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康宜教授演講「中國文學的作者問題」紀要

　　孫康宜院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文學博士，現任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系 Malcolm G. Chace '56 講座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國古典文學、比較詩學、比較文化評論、文化理論、性別研究，有中、英文著作多種，包括：《孫康宜自選集：古典文學的現代觀》、《文學經典的挑戰》、《文學的聲音》、《抒情與描寫：六朝詩歌概論》、《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晚唐迄北宋詞體演進與詞人風格》（北大修訂版：《詞與文類研究》）、《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北大修訂版：《情與忠：陳子龍、柳如是詩詞因緣》）等多部學術專書與論文，並有《從捕鯨船上一路走來》、《走出白色恐怖》、《耶魯．性別與文化》等散文作品，及口述史著作《「曲人鴻爪」本事》。

　　孫院士從羅蘭．巴特 (Roland Barthes) 所提出的「作者已死」論點談起，認為這是「文學作品之作者」成為全球學術焦點的發端。兩年後，米歇爾．傅科 (Michel Foucault) 以「什麼是作者？」為題的演講，回應羅蘭．巴特將讀者視為文化主體的觀點，指出儘管讀者擁有文本詮釋權，但作者有將一定數量的文本集合、界定，並與其它文獻區分之「分類的功能」 (classificatory function)。孫院士由「作者」(author) 定義加以思考，指出「作者」一詞源自古漢語「作」字，含義為寫作，實施、參與等，皆涉及權力 (power)、權威 (authority) 等觀念。在中國，人們普遍相信第一位作者是孔子；但自二十世纪初，一些學者開始質疑孔子的經書作者身分以及作為作者和编者的角色。總體來說，多數西方漢學家以為，早期中國著作之傳，往往非止於一代，故作者概念十分籠統而模糊 (fluid and elusive)，故將此類作者稱為「複合作者」(composite authorship)。

　　本次演講孫院士透過討論漢朝以來如何解讀文學中「作者問題」，思考其中關於寫作、性別、文學的聲音等特點。首先是史傳與詩歌的作者問題，在古代中國，司馬遷可謂第一位汲汲於作者觀念者。源自親身經驗，他認為享有著作權的作者皆生於憂患，故成為屈原作傳之第一人，影響其後幾乎所有中國讀者將〈離騷〉視為是屈原的自傳體詩歌，並使得〈離騷〉被視為放逐文學及殉道話語之典範。但最近以西方漢學家為主的學者，開始質疑屈原作為〈離騷〉作者的真實性及「文本的傳記式閱讀」(the biographical reading of the text)。此外，〈離騷〉體現前現代中國作者常用的角色扮演的寫作模式，其中採用女性的聲音、運用譬喻 (allegory) 形式抒發政治牢騷，此後為中國男性詩人所學習；如明清易代之際，吳兆騫等男性詩人偽作女性作者身分敘寫女性之苦難。這些傳統中國男性作者，並不視女性為「他者」(other)，而是借女性聲音來超越性別。

　　其次，關於女性詩人與作者問題，孫院士認為討論中國文學的作者問題，若忽略女性作者便不完備。女性作家（尤其是女詩人）自古即為中國文學之重要組成，如班昭、李清照、王端淑等卓越女性作家（所謂「才女」），更是後來女性、甚至男性的典範。女性在其詩中常引用典故，與前代文學典範建立關聯。班昭之祖姑母班婕妤失寵於漢成帝，而作〈自悼賦〉，其開頭意象即令人聯想到屈原〈離騷〉。明清時期女性渴望保存先人以及自己的文學作品，通過刊刻、傳抄、社會網絡，參與女性文學之建立。加上商業出版的需求，造成此時期女性著作出版熱潮，並引發以鍾惺為代表的男性文人們閱讀、編輯、蒐集、品評女性作品的風氣。但商業出版競爭亦導致女性作者的問題，如李清照作品集到明代已全部遺失，能確認為其作品的僅二十三首，然出版商不斷增補她的作品，使得李清照的作品真實性受到質疑。即使如此，仍有學者認為有「作者」是重要的；例如哈佛大學的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教授認為，雖然班婕妤〈怨歌行〉為冒名之作，但總在歷代詩集目錄被列為班婕妤作品，說明作者問題的微妙。因此，孫院士以為將〈怨歌行〉放在班婕妤名下，是保存詩的重要方法，亦是文學經典化之途徑。

　　接著孫院士討論西方漢學家運用歷史主義的方法，以及對中國作者問題的檢討。如羅溥洛 (Paul Ropp) 研究史震林《西青散記》，在探尋雙卿故事演變時對其人、其詩產生疑問。在實際走訪、探尋江蘇金壇、丹陽鄉村後，仍未獲得證明雙卿為真實歷史人物的證據。與此問題相似，西方漢學家艾朗諾 (Ronald Egan) 與伊維德 (Wilt Idema) 對朱淑真及其詩作進行許多「考古」工作，質疑她的歷史真實性，指出「朱淑真名下的詩作，若非全部，至少大部分都可能為男性所寫」。孫院士認為這些例子證實了傅科的觀點，可以完美詮釋中國傳統「作者」觀。對中國讀者來說，關鍵的是與「作者」相關的聲音、人格、角色及能量。即便作者的問題充滿懸疑，但作者名字能促使某種「組織」動力，因此有個作者仍然重要。

　　最後，孫院士談及關於紅樓夢的作者問題，認為曹雪芹一直戴著「面具」寫作《紅樓夢》，因小說一開始作者就故弄玄虛，讓人無法確定誰是作者。直到 1927 年脂硯齋本的發現，才明確曹雪芹為前八十回的作者，並使《紅樓夢》成為說明評點者與讀者可視為「共同作者」(co-authors) 的最佳例子。但因所有脂評本最多僅有八十回，引發《紅樓夢》後四十回是否為高鶚偽作的問題。1958 年林語堂發表《平心論高鶚》主張後四十回是曹雪芹作、高鶚「補」。直到 1980 年代，才有較多學者質疑「高鶚續書」的論點，如周策縱極力主張高鶚只是編者，認為「他實在沒有著作權」。對此，孫院士對比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的情節構想、增刪次數，並考量後四十回可能是因作者撰成初稿後，為避免評點者們的刪改建議，或是出於政治恐懼等因素而刻意隱藏。故認為曹雪芹作為一個作者，雖然一直戴著「面具」，但還是有心想揭下自己的面具，才會處心積慮設置百二十回的目錄。認為能真正為曹雪芹揭開面具的人，正是為高鶚平反的小說家兼評論家白先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