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其他」場次會議報導

 
時間: 2017 年 12 月 18 日(一)下午 2:15 至 3:55
地點: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802 會議室
撰寫人: 劉鐔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生)
 
2017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其他」場次會議報導
 

族群與海華

主持人:詹素娟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發表人:鄭螢憶博士(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論 題:以界類屬:清代臺灣官員的番界認識與番人分類體系
發表人:李朝凱教授(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
論 題:來自域外的聲音:朝鮮使節述說的「臺灣生番面聖」
發表人:葉爾建教授(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
論 題:美屬菲律賓初期華商活動的歷史與地理

 

  鄭螢憶博士〈以界類屬:清代臺灣官員的番界認識與番人分類體系〉一文從歷時化的角度,說明清代臺灣官員對番界認識的轉變,如何導致番人分類體制從確立走向崩解的過程。根據其研究成果,目前學界對於「番界」的研究脈絡可分為「地圖史的脈絡」以及「地域社會史的脈絡」兩種。鄭博士有別於上述兩種,以「帝國治理與邊區社會」的視角,從「實體番界概念化 (conceptualize)」切入討論清代官員利用對「番界」的認識,進行番人群體「識別」,進而形成「界外生番,界內熟番」的分類系統。主要的材料則使用「奏摺、文集與方志」,藉由官方資料及個人著作雙重取材,著重材料的「時序性」探究,便可從中發現不同時期的官員對番界、番人類屬的相互關係。

  鄭博士先從番界設立與生番歸化問題著手,指出清代官方初期以「空間」作為「封禁政策」,以此杜絕漢人越界,產生「界內」與「界外」的身分差異。另外,乾隆皇帝不樂見番民「身分流動」,也進而強化官方對於番人分類體制的穩固、確立。但由於歸化生番與生番共享空間,番界也作為官員認知依據,反而導致「生化不分」。鄭博士以奏摺、文集以及《乾隆臺灣輿圖》與《乾隆中葉番界圖》的番社標記作為舉例,但也提醒「歸化生番」並未消失,尚見於方志,只是在此時逐漸模糊,但番人分類的體制也在此時逐漸匯聚為二元分類,並且漸趨穩定、封閉。隨著十九世紀清帝國版圖擴張,似也影響番人身分體系,這是緊接著上述二元分類以後的再一次「身分轉換」,在「生番歸化與版圖擴張」的政策指標下,重啟生、化番轉為熟番的可能。出於對「空間」的需求,「生、熟番」的劃分不再以「番界」作為主要判斷。並且以「番人教化觀」、「普天之下皆是赤民」作為主要政策,逐步使「番人體制崩解」,讓「民、熟不分」,並導入「由生化熟、由熟化民」的身分演變。上述「身分」、「空間」逐漸模糊,此「歷時化」過程可見當時官員、移墾勢力對於中央山地開放的期待,亦見清帝國對於番地政策從封禁轉向開放的積極態度。

  李朝凱教授〈來自域外的聲音:朝鮮使節述說的「臺灣生番面聖」〉一文以《燕行紀》等朝鮮史料作為論述的材料。《燕行紀》留存乾隆五十五年 (1790) 臺灣生番至熱河等地「瞻仰天顏」的過程,在展示與被展示、被觀看及議論之間,通過朝鮮使節之眼,映照出清帝國對臺灣生番的治理態度。朝鮮史料顯示,臺灣原住民的歷史探究,不應只聚焦特定思維視角,亦可從與臺灣周邊各國相關的文獻一併參看、討論,以期更完整地建構族群文化交流史。

  李教授認為域外材料正好可以開啟別於現今兩種關注的脈絡:一者為清帝國的檔案、士人材料。另一者則為西方凝視 (gaze) 下的臺灣。借助「燕行文獻」,則又可從另一種視角觀看清廷治理下的臺灣。此文先以不同的「燕行文獻」,揭示朝鮮士人筆述下的明清時期的臺灣,足見臺灣、朝鮮的文化交流自十七世紀以後日趨緊密的關係,使節、漂流民成為直接的情報途徑。

  自清領臺,臺灣原住民有數次進京的體驗。康熙年間,閩浙總督覺羅滿保兩次「進呈熟番」、「番物」以迎合康熙皇帝作為天下共主的心態,帝國邊陲的風土人情因而在此中獲得關注。乾隆五十三年 (1788),臺灣原住民第三次進京面聖,乃因番人、漢人在林爽文事件效順出力,得以「瞻覲領賞」、「瞻仰天顏」。就《李朝實錄》的記載來看,其中對臺灣原住民的描述並非確實,朝鮮使節的資訊應該來自清國士人,但可從中看見清國士人、朝鮮使節對於臺灣原住民的想像。就臺灣原住民而言,進京受賞,同時身兼被觀看者及觀看者的雙重身分,亦得見當時清國的強盛與富裕。第四次進京則為乾隆五十五年 (1790) 恭祝皇帝萬壽,此次有更多文獻的記載,不論是清國士人、官方奏摺或是朝鮮「燕行文獻」。藉由「燕行文獻」得以從「異域之眼」的旁述,觀看臺灣原住民於此奇幻旅程之「感受」。臺灣原住民本身並未留下文字書寫記載,僅能藉由清國較為詳實文獻作為重現。「燕行文獻」則提供另一種視角,也揭示此文的核心觀點,東亞區域的書寫文獻能提供臺灣族群文化交流史更立體、細緻的材料。

  葉爾建教授〈美屬菲律賓初期華商活動的歷史與地理〉一文聚焦於美屬菲律賓時期的華商活動,利用 1900-1920 年代的報章雜誌與官方文獻,探討華商活動的歷史過程、地理變化,並藉此發現南方糖業帶動香港與小呂宋 (Manila) 的交流,木業則顯現美屬政廳對華商活動創造更多可能性,以及中國沿岸港口的變化所帶來的限制與影響。

  葉教授透過 1921 年《華僑商報》、1930 年代中期華人商會調查資料等材料的整理,以表列方式清楚呈現華人商業的類型以及商業概況。另外,1910 年代中後期任命的菲律賓名譽領事均為閩籍,似乎也反映閩商比粵商更早進入菲律賓。《香港華字日報》常報導粵商、外商在菲律賓活動情形,則可看見當時粵商的活動。從原先閩商為主的情形到粵商比例的逐漸增加,葉教授認為這反映菲律賓群島對外海運網絡的轉變,航運由廈門轉向香港。此現象亦可能與菲律賓群島對外海運政策有關,如限制對外貿易的船隻噸位或關閉南方部分港口。日益興盛的南方糖業帶動香港與小呂宋間的交流,木業則顯現美屬政廳對華商活動創造新的可能,上述均可看見與華商的組成歷史與經濟活動區域的相關性。另外,葉教授更以 1920 年代中期新加坡《南洋商報》的報導,補充說明華商因活動區域愈趨集中,產生山頭各立、互不相讓的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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