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樹國教授演講「從「東夷首領」到「一方正神」：青州西南山區逄伯陵信仰演變考論」紀要

　　趙樹國教授現任教於山東師範大學歷史與社會發展學院，研究領域為明清制度史與社會文化史，近年來關注海防課題。主編《山東區域文化通覽：濟寧卷》並著有《明代北部海防體制研究》等書。趙教授此次來訪中研院史語所，李仁淵教授遂邀請趙教授進行演講。此次主講內容是山東臨朐縣地方的逄伯陵信仰，探討其形成、轉變與背後的歷史因素。

 　　演講伊始，趙教授首先讓大家觀看幾張圖片。這些圖片是從不同角度拍攝的逄山照片，從中可以看到懸崖壁上的褐色人形影像，此便是臨朐十景中所謂的「逄山影像萬古傳」。趙教授指出，逄山崖上的神靈影像乃自然形成，但後來圍繞於此產生的各種各樣傳說故事，則是附會建構的過程。此次演講涉及的地域範圍，主要是今日青州市西南山區的王墳鎮，在歷史上長期歸臨朐縣管轄；清代時是禮讓鄉的六個社，即田莊社、逄峪社、鎮頭社、辛莊社、仁和社與東莊社。

　　接著，趙教授敘述逄伯陵信仰核心的故事內容。據傳逄山爺即逄伯陵，是六村中的逄峪村人。逄伯陵為殷朝諸侯，封國位於山東諸城，在眾諸侯中其地盤較小。逄伯陵的姊姊嫁入逄峪村東南方曾家溜村楊家，生子楊驥。楊驥因聽信一先生言其有帝王之相，遂起兵造反。朝廷獲得消息，遂派逄伯陵前往征討。當楊驥得知是舅父逄伯陵前來討伐，不敢敵對，便使計逃脫。逄伯陵後來發現楊驥已經脫逃，自覺無法向商王交代，便跳崖自盡。商王為表彰他的忠心，遂封逄為神。趙教授分析此故事中所隱含之四點重要訊息：一、故事說明逄伯陵的身分背景及其與山東之關係。二、故事中的細節，指明是在逄山六社中的某些村落，例如徐家溝、郭莊、逄峪村、曾家溜、前營、後營等。三、逄伯陵的姊姊嫁給楊姓，以及楊驥稱王造反的據點，並且在最後從容逃脫。四、則是逄伯陵墜崖後所形成的逄山爺像。趙教授認為此故事並非一蹴可幾，而是與當地周遭的歷史事件與社會變遷有關，其中尤以第三點最值得仔細推敲。

 　　關於歷史文獻中對逄伯陵的記載，主要有三處。首先是《左傳》，根據《左傳．昭公二十年》，齊相晏嬰對齊景公追溯齊國歷史時說：「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清楚指出逄伯陵是齊地的諸侯。此一說法為《漢書．地理志》所繼承，並進一步說明逄統治齊地時間為商湯時代。

　　第二是《國語》的紀錄，根據《國語．周語》：「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逄公之所憑神也。」三國時人韋昭作注補充：「大姜，大王之妃，王季之母，姜女也。……伯陵，大姜之祖有逄伯陵也。」換言之，在追溯周朝歷史時提到了逄伯陵，並認為周部族的大姜即為逄伯陵後人。

 　　第三則是《山海經》的記載，根據《山海經．海內經》：「炎帝之孫伯陵，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緣婦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為侯，鼓、延是始為鍾，為樂風。」清人董增齡在《國語正義》中完善《山海經》的說法，並提出一簡單世系，認為逄伯陵是炎帝之孫。趙教授指出，後世史書記述逄伯陵雖各有偏重，但基本不出以上三種說法。引述這些材料旨在說明，逄伯陵大約是商朝時期活躍於古齊地的諸侯，逄族是東夷中的重要勢力。

　　至於逄伯陵信仰如何形成？趙教授認為可分為二階段。首先是先秦至魏晉的萌芽期。據《左傳．昭公十年》：「鄭裨灶言於子產曰：『……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此記載將逄公之死與星象變化聯繫在一起，而前引《國語．周語》也反映類似情況。說明此時的逄公是以星象為特徵的祭祀形式，而非真正成神的意義。而後在漢宣帝十二年，《漢書．郊祀志》記載：「蓬山石社石鼓於臨朐」，正式將逄山的石社、石鼓列入國家正祀。此後在東晉郭緣生《續述征記》與酈道元《水經注》中皆有相關敘述，這確立了逄山信仰的基礎。其次，是宋元以降逄伯陵信仰的轉型與完善。此時期開始以逄公為主祀神，在元人《齊乘》記載中已出現逄公祠。同時，也出現許多關於逄公的傳說；例如前述逄伯陵的故事，以及清代、民國時期、文革期間關於逄公顯靈的故事。

 　　最後，趙教授分析逄伯陵信仰變遷的脈絡與原因。逄伯陵信仰早期可說是星象崇拜的自然表現，到後期才成為人格神、社區神的信仰，並且出現完整的故事與各種顯靈神蹟。趙教授認為此信仰的變遷，應與地方歷史的演進發展有關。首先，是由於周邊地區發生的歷史事件，投射、疊加在此信仰上；例如金朝益都（青州）人楊安兒、楊妙真的紅襖軍起義、明代唐賽兒起義以及清代捻亂侵擾，使得逄山成為兵家重地與避禍之所。其次，是明代以降地方村落的重構，元末兵燹亂後大量移民遷入，隨之形成新的村落，舊村落也得到整合，最終形成今日六村的村莊格局；在村落整合過程中，六社及其他村莊也被納入傳說中，例如逄伯陵家逄峪村、逄伯陵姊夫家曾家溜村、逄伯陵麾下大將徐魁的徐家溝村，還有安營紮寨的前營村、後營村等，這些村落皆形成或重構於元、明之際。最後，地方上臨朐知縣每年例行性正式地參與逄公祭祀，可能也在其中發揮推波助瀾的作用。趙教授總結，逄伯陵信仰的演變，既與中國神靈信仰的發展趨勢契合，又與六社地區的社會變遷密不可分。

　　演講結束後，主持人李仁淵教授首先提問。李教授指出，在逄公信仰的核心故事中，叛亂與平叛看來是重要面向，六社地區發展出來的逄公信仰與傳說，將敘述立場靠向官方，似乎是藉由逄公來建立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然而，官方又是如何看待此地區以及逄公信仰？趙教授回應，逄公廟與官方的關係，最早就是漢宣帝時列入國家正祀，不過此時的祭祀實際上為石鼓、石社，與後來不同。由於材料相當缺乏，元代的碑已不得見，明代的碑刻訊息則十分有限。有較多詳細記載的是清代，因為雍正八年 (1730) 發生大水，沖毀祠廟，臨朐知縣實際參與重修廟宇的過程，並撰碑記載。而《臨朐縣志》也提到，每年三月、九月，臨朐知縣需要親自祭祀。

 　　中研院史語所祝平一教授表示，類此流傳一地的信仰或民間故事，學者往往將其作為地方社會關係象徵性的展演形式，假使故事與叛亂有關，則除了前述楊安兒、唐賽兒、捻亂等事件，是否還有其他紀錄可作為相對論述的依據？此外，故事中的逄公雖言平亂但最後自殺，又如何以此故事安排來理解六社內部或六社與外部的社會關係？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唐立宗教授詢問，臨朐地方的經濟產業結構是怎樣的形式，是否與此地方的動亂、信仰有關連？或觸發地方上的動亂因素與信仰關係？趙教授回應，六社地區主要是山地，山與山之間形成嚴重的地理隔閡，地方居民大多較為窮困，主要以務農為營生方式。至於逄公故事，雖然其最後以自殺結束，但當地民眾一方面表示逄公的靈驗性，另一方面強調其忠誠，這些都成為逄公信仰流傳的重要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