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鴻森教授演講「被遮蔽的學者——朱文藻其人其學述要」紀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陳鴻森教授，長期從事清代學術研究，撰著甚豐，成果斐然，是該領域的知名學者。近年尤其致力於發掘一些重要且久為學界所忽略的清代學者，蒐集他們的學行事蹟、遺聞軼事，為其編纂年譜，先後發表〈臧庸年譜〉、〈丁杰行實輯考〉、〈洪頤煊年譜〉、〈錢坫年譜〉、〈余蕭客編年事輯〉、〈武億年譜〉，以及新近完成的〈朱文藻年譜〉。本次演講即以編纂〈朱文藻年譜〉的經驗為基礎，藉由朱文藻這個普通下層知識人一生的經歷、行跡和學術活動，揭示並呈現清代「學術生態」的底層——生員（秀才）的社會角色和生存處境。

　　陳教授認為，長期以來，學界對清代學術的研究大多集中於顧炎武、錢大昕、戴震、段玉裁、高郵二王、章學誠等著名學者，這種研究模式下的清代思想史、學術史論著往往流於片面、簡化。而經年累月沉潛於漫無涯際的書海，窮搜冥討、鉤稽爬梳的實際研究經驗，讓他深信，只有經過對若干個具體學者生涯史的發掘、重建，一些學術史湮失的斷面才得以慢慢復現，這些學者生活年代的「學術生態」也才逐漸明晰、鮮活起來。陳教授以登山作比喻，多數登山客走的是已經成形的山徑，看到的只是山的一隅；而真正的登山家則是探勘、闢鑿、攀巖，蓽路藍縷，所看到的應該是山不同的形態與意象。他笑言雖不敢自詡為登山家，但作為半生在清代學術這座大山裡討生活的樵夫，自信所認識的山，與一般登山客應該是大異其趣的，而朱文藻研究正是體現他這一學術理念的典型個案。

　　朱文藻 (1735－1806)，是清代乾嘉時期杭州地區的知名學者，出身寒微，刻苦自勵，前後十餘次鄉試，無所遇合，半生蹭蹬場屋，以一衿終老。陳教授將朱文藻與同時期的錢大昕做比較，二人年紀僅相差七歲，主要生活圈同屬清代文風最盛的江浙地區，同樣精研史學；不同的是，錢大昕仕進之路較為平順，致仕後長期在蘇州紫陽書院講學，生活安定，所以能專意於學，終成一代經史巨擘。科舉的成敗，決定了他們二人不同的人生道路和學術趨向。

　　朱文藻鄉試屢次失利，在漫長的科舉道路上，為了生計，他曾館於杭州汪氏振綺堂，前後長達二、三十年。振綺堂藏書豐富，又有許多精刊秘笈，朱文藻校讀其中，所學日進。在此期間，他作了大量文獻搜集、整理工作，如厲鶚、杭世駿的一些未刊稿、鈔本，經由其手而得以傳行後世；四庫開館，採訪天下遺書，他因為熟諳四部源流、書林故實，特別以生員身分參與浙江甄選進書事宜；當時浙西學者著作，如周廣業、崔應榴所著《關帝事蹟徵信編》，萬之蘅、吳寶彝輯《漢關侯事蹟彙編》，吳顥輯《國朝杭郡詩輯》，在硏究史料方面皆頗獲其助益。

　　除塾課汪氏之外，朱文藻還代人校書、編書、撰述，以賺取微薄薪資，貼補家計。「委託代工」的人，包括一些名公鉅卿，如王杰、阮元、王昶，及著名金石學者黃易等，足見其積學博聞，固已名重當時。作為一個科舉失意者，他曾應王杰之邀，入都佐校《四庫全書》、《續三通》等官書，實屬莫大的殊榮，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不啻是對科舉選士功能的一種否定。這些代工撰著中，有署朱文藻名字的，如鮑廷博輯刻《知不足齋叢書》，有不少書即邀他參訂、校勘，並特地請他撰寫〈知不足齋叢書序〉，冠於書首，以與《叢書》同留名後世。但多數情況下，他的勞績是被遮蔽的。陳教授著重討論《四庫全書》中署名汪憲的《說文繫傳考異》一書，以及他曾協助邵晉涵纂《杭州府志》，為陶元藻增訂《全浙詩話》，為黃易代撰《濟寧金石志》，為阮元編錄《山左金石志》、《兩浙輶軒錄》，為西湖淨慈寺編纂《寺志》；在生命中的最後幾年，輔佐王昶編訂《金石萃編》等。陳教授特別指出，研究朱文藻的經驗，讓他深刻意識到清代學術史其實存在著「明」和「暗」兩個世界，他今天的報告即意圖以朱文藻為入口，展現「明面」背後，更為錯綜幽微的「暗」的世界裡某些光影交錯的側面。

　　明清時期，徐鍇《說文繫傳》傳本甚少，硏究《說文》的學者多以徐鉉本為據。朱文藻館於振綺堂時，曾由蘇州、杭州藏書家借得《繫傳》鈔本，並加以校勘，撰為《繫傳考異》二十八篇，並采輯《繫傳》相關材料，編為《附錄》二卷。《說文繫傳》外間罕見，因此，《考異》隨即由學者輾轉傳鈔，逐漸流傳至北京的學術社群，它對小徐本研究有開創之功，深為當時學者所肯定及重視。另一方面，此書後來又署已故振綺堂主人汪憲之名，進呈四庫館，被編入《四庫全書》，四庫館臣對它評價極高。這書雖署汪氏之名，但對朱文藻這樣一個屢試不第的秀才而言，卻是一種莫大的安慰。

　　朱文藻與《全浙詩話》、《濟寧金石志》的淵源，過去並無明文記載。陳教授藉由他輯得的朱文藻給邵晉涵的一封書信，揭示了朱文藻為這兩部書所做的大量加工、補遺工作，使這段淹薶的史實得以復現。《全浙詩話》有幾十條署名朱文藻的按語，這似乎是朱文藻有意為自己留下「代工」的痕跡；而《濟寧金石志》一書則完全被阮元的《山左金石志》所吸收，其原書因未付刻，幾乎不留痕跡，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掠食」性的學術生態鏈。事實上，《山左金石志》也是由朱文藻編錄成書，但阮元〈序〉中對此卻含混其詞，以一些虛飾性的話語掩蓋了朱文藻的纂輯之功，後來的《兩浙輶軒錄》亦是如此。這兩書或引朱文藻訪碑、考證之說，或錄其《碧谿詩話》、序傳之文，或附加按語，他的代工猶有跡可循；陳教授通過同時代的人所撰寫的傳記、詩文、詩話等史料作比對考辨，確證朱文藻是《山左金石志》、《兩浙輶軒錄》最後的編訂者。

　　《淨慈寺志》、《杭州府志》是朱文藻代工的兩部志書，集中體現了他對鄉邦文獻的嫻熟和卓越的史裁。前者為朱文藻一手所纂，雖不著其名，書中猶存一些線索可資考證。後者由邵晉涵主持，朱文藻佐其修訂，然因朱氏文獻盛名，為避免喧賓奪主，傳世的乾隆《杭州府志》無一語談及朱文藻，其功完全被湮沒，他僅能以「影子」的形式存在。

　　朱文藻晚年應王昶之聘，為他編訂《金石萃編》，前後五年，積勞盡瘁，成書一百六十卷，此書集碑目、碑文、題跋、考證於一編，可謂清代金石學集大成之作，也是朱文藻晚年心血薈萃之作，全書的考證按語，應多出其手。此書雖有朱文藻的跋文，可看出其編錄校訂之功，但它畢竟是王昶的著作，朱文藻殫精竭慮的勞績，終究被淹薶在學術史的暗影之中。

　　討論過上述著作的考證，陳教授又以列表形式，依時序編排，展示朱文藻自乾隆四十五年 (1780) 從北京南歸後，為他人代工編、校的諸書。從此表可以看出，朱文藻終身挾筆硯為衣食，幾乎是以撰述為生活，但卻始終無法改善困頓的生活窘狀。他的著述可考者約四、五十種，可謂著述滿屋，卻無力刊刻，身後遺稿大多散佚，今僅有少數稿、鈔本藏於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和浙江圖書館等處，故而陳教授慨嘆朱文藻「力能傳人，卻不足以自傳」。

　　最後，陳教授簡要總結朱文藻的學術特點：「精六書」、「通史學」，及長於金石之學；尤熟諳宋史，長於考訂史文訛誤，增補經籍目錄。另外，還有一點值得稱述的，即他對鄉邦文獻的蒐集、採訪和編錄，著有《西湖志略》、《武林舊聞》、《武林耆舊詩》、《金鼓洞志》等書。這樣一個績學篤行的學人，因一生困於科舉，奔走衣食，無法像王鳴盛、錢大昕等學術大家那樣潛心研究，成一家之言，而所著之書多歸他人主名，所以，當代學者甚少知道朱文藻其人。從朱文藻身上，折射出清代下層知識人普遍的生存困境，以及清代學術生態明暗交織的複雜性。

　　演講結束後，在場學者討論熱烈。討論問題包括年譜編纂對學術史研究的意義、清代諸生的生存處境、清代學術史的「遮蔽」與明暗面的界限、清代學術生態中的共生體系，以及史家的史識與史裁等。陳教授一一回應後，本場演講圓滿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