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朱鴻林教授

 
訪談人: 何威萱(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撰寫人: 洪劍聰(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生)
 
專訪朱鴻林教授
 

  朱鴻林教授,香港珠海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學博士。曾任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研究員、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等職。現任香港理工大學人文學院院長、香港孔子學院院長、鄺美雲文化及藝術教授、中國文化講座教授,同時也是香港人文學院院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中山大學長江學者講座教授(中國古代史)。研究專長為中國近世歷史與文化,尤擅長明代學術思想、政治、社會文化、明人文集等。著有《明儒學案點校釋誤》、《中國近世儒學實質的思辨與習學》等及其他近百篇中英文學術論文。近期北京三聯書店將朱教授歷年有關明史研究的菁華成果集結出版成「朱鴻林明史研究系列」五種:《明太祖與經筵》、《孔廟從祀與鄉約》、《儒者思想與出處》、《文獻與書刻》、《《明儒學案》研究及論學雜著》。近年主要研究項目為:「重建明代儒學研究之文本基礎——《明儒學案》新點校研纂」,獲頒香港特區政府研究資助局傑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獎。


求學歷程

  1972 年,朱鴻林教授在香港珠海書院中國文史學系開始了他的大學生涯,起初主修文學。大學畢業後,繼續攻讀中國文學碩士,師從當年入學的主考、著名歷史學家羅香林先生 (1906-1978) 以及資深傳統文史學者王韶生先生 (1904-1998)。就讀研究所期間,朱教授修習羅香林先生所開設的課程:南明史、唐史和香港史,接受縝密嚴謹的歷史研究方法訓練,為後來研究明史打下扎實的根基。除了羅先生和王先生之外,他還修習社會學家和歐美漢學學者李璜先生 (1895-1991) 所開授的課程。朱教授從這些重要的恩師處,在傳統經史子集學問和西方史學及社會學方法的認識上獲益良多,對他後來的學術研究很有幫助。朱教授 1978 年提交的明代廣東理學研究的碩士學位論文,獲得師長讚許,也催生了他繼續深造精研的念頭。

  碩士畢業後,朱教授決定赴國外留學。在羅香林先生的大力推薦下,朱教授成功進入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投入該校東亞學系創辦人牟復禮教授 (Frederick W. Mote, 1922-2005) 門下。關於這段經歷,朱教授慨然讚歎美國人的處事方式,對於人與人之間存有高度信任。蓋珠海書院只是香港一間小學校,儘管朱教授學業表現優異,欲申請就讀外國大學卻非易事,遑論是名校普林斯頓。然而,憑藉羅先生的一封推薦信,普林斯頓大學即錄取了朱教授,朱教授認為,普林斯頓大學信任他們尊重的人,並擁有這種愛才之心至為難得。

  當時普林斯頓大學匯聚了許多學術菁英,如:唐史名家杜希德(又譯崔瑞德,Denis Twitchett, 1925-2006)、宋史翹楚劉子健 (1919-1993)、元明史權威牟復禮、思想史專家裴德生 (Willard J. Peterson) 以及專精文學的高友工、蒲安迪 (Andrew H. Plaks) 等諸位先生,均曾給予朱教授極大的鼓舞和啟發,他也慶幸自己正巧遇上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學系最美好的時代。朱教授於牟復禮教授開授的明史 seminar 課上提交的第一篇研究報告,是關於明代成化年間朝廷在廣西大藤峽用兵的情況,獲得牟復禮教授和杜希德教授的好評,不但給予最高分的評價 (A+),其資料和論點後來亦被採用於他們主編的《劍橋中國明代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7-8,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相關章節中。這大大的增強了朱教授的信心與研究動力。之所以會選擇大藤峽用兵作為在美國求學期間初試啼聲之作,則與朱教授計劃中的博士論文主角丘濬 (1421-1495) 密切相關。大藤峽的瑤亂是明代兩百多年來未曾間斷的頭痛問題,而丘濬提出的治瑤之策其後獲得採用,成為明代治瑤之重要方針,故為朱教授所措意。

  事實上,朱教授最感興趣的是丘濬的《大學衍義補》一書,該書承真德秀 (1178-1235)《大學衍義》而作,加強了對《大學》「治國」、「平天下」的發揮,針對當時的政治社會問題提出許多具體而有用的「藥方」,是明代經世之學的扛鼎之作,影響明清甚鉅。1978 年秋天,朱教授與牟復禮先生的第一次晤談,即拍板定下論文的主題——完成後題為《丘濬的《大學衍義補》及十五世紀的中國經世思想》——經過數年的研讀與資料蒐集,直到 1983 年才開始動筆。說來有趣,今年(2016 年)甫獲第二屆「唐獎.漢學獎」的狄百瑞先生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於 1983 年 4 月 1 日邀請朱教授至其任教的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參加其主持之 regional seminar,報告研究成果。會後朱教授從紐約市返回新澤西學校宿舍,當天晚上就拿出了打字機,開始打起了博士論文,一直持續寫到 7 月中,博士論文初稿就這樣完成了。

  由於博士論文的優異表現,博士畢業後,對朱教授極為器重的牟復禮先生將其留在普大,繼續從事研究工作,從研究助理慢慢升至研究員 (research staff member),工作的研究室在葛思德圖書館(Gest Library,今東亞圖書館的前身)。當時的葛思德圖書館存有大量明清刊本,明人文集尤為特色;此外還有影印自日本內閣文庫珍藏的明人文集七百多種,豐富的明史研究資源為美國漢學界罕見。面對這片浩瀚的「明」文叢林,朱教授的任務有三:閱讀文集和撰寫提要、編輯《葛斯德圖書館學報》、籌辦展覽。朱教授花了數年時間,仔細閱讀和分類這些藏書,不但大大提升了學力與眼界,更將相關研究成果與牟復禮先生合作出版成《書法與東亞古籍》(Calligraphy and the East Asian Book) 一書。

  1987 年,牟復禮先生榮退,其職缺由余英時先生繼任。余先生到任後,朱教授沒有錯過近距離請教的機會,曾有約一個學期的時間,每週一次帶著三明治到余先生研究室進行「午餐會談」;偶爾也被邀請到余先生班上參與討論及報告,見識到余先生教學和學術的卓越識見,讓朱教授獲益匪淺。

  綜合自己的求學歷程,朱教授一言以蔽之:「非常幸運。」不但遇到許多好的老師,更能在理想的環境中學習,使學術基礎得到良好的積累。在閱讀和研究丘濬的過程中,朱教授漸漸發覺明朝思想文化史的重點發展除了陽明心學外,還有另一個同時並行的潮流——經世思想。正是這一段歷程,促成了後來的研究規模,從此與明史結下不解之緣。

如何踏入明史領域

  至於如何選定明史作為研究領域,朱教授說自己在香港求學時已對嶺南文化有濃厚興趣,注意到明代廣東冒出了許多雋秀人才,像理學家陳獻章 (1428-1500)、湛若水 (1466-1560)、薛侃 (1486-1545)、唐伯元 (1540-1597),學者政治家丘濬、梁儲 (1451-1527)、霍韜 (1487-1540) 等。因接觸這些理學家和政治人物,從而擴展到對明代歷史、政治文化背景方面的探索。而羅香林先生開設的南明史,無形中更加深了朱教授與明史的淵源。到了普林斯頓後,第一次與牟復禮教授面談,即能擇定研究丘濬的博士論文題目,朱教授笑稱這彷彿是註定好的。在普大的求學過程中,朱教授亦曾接觸許多其他的明史專家,從課堂、講座的聆聽到有關的學術談話,無不提高和豐富了朱教授的知識、開拓了他的眼界。更幸運的是,畢業後的朱教授能夠加入牟復禮教授領導的研究隊伍,在葛思德圖書館閱讀大量明人文集並撰寫提要,持續專心於明史研究。

  1989 年春天,朱教授在余英時先生推薦下,離開普林斯頓,來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擔任副研究員,接任黃彰健先生 (1919-2009) 行將退休的職缺。數年之後升任研究員和歷史組主任,更加確定以明史研究作為不變的志業。

  朱教授此後的研究成果多集中於明史領域。對此他說:「我是不會後悔的,如果有人批評我的領域狹窄,我也無所謂。」原因在於,朱教授認為只要在一個領域裡提出重要問題,把研究做得徹底,事情說得清楚,便已自具意義,小範圍的專精遠勝於大範圍的淺薄。雖然如此,朱教授始終認為,近世中國許多思維方式、政治理念和作風、社會文化制度等,基本上都是從北宋開始。像朱教授關心的幾個研究專題:經筵、鄉約、孔廟從祀、士大夫的文化及社會情懷等,均是在宋代形成規模,於元、明、清不斷進展,產生重要影響。因此面對近世中國的諸多問題,在研究之際必須將視野放大,不僅僅只看明代的資料,從北宋以迄清代中期 (1840) 之間的種種資料都需一併關注,如此才能掌握連貫的脈絡,也才能回過頭聚焦於明代,更有效地突顯明代思想文化的意義。

  朱教授也指出,明朝包括南明有將近三百年歷史,宏觀來看,大部分明史的研究仍多著墨於明朝初期的發展、晚明以及明末清初之鉅變,至於介乎中間這段時間,則存在較多空白,當中尚有許多不足之處,例如整個十五世紀的研究相對而言還是很缺乏,朱教授將之形容為「啞鈴」狀態。年輕時的朱教授正因意識到這點,故有志去做彌補的工作,以平衡整個明史研究的發展,一晃眼不覺已過了三十年的時光。

學術生涯的進路與關懷

  說到研究方法,朱教授基本上是遵循在普林斯頓大學念書時教授們的訓練:一是尊重文獻,二是尊重實物 (objects)。文獻是歷史研究主要的材料,所以必須讀通文本。除了字面上的理解外,更重要的是對於行文脈絡的掌握,和對某些相關問題的聯想,並且試著將之解答出來。無論使用何種材料進行研究,所分析、討論的必須儘可能符合當時的實情,而不是以自己的觀念與意識型態代古人立言。

  朱教授在閱讀或研究時,常會想像自己是古代中國的一名士大夫,設身處地去思考他們如何在各個不同的階段發揮作用,進而發覺研究興趣。例如:傳統士人若仕途順遂,一路扶搖直上,便會想透過當帝師、講經筵去影響皇帝,朱教授順此思考,開始產生研究經筵制度的興趣;告老歸田回到家鄉,試圖於鄉里繼續發揮影響力以領導家族和社群,自然會連結到家規和鄉約的運用,於是又產生研究鄉約制度的想法;而一輩子作為一名儒者,廣讀聖賢經籍,就必須思考儒學的價值定位為何,是否是聖人所期待的儒學?是否是有實用意義的儒學?而眾人又是如何來定義儒學?為處理這些問題,於是又將研究興趣延伸至孔廟從祀制度,從朝廷公開辯論、給予「真儒」最高表彰一事,來探求儒學的實質。

  朱教授認為自己雖是研究思想文化史,卻會透過很具體的制度運作來檢討不同思想系統背後的成因,及其所衍生的一些問題,如眾人的接受度、贊成或反對的狀況、在社群所產生的交互作用等,畢竟這些才是古代士大夫所思所行之全貌,他們絕非空談學理而已。基於如此理念,朱教授在研究思想文化之餘,依舊持續關心明代兩廣地方政府與少數民族(瑤族)之關係。明清時期,瑤族與漢人在兩廣地方上曾產生許多衝突、動亂,發展到後來瑤族都被聚集在兩廣貧瘠之地,命運坎坷。透過這方面的研究,朱教授希望瞭解明代中央政府在這些屢見衝突的邊陲之地扮演何種角色?所欲達到的目的和手段為何?此處中央、地方的關係究竟呈現何種情況?這些問題也牽涉官場中的儒者對制度的創發與運作,仍屬廣義的思想文化史範疇。

  總結自己的研究歷程,朱教授坦言,其實許多論述的背後都有其對現實的關懷,只是被埋藏在文字裡面未做表面的敘述。再者,朱教授透露自己在學術生涯的進路上是屬於「無心而有志」的處世作風。有「志」者,即著力還原並完整呈現自己研究所及的明史情狀;無「心」者,即不會存心要去立論,或針對某一家的說法來大談特談。朱教授進一步說明,自己是本著實事求是的心態,每發現一個現象或問題,就先博覽近代人的著作,考察是否有人已做過研究。他認為文章沒有百分之百完美,已有的研究論述若已達到八成的水平,自己便不會重複研究一樣的題目,反而會引用作為參考;真的處於空白狀態的領域,才有投入大量心力梳理、研究的價值,如此對學界才有更大的貢獻。這種精神也是受到牟復禮先生的影響。他曾問牟先生:「既然寫了那麼多論文,是否想過出版文集?」牟先生決然說不。牟先生認為學術論文有其時效性,多是因應那個時間點所發生的問題才寫成文章來反映,經過傳閱,對那時代人產生影響、發揮作用後,貢獻即完成,很少有必然永恆的價值。因此寫學術論文的目的是在解決問題,不在為後世立法。

  朱教授也表示,自己非常重視個案的研究,他認為個案研究必須累積到一定的數量後,才能歸納出一個有概論性且深具說服力的大篇論述。這個想法在研究明代鄉約問題時感受特別強烈,研究的個案愈多,愈發現從前的種種概論性說法都太過膚泛,未能真正體現明代鄉約的特色與意義,所以至今朱教授還不敢對明代鄉約的專題提出一個概論性的說法,因為時機尚未成熟。由於集中於個案研究,朱教授偶有被學者批評為「見樹不見林」,對此,朱教授的回應是:「如果這輩子沒有寫成概論性的著作,我不會遺憾;但如果這輩子不能寫一兩篇很具體、深入的個案成為學界的可靠依據,我會很感到慚愧。」

《明儒學案》的研究心得與展望

  《明儒學案點校釋誤》是朱教授的成名之作。1985 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了乾隆版的足本黃宗羲 (1610-1695)《明儒學案》點校本,當時朱教授讀過一遍後,發覺當中有許多問題,斷句、引文等都有很多錯誤。於是,朱教授開始從事校讀,把能發現到的問題一一點出,加以辨釋說明,花了一年的時間,終於將中華版《明儒學案》中所見到的錯誤一千六百條給勾勒出來,並予訂正,於 1991 年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成《明儒學案點校釋誤》一書。

  到了 2008 年,中華書局再次出版修訂版《明儒學案》,對朱教授的《明儒學案點校釋誤》多有參考,然而朱教授指出,曾在網路上看到有人針對修訂版《明儒學案》作出這樣的批評:凡朱教授點出的錯誤,中華書局大體均做出修正;凡朱教授沒有點出的錯誤,卻仍舊如是。該名評論者還說,書中至少尚有一百三十多條的錯誤,並列舉了十多條作為引證,經朱教授核對,這些引證所言也均屬正確。

  事實上,完成《明儒學案點校釋誤》後,朱教授已蘊釀重新點校《明儒學案》的計劃,並且預計成果與當前所見幾種《明儒學案》點校本將大有不同。朱教授指出,《明儒學案》的祖本本身已存在不少問題,該書於節錄傳主論學語時已有不少誤讀、誤節的情況,甚至對傳主文字再進行刪改,無法完全體現該名儒者的真正學術和思想。因此,朱教授計劃以「史源學」的方法重新找出黃宗羲徵引的原始文獻,以清楚看出黃宗羲編纂此書時的增、減、刪、節,以及種種改動。此計劃獲得香港特區政府研究資助局 (The Research Grants Council of the HKSAR Government) 2011 年全香港最高額的研究經費補助,目前相關工作還在進行當中。不過朱教授也提醒,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在文字選錄上雖存在不少問題,但此書仍有高度的價值。首先,黃氏的學術判斷都很尖銳,對明代學術思想有許多精闢獨到的見解;其次,《明儒學案》裡大約百分之二十的文字今已難覓原典,故就文獻保存來說,亦甚具意義;再者,《明儒學案》對明代思想界圖像的劃定、對學派流衍的梳理均富有規模與條理,至今仍是研究明代思想史必讀之經典。因此新的《明儒學案》點校計劃目的不在貶低黃宗羲和《明儒學案》,而是為使此書更加完善,成為學者更能依據之可靠善本。

  除重新點校、編輯《明儒學案》定本外,朱教授未來尚有兩項計劃:一是出版《明儒學案》選註本,這是為大學生及一般讀者設想的,希望透過此選註本反映出明代儒學發展的脈絡,並列舉一些重要儒者的見解以供參考;二是《明儒學案》研究手冊,此書將以《明儒學案》為例,為讀者揭示在使用《明儒學案》材料時會遇到哪些問題、可能落入哪些陷阱,以實例給讀者作提示,俾能更好地理解、運用這部重要名著以及同類的撰述。朱教授相信,《明儒學案》系列計劃完成後,對推動明代思想史和明儒思想研究,有一定的貢獻,助益後學未來的研究。

對青年學子的期待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朱教授以此名言來與青年學子共勉。希望學子在還是作為「學生」的年代,也即「窮」的階段,能好好培養自己。一旦學有所成,在學術上有了一定的地位後,即可做「兼善」的事業,將自己的研究所得,以「言簡意賅,文從字順」的方式給鋪陳出來,讓知識、技術和精神都得以傳承。這也可算是一種經世之學。

  至於研究,朱教授則認為必須集中,寧可花十年八載鑽研一個研究領域,這比將興趣橫跨在幾個領域中來得好,因為扎根很是重要。在理論方面,史學研究雖然可能呈現各種面向,但終歸離不開文字和實物(包括地理考察)這兩件事,當兩者結合起來時,許多事物或理論自然就能貫通。

  朱教授更強調,研究中國歷史,無論投身在哪個領域,均不應忽略政治史。因為從中國傳統文化來看,政治是直接影響社會文化的關鍵;反之亦然,社會的進展亦會決定朝廷在政策方面的實施。

  再者,證據的掌握亦是重點,學者必須衡量所有其欲採用的證據,做到有根有據,同時還要確定這些證據都是可信的,再做合理的判斷。所謂「孤證不立」,朱教授的建議,是希望多採用個案和歸納法來進行研究,個案一多,自然可以看到一個較完整的模式與發展圖像 (pattern)。

  最後,史學研究是為返回一個已不存在的時代並重構之,中間不免涉及判斷的問題。朱教授鼓勵學子要能有與研究對象對話的信心和氣魄,亦即要能通盤掌握研究所屬的那個時代人們的思想,特別是研究對象的各種細節,儘可能還原其心境並據此詮釋其思想、行為的意義。例如若欲研究十五世紀下半期重要的學者官員程敏政 (1445-1499),便要假定有一天真會與程敏政對話,向他提問:「你和會朱陸思想的提出,目的是如此這般嗎?」「你在『鬻題案』中與唐寅 (1470-1524) 的關係以及所作所為的用意,又是如此這般嗎?」若真能全面而客觀地將所有資訊和證據仔細分析,對這些問題的解釋理想上應該可以得到程敏政首肯。儻能如此,研究就算成功了。

將本篇文章推薦到 推薦到Facebook 推薦到Plurk 推薦到Tw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