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孫康宜教授

 
訪談人: 楊玉成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撰寫人: 林小涵(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專訪孫康宜教授
 

  孫康宜教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文學博士,現任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系 Malcolm G. Chace '56 講座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國古典文學、比較詩學、比較文化評論、文化理論、性別研究,有中、英文著作多種,包括:《孫康宜自選集:古典文學的現代觀》、《文學經典的挑戰》、《文學的聲音》、《抒情與描寫:六朝詩歌概論》、《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晚唐迄北宋詞體演進與詞人風格(北大修訂版:《詞與文類研究》)、《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北大修訂版:《情與忠:陳子龍、柳如是詩詞因緣》)等多部學術專書與論文,並有《從捕鯨船上一路走來》、《走出白色恐怖》、《耶魯.性別與文化》等散文作品,及口述史著作《「曲人鴻爪」本事》。合編有:《劍橋中國文學史、《傳統中國女性作家:詩歌批評選集》(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中國帝制晚期的女作家》(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等。

求學歷程中影響最深的思潮與人物

  或許因白色恐怖時期父親蒙冤下獄的經歷,孫教授早年原是學習英美文學,以免因接觸中國文史而觸景生情。有趣的是,真的到美國念書之後,反而愈來愈「尋根」,從英國文學到比較文學,再轉向東亞文學,最後於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 (Princeto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完成博士學位。在此期間深受導師高友工教授及歷史學家牟復禮 (Frederick W. Mote) 教授兩位學人的影響,加上原先比較文學領域的訓練,使視野更為開闊。對於明清文學研究的投入,則是孫教授到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系 (Yale University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後受余英時教授影響,進而注意到陳寅恪教授的《柳如是別傳》,深感當時明清文學研究領域,尤其是性別研究 (Gender Studies) 視角新穎、極具發展潛力。又思及中國傳統兩性關係與西方相較之下相當不同,十九世紀西方的兩性關係是論戰狀態下的 (gender war),而中國明清時期的男性文人則相當推崇才女。加上有感於當時的明清文學研究經常關注戲曲、小說,相對忽略明清時期文人最看重之詩、文,由此逐漸發展為《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一書,並開始展開一系列明清文學的研究。

關於《孫康宜文集》的出版

  《孫康宜文集》的前三卷主要以較輕鬆的散文筆調書寫,收錄有關中西文學論述、文化觀察、自傳、性別研究、訪談等議題的著作。後兩卷則用學術性較強的筆調,收錄漢學研究為主軸的相關著作。但仍有極少部分未中譯的文稿,以及與張充和女士相關的口述史專著未收入此次出版的文集之中。孫教授認為自己對張充和女士生平及其所傳承的中國傳統文人文化的關懷,仍是出於對明清女性文學傳統的研究興趣。



 

《劍橋中國文學史》的編撰以及對明清研究的啟發與展望

  孫教授談到自己原先對性別研究並未特別感興趣,而是在作明清時期的文學研究時,閱讀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發現短短三百年間,竟出版了多達三千部的女性詩文集,因此產生研究興趣,並訓練了一批有志於明清婦女文學研究的學生。孫教授所主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下冊有關明清文學的部分,當時編輯原則之一就是要走進過去,不要侷限在現在的資料中,而是回到當時的背景中,研究當時的人們如何看待某個議題。例如明清時期的女性作者及其文學創作在當時受到人們重視,但到了胡適的時候,反而對此不以為然,認為三百年來並無女性作家,若可以重回明清的時代背景,便可發現完全不同的結論。性別文學研究,在美國漢學界仍是一個可開拓的領域。此外,孫教授認為目前在明清研究中仍可發展的,尚有亞際文化互動 (inter-Asian cultural exchanges):包含中國、韓國、日本等東亞各國間的文化交流;物質文化 (material Culture):包含繪畫、書法、詩歌等文人文化傳統。此傳統從宋朝時由蘇軾等文人逐漸開始發展,一直到明代更加繁榮。例如沈周是知名畫家,但是他的文學面向卻經常被忽略,也就是畫家、書法家的詩歌應該更全面地被研究,像是前面提到的張充和,既是作家,同時也是畫家、書法家、崑曲家。人們之所以經常會有某種偏見及盲點,或許是因為目前的學術分科所帶來的限制,必須對既有的研究方法加以調整,進行跨學科、甚至跨地域的研究。

  《劍橋中國文學史》之所以將整部下冊用來介紹、討論明清文學,與孫教授在對英國文學的學習、研究有關。傳統的中國文學研究經常講求回歸古典(例如唐代),但是英國文學的發展史卻直至十三、十四世紀方才展開,因此關注相同時期的中國明清文學,對西方讀者來說有其親切感,亦補足傳統中國文學史經常忽略的部分。孫教授自己的教學經驗,就十分重視明清文學,曾透過將喬叟 (Geoffrey Chaucer)、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 與中國高啟、李開先等中西作家相互對舉,引起學生的共鳴與興趣。與孫教授通信多年的施蟄存教授,也曾提出對中國傳統中「文學退化論」的反對意見,他十分鼓勵孫教授往明清文學研究發展,再加上高友工教授及牟復禮教授的勉勵,孫教授在其教學生涯中發展了明清文學的研究。與此相關,《劍橋中國文學史》也刺激讀者對中國文學研究中的文類問題進行反思、重新評估。傳統中國文學研究忽略了明清時期,而明清研究的焦點亦經常過度集中於小說、戲曲等文類,事實上當時文人亦非常重視詩歌與散文的創作。從《劍橋中國文學史》下冊的編輯過程也可發現有趣之處,孫教授為每一個章節尋找相應的漢學專家學者執筆,卻發現第一章關於明初到明中葉文學竟找不到適當的專家來負責,足以顯示這也是明清文學研究中被忽略的時期。(後來《劍橋中國文學史》下冊的第一章是孫教授本人努力進行研究而撰寫完成的。)

學術眼光與大判斷

  此部分與孫教授在比較文學領域的知識養成有關,因為比較文學基本上就是跨學科。例如孫教授早先研究西方女性主義相關議題時,得力於所在的耶魯大學在文學批評、性別研究等領域的領先地位,因此在研究新英格蘭的女性之際,自然而然地聯想到中國東北,發現了姜允中女士與萬國道德會的故事,發展為〈道德女子典範姜允中〉這篇文章。又或者在性別研究領域,從比較文學的眼光來看,會發現雖然有許多相似處,但兩性的關係在中、西傳統間仍存在顯著差異。在西方文化傳統中人們習慣將女性視為他者,而中國則不然,例如屈原等中國男性文人喜歡用女性的聲音為自己代言,因此孫教授不贊成直接將西方的文學批評套用到中國,尤其是女性文學的詮釋。

  與教學經驗關係密切,美國的教學傳統之一是「細讀」(close reading),因為希望可以帶給學生不同的理解,因此事先須細膩的閱讀文本,並且留心前人所未曾留意的特殊之處。在教學現場,雖然不一定是直接的,但經常會從學生的反饋中得到啟發。一般說來,美國的漢學教學並不以理論介紹為中心,而是引領著學生穿梭在字𥚃行間,直接閱讀並對文本進行論釋、討論。在學生們「細讀」中國文學文本的時候,或許因為他們是外國人,有著不同的觀點,經常會讀出本國讀者忽略或是意想不到之處。影響所及,美國漢學界論文寫作也有同樣要求,並且相當注重寫文章的技巧,不僅要求獨到的見解,更需要精當的論述,於初步提綱後,在論文中慢慢分析、提出自己的討論、見解與結論,才是一篇有趣的文章。因此細讀有其不能忽略的重要性,只有細讀才是研究者真正的財產,可以展現自己獨到的觀察與見解。但同時需要注意對相關研究的掌握,方可避免在閱讀過程中可能產生的謬誤。

性別研究的新發展與展望

  因為孫教授專業為古典文學研究,因此她的性別研究主要在此領域中展開,目前主要聚焦於明代和清初。孫教授認為關於近代十九、二十世紀女性研究尚待開闢,而且現在許多這方面的研究,經常強調所謂的男性壓迫觀,或是直接套用西方的性別理論,這樣的作法往往會令人覺得有些結論先行,因此有必要重新討論與思考。



 

文學與政治的關係

  孫教授在近十年間與蘇源熙 (Haun Saussy)、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等人共同完成了《傳統中國女性作家:詩歌批評選集》(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劍橋中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中英文本的編輯、撰寫工作,並展開了蘊釀已久關於中國文學中「面具」議題的進一步研究。在此過程中,孫教授注意到瞿𧙗這個作家,或許是因他小說的結構與情節太過簡單,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對他的評價並不高。但孫教授認為瞿佑的文章可能有所婉曲,例如《剪燈新話》中的〈水宮慶會錄〉中使用了大量詩歌,似在抒發詩人高啟因創作而遭致殺身之禍的憤慨。原來在洪武年間高啟的冤獄乃是人們私下談論最多的議題之一:高啟因寫了一篇〈郡治上樑文〉(為恭賀新任的蘇州知府魏觀修復蘇州府完工),詩中含有「龍盤虎踞」之語,而被斬腰示眾。所以作為詩人的瞿𧙗以詩人的方法寫這段故事。問題是,在瞿佑當年所處的政治環境中,撰寫詩歌經常會因得罪心懷猜忌的洪武皇帝,而招來殺身之禍,因此瞿佑不得不採取一種「自我審查」的方式。孫教授又追索《剪燈新話》的刊行時間,發現此書一直到朱元璋死後才出版,因此更為肯定此書與政治有所關聯。同時,孫教授提到自己的白色恐怖經歷,指出《走出白色恐怖》一書之所以會這麼晚才出版,除了因她忙於學術研究外,另外也考量到政治因素。在政治風氣改變後,《走出白色恐怖》不僅順利出版,並且無論在臺灣或是中國都充分受到尊重,未受改易。又如孫教授雖然已經在書中儘量忠實書寫自己的經歷,但直到陷害孫教授父親入獄的谷正文過世後,她才真正請求出版社將《走出白色恐怖》再版,並勇於寫出谷正文的名字。可見無論古今,由於存在著政治迫害,導致作者需要戴上「面具」。

  孫教授發展「面具」議題同樣與她的比較文學領域的學術養成相關,在美國五零年代約瑟夫.麥卡錫 (Joseph Raymond McCarthy) 主導的恐怖政治時期,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列奥・施特勞斯 (Leo Strauss) 即寫作了《迫害與寫作藝術》(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在書中列奥・施特勞斯發現包括蘇聯等沒有自由的國家的作品,總是顯露出與眾不同的深度,這些作家為了躲避政治迫害,必須想出一種類似密碼的方式書寫 (writing between the lines),而聰明的讀者也發展出相應的閱讀方法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因此孫教授在「中國文學的作者問題」院士演講中也指出閱讀《紅樓夢》時,亦應注意曹雪芹隱藏在文字表面下的深意。

對兩岸漢學界發展的觀察與期待

  漢學研究所涉及的學科相當多元,包含文學、歷史、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不同領域,但這個時代最不幸的是人文傳統低落,在美國可明顯感受到學生轉向法律、醫學領域發展,隨著學風轉為功能取向,許多關於人文學科存廢的問題不斷受到討論。對此,孫教授藉由自己在教學上的努力,透過「人與自然」這個主題,討論文學的治療功用。例如在抗戰時期,陶淵明的作品成為知識分子心靈上的救贖而不斷被重新閱讀;又如不斷受貶謫的蘇軾,亦是藉由閱讀陶淵明的創作獲得安慰。

對新一代人文研究者的建議

  孫教授期許新一代的文學研究者能廣泛閱讀,多接觸不同國家的文學作品。並且既留心看中國古典與現代文學間的關係,同時注意中國與日本、韓國之間的交流與互動。此外,在理論的使用上也應該加以思考,避免一昧地套用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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