者租用土地，經營種植園；而實際種植與居住的爪哇人則沒有地權，當簽約借用居住土地的爪哇人去世之後，公司還有機會收回土地再租給華人，從而造成華人跟爪哇人族群的緊張和衝突。另一方面，公司把土地借用給爪哇人時收取的費用是實物，主要是給馬吃的稻穀，而租給華人時所收取的是租金。公司容易聚集資本，而種植園的產品——糖——也由公司壟斷。到了 1730 年代，土地租金漲到不合理的高度，1738 年發生糖業危機，華人付不起土地租金，關閉種植園，造成當地很多爪哇人失業，引發動亂。

　　透過檔案與地圖，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平面的、結構上的制度形成，更重要的是地圖上的人們所發生的故事。這種跟荷蘭密切相關的土地管理制度被移植到東南亞，許多人都嘗試跟這個制度磨合，過程中都跟地圖測繪有關。地圖成了人與人之間權力角力與協商的媒介，也透露族群之間的關係。但有很多人手上並沒有地圖，表面上，這些人的故事跟地圖沒有關係，但這卻是十八世紀巴達維亞地區的關鍵問題：大塊土地被公司高層占有，而耕者有其田不可能實現。荷蘭想將在本國發展得很成熟、成本低的制度，挪用到各方面狀況都不同的巴達維亞地區，不停測繪、累積越來越多的地圖，就成為權力，必須用這些地圖去登記，才是土地所有權，扭轉當地原本的土地管理方式，結果也就剝奪了那些沒有地圖的人的權力。地圖與權力的關係還值得繼續深思。1800 年之前，巴達維亞的種植園模式未必是高效的方法，卻是很特殊的歷史產物。進入十九世紀，一旦工業化發展，這套模式開始轉型，發展出後來著名的爪哇糖業，進而通過香港的太古糖廠，衝擊整個中國沿海、包括臺灣在內的糖業經濟。經濟史與海洋史對於此段歷史均有所討論，而放進更大的全球史與交流文化史的脈絡來看，則還有許多研究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