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爾曼教授演講「重新思考中國在全球史的印象,1590-1890」紀要

 
講題: 重新思考中國在全球史的印象,1590-1890 (Re-thinking the Image of China in Global History, 1590-1890)
主講人: 艾爾曼 (Benjamin A. Elman) 教授(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所及歷史系榮譽退休教授)
主持人: 楊瑞松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系主任)
時間: 2017 年 10 月 20 日(五)上午 10:00 至下午 12:00
地點: 國立政治大學 百年樓三樓 309 會議室
撰寫人: 詹宜穎(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艾爾曼教授演講「重新思考中國在全球史的印象,1590-1890」紀要
 

  艾爾曼 (Benjamin A. Elman) 教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及歷史系榮譽退休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國近代經學思想、科學史,試圖以不同觀點,重新思考東、西方世界看待東亞歷史的方式。艾爾曼教授近年以十八世紀中國、日本、朝鮮各國的文化互動為主要研究課題,特別關注中國經學、醫學如何對東亞各國產生影響,最新著作為《科學在中國 (1550-1900)》(2016)。本次應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2017潘黃雅仙人文講座」之邀,來台進行三場專題演講。

  此次講題為「重新思考中國在全球史的印象,1590-1890」,主旨在於檢討史學家對中國甲午戰爭戰敗的解釋及印象,重新省視 1865 至 1895 年間自強運動的過程。艾爾曼教授認為,視中國為軟弱、落後的觀點,是 1895 年甲午戰爭失敗後,國內外媒體輿論共同形塑的結果。而這個重要事件也影響了中國知識分子對於「中體西用」適用與否的看法,並促使他們開始貶抑自身傳統的「格致學」,轉而迎接由日本翻譯的「科學」。演講中,艾爾曼教授運用大量的圖像與文本,試圖還原歷史中的人們如何建構歷史事件的「印象」(image)。

  演講開始,艾爾曼教授首先指出,近代歷史敘述中「中國的失敗」與「日本的成功」已是兩個顯著的結論。為了重新檢視這個結論,艾爾曼教授展示了兩幅圖片。其中一幅刊登在 1894 年英國雜誌《PUNCH》107 期上,描繪了持盾與劍的清朝巨人,與持刀的日本小武士針鋒相對,而一名英國人在旁觀看。顯示當時英國媒體對中國與日本在甲午戰爭 (Sino-Japanese War) 開打時的印象:一邊是泱泱大國(清朝),一邊則是蕞爾小國(日本),勢力懸殊。但艾爾曼教授又用另一張圖片作為對照,1894 年 9 月 24 日,戰爭局勢對清朝不利,圖上的巨人已被矮小的武士打倒在地。

  另外,在 1894 年日本的宣傳圖片中,代表清國的黑船被日本的白船擊沉。圖片中的黑船讓人聯想到美國人培里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 在 1853 至 1854 年率領艦隊駛入江戶灣,迫使德川幕府結束鎖國的事件。黑船被視為敵人的象徵。接著艾爾曼教授又展示了一幅 1854 年培里登陸的圖片,當中的美國軍隊井然有序、服裝整潔且訓練有素,反映出當時日本人眼中的美國軍隊的模樣。

  而另一張日本人描繪清朝將軍在平壤投降日本的圖片中,原本武士形象的日本軍隊換上了現代化的制服。日本軍人強壯、威武的形象與清朝官員軟弱、老朽的形象形成了強烈對比。同樣的形象也出現在 1894 年一幅「暴行清兵斬首圖」,充滿威嚴的日本軍人斬首了諸多清朝士兵。日本軍人的制服,與歐洲、美國幾乎同步。更明顯的例子是威海衛談和的圖片,裡頭的日本官員個個昂首挺胸,清朝的官員佝僂老邁。從這些圖片都可清楚看到在輿論的描繪下,中國的戰敗與軟弱、老朽的形象相連,更直接連結到「失敗」的結論。

  艾爾曼教授提到戰爭時雙方所使用的科技 (technology)。人們或許會認為日本有現代的科技而中國沒有,但此看法過於簡單。如果仔細查看史料,就可以知道,中國與日本海軍對抗時,使用的是德國製的現代戰艦(如北洋艦隊的鎮遠、定遠艦),日本則是使用歐洲法國製造的船艦。諷刺的是,清朝選擇的大型船艦反而不敵日本的小型船艦,小船的速度更快,藉此擊敗了清朝的大型船艦。中國戰敗之後,必須要賠償,艾爾曼教授強調,金錢的角色非常重要,因為「賠款」對於國家的財政、經濟、社會的架構,有極為巨大的影響。

  同時,甲午戰爭戰敗,清廷要負擔的賠償金額為三十八億美元,相當於日本政府一年歲入的二至三倍。付出賠款使得中國發展船堅炮利的經費大為縮減,反而提供日本精研武器的經費。

  基督教傳教士傅蘭雅 (John Fryer, 1839-1928) 就曾對這場戰役提出看法,認為中國語言與文學普遍腐朽 (general decay),中國勢必要學習英語以求趕上西方國家。中國的思想家馮友蘭 (1895-1990) 也認為中國落後 (backward) 的原因在於沒有科學。 顯然,此時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反省自己的文化、語言與各種社會思想,企圖追求新的知識、新的語言、新的思想。

  而艾爾曼教授欲探討的問題是,他們為何會認為中國沒有科學?艾爾曼教授列舉出了許多後見之明的說法,包括中國缺乏宗教與上帝的觀念、缺乏邏輯與自然法則的知識、沒有拼音文字、專制制度與暴政、勞工過剩、文官與武官的矛盾……等意見。但他希望從一些新觀點來思考關於中國科學的問題,包括先不要問「為何沒有?」,而是探討為何中國人對自然萬物、藝術、中醫感興趣?中國在過去曾經是日本仿效的模範 (model to emulate),為什麼一開始日本會對中國的語言文字產生好奇心?

  若將時代放回 1592 年(這是艾爾曼教授研究中國科學史的起點),可以看到擁有五百艘船隻與一萬五千名士兵的中國,協助朝鮮對抗持有三百艘船與一萬名士兵的豐臣秀吉之入侵,成功抵禦日本對朝鮮的侵略。與此同時,西班牙艦隊擁有約一百三十艘船艦,擊敗了擁有兩百艘艦隊的荷蘭海軍 (1588)。而 1662 年鄭成功的軍隊也在臺灣成功擊退了荷蘭軍隊。中國此時與其他勢力勢均力敵,未曾居於下風。中國何以會走到甲午戰爭戰敗的局面?

  在這場演講中,艾爾曼教授強調自己並不試圖給出答案,如果要了解「近代」中國,那就必須回到「前近代」的世界,重新思考這個孕育出「近代」的搖籃具有何種面貌。之後,艾爾曼教授補充說明,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是事實,而我們應該要思考的是何種原因導致這個結果?

  主持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楊瑞松教授補充,艾爾曼教授提醒我們,雖然再詮釋是一種角度修正 (revisionist perspective),但並非提供完全想像的詮釋。如二次大戰美國於長崎、廣島投下原子彈,這是事實,不能憑想像認為美國沒有投下原子彈。要立基於既定的歷史事實,然後重新詮釋不同的意義。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張谷銘教授提出兩點建議與問題。一、張教授指出,我們常認為贏了就是好的,比如日本戰勝清朝之後,不僅是戰爭勝利,更將其視為文化勝利,同樣情況也可從歐洲的例子看到。二、英文成為帝國的通用語,英國擁有強大的勢力;但二十世紀,德國的國力也不容小覷,日本遣送更多的留學生到德國,那麼為何傅蘭雅會認為中國人應該學習英語而非德語?艾爾曼教授回應,對 1894 年的中國而言,當時還沒有德國、法國、英國。我們要注意的是「勝者」的定義是什麼?德國在 1870 年擊敗了法國,但在十九世紀初也曾被拿破崙征服。我們可以看到戰勝與戰敗的國家,一方可以獲得賠償;一方卻要給予賠償,造就勝者更為強大的結果。傅蘭雅並不知道中國何以會戰敗,但他看到英國在貿易、世界上的地位,這是他在這個歷史脈絡中的觀點。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祝平一教授詢問,在李約瑟的時代,我們常問中國為什麼沒有發展出現代科學 (why not question)。但是艾爾曼教授的問法好像認為中國變得糟糕是一個被建構出來的過程。我們似乎很難避免以「成功」與「失敗」的模式及框架提問,但要如何對歷史有更好的提問?艾爾曼教授回應,這是個大問題,比如說我們都覺得鴉片戰爭中國失敗、英國勝利,但中國並不會永遠落後。又如甲午戰爭中國因戰敗而賠款,造成江南製造局無經費製造武器,這個例子顯示中國並非因為科技落後而失敗,而是因為經濟的情況。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藍美華教授提問,中日戰爭時日本以小船戰勝了中國的大船,而買大船與小船是否與國家的態度有關?是不是中國自居大國所以要買大船,而日本比較實際因此購買小船?艾爾曼教授回應,俄國、德國都是以大船為主,中國可能也認為要擁有大船較好。而日本為何購買小船,並不是因為他們實際,而是因為他們沒錢,後來才發現小船靈活、速度快,反而具有優勢。

  另有與會學者詢問,中文有自身的語法、邏輯,何以中國無法發展出科學?艾爾曼教授回應,這也正是他所好奇的,後面兩場演講也會提到這部分,包括語言的使用也是經過淘汰選擇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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