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橋亨博士演講「明代中期における朝儀空間の研究」紀要

　　本場次報告人高橋亨教授為東北大學文學研究科專門研究員，東北大學文學博士，專長為明代官僚制度史。

　　在本報告中，高橋教授以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收藏的《皇明條法事類纂》為主要史料，分析成化年間行政案件處理流程中皇帝的職責所在，並討論明代政治運作過程中「朝儀」（早朝）的作用。此外，高橋教授也詳細分析在奉天門領受聖旨後，各種上奏案件分別處理的文書流程，亦即一、領受聖旨；二、領聖旨後由六科鈔出，發送各關係官廳；三、領聖旨後，向其他官廳發送咨文；四、地方官經由通政使司上奏；五、建言民情；六、批准公布榜文等項。

　　高橋教授指出，朝儀雖然在正統年間有所簡化，但也不至於流於有名無實，完全失去政治上的意義。在《皇明條法事類纂》所收錄成化年間的上奏文中可見，成化帝只有在奉天門舉行早朝時能夠對臣子傳達口諭，而早朝不單只是行禮如儀，更具備完成行政手續的功能，同時還必須經過眾臣親眼見證。臣子們清楚認識到皇帝是必須承擔具體行政職責的人。此一觀點可能是受到了宋代臣僚對待皇帝作法的影響。

　　評論人臺北大學何淑宜教授首先點出，本文的貢獻在於有助學界重新評價將變未變的明代中期，也在長時段的關懷視野之下隱約回應宋代政治史研究所提出的一個議題，亦即從南宋到明代，中央政治決策機制發展過程中，文書主義逐步成為主流的趨勢。

　　何教授也拋出下列幾點問題，提供進一步思考相關課題的方向。首先，從史料性質來看，《皇明條法事類纂》主要是收錄經皇帝准允後形成律例的案件，雖然能夠呈現事件成為律例的經緯，但也可能隱藏朝廷形成決策的過程。因此從案件發生、相關官員上奏到奉旨處理之間，日常行政事件的決策形成過程如何進行，或許也值得討論。其次，針對本報告所關注的「空間」問題，在朝儀時間之外，上奏前後皇帝分別與哪些相關人員在何處進行討論？而隨著明代政局發展，內閣、宦官逐漸影響原有的文書處理程序，這些因素與朝儀之間如何連動，似也可以深究。

　　此外何教授指出，本報告認為成化、弘治之後，明臣參考宋代士人發展出來的理想型皇帝，頻繁要求皇帝按時舉行朝儀，其觀念呈現於成化年間下令編纂的《續資治通鑑綱目》中。但明臣的理想是否符合宋代士人要求跟皇帝議政的思想脈絡，且他們在利用史書提供君臣議政典範時是否加以轉化，也都必須詳加考察。特別在成化年間，朝廷同時也頒布《大學衍義補》等書籍，而這些文本成書時都有其具體的歷史情境。成化、弘治年間也是明代程朱理學更進一步地和科舉、對國策建言等相結合的時期，所以儒臣想借鏡的或許不單純只是理想的皇帝形象，而是跟現實政局息息相關。因此皇帝及朝臣對於朝講的態度，與現實政局之間的關聯也十分耐人尋味。

　　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生何幸真針對臣僚疏請冊立皇太子與皇帝怠於朝講之間的關係提出商榷，指出在萬曆十四年 (1586) 取消朝講之前，首輔申時行其實已經上疏勸諫。可見就此案例而言，兩者的先後順序可能相反，應是皇帝藉由中止朝講來逃避責任，而非臣下鑑於皇帝倦勤而奏請立嗣。浙江大學尤淑君教授提問，在嘉靖時代皇帝曾經中止朝講，並由內閣對各部門進行溝通，但原本就已習於朝講的其他各部官員反應如何。高橋教授回應，萬曆時官員曾經反應：理想狀況下還是希望皇帝朝講，若實在因病無力舉行，至少也應該效法嘉靖頒布聖旨那樣。根據這種記載，高橋教授推測，在嘉靖時期皇帝開始不視朝的時候，臣僚們不得已只好承認由內閣對各部頒發聖旨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