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林玉茹教授

 
訪談人: 林文凱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撰寫人: 柯佳蕙(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專訪林玉茹教授
 

  林玉茹教授,現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兼任教授、南瀛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執行召集人。曾任:日本東京大學外國人研究員、日本九州大學訪問學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訪問學人、日本早稻田大學太平洋研究中心特別研究員、Fulbright 學術基金會訪問學者、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訪問學人、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訪問學人。研究領域為臺灣社會經濟史、清代臺灣史、海洋史、區域研究。主要著作有:《國策會社與殖民地邊區的改造:戰時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臺灣的經營》、《殖民地的邊區:東臺灣政治經濟的發展》、《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 1945-2000:臺灣史》。另主編多本中英文專書、史料專書及發表數十篇論文。

從事臺灣史研究的機緣

  談起從事臺灣史研究的機緣,林教授表示,自己的學習經歷較為特別。國中畢業時,由於家庭經濟因素而選擇就讀師專,但內心其實早已確定師專畢業後分發臺北、並繼續升學的意願。師專畢業後,在臺北縣中和市的錦和國小教書期間,對文學與歷史都頗感興趣的林教授,在聽取師專師長的建議後,決定報考臺大歷史系夜間部,一邊工作、一邊進修。

  1987 年,第一年考插大時,臺大歷史系夜間部錄取名額從缺,但林教授以落榜第一名的資格獲得臺大的「選讀」資格,並於當年九月開始在臺大歷史系夜間部修習「中國通史」(鄭欽仁老師授課)與「史學導論」(徐泓老師授課)。此時,從小就深受知識吸引的林教授,第一次感受到何謂「知識殿堂」,並確信這就是她一直以來追尋的目標。

  1990 年,在臺大夜間部讀了兩年後,恰逢教育部開放五專生可以直接報考碩士班的政策上路;林教授受到師長和同儕的鼓勵,順利考取臺大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締造了臺大歷史系創系以來第一個夜間部學生考上臺大歷史所的紀錄。

  就讀碩士班的第一年 (1990),正值臺灣開始本土化運動的時期,受過去臺東師專老師夏黎明教授的建議,林教授毅然捨棄原本較有興趣的明清史,選擇了臺灣史作為自己未來的研究志業。

  說到學術研究的樂趣和意義所在,林教授認為,在她的求學路程中,很幸運碰到很多很好的老師,奠定了她學術研究的基本功夫。其中,包括在臺東師專讀書時的歷史老師項秋華老師、地理老師夏黎明教授,以及研究所期間的指導教授黃富三教授。師專時期,她學會了如何在讀書的同時,一邊將有用的資訊抄寫在卡片,做摘要及資料的蒐集和整理。日後,林教授也將這樣的方法應用在書寫論文上,即花較多的時間做資料的蒐集及統整,再利用卡片做排比,書寫初步大綱,經過一步步的前置作業,便可以很快確定論文的架構,且能及時完成。

  也許是因為這種務實的讀書方法,加上指導教授在論文架構和組織上的把關,林教授認為自己在書寫論文的過程中,其實非常快樂,不曾產生強烈的挫折感。她說,每次寫論文時,都是在解決自己一個個的困惑與問題,這讓她感到非常的開心。因此,研究對林教授來說,是在滿足自己一生的志業。說及此,她說:「所謂的終生志業是,你即使到老了、到要走入棺材的時候,都還對那個工作有興趣。……學術研究對我來講就是有這樣的意義,它沒有退休的一天。歷史研究實際上是可以爐火純青的。也就是說,你年紀越大、看得越多,其實可能提煉出更好的成品。」

臺灣史研究的展開

  林教授說,她不敢說自己的研究有什麼重要的貢獻,但可以分享二十多年來的研究經歷和心得。首先,從學術研究的養成來看,她的碩士論文與博士論文是頗不同的訓練和嘗試。

  碩士論文《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1] 是林教授對於清代臺灣史研究的起始點。她認為,這篇論文對她而言是一個很好的嘗試,因為它從一個比較全面性的觀點,去看臺灣全島的港口發展。自碩一開始,林教授就時常因為夏黎明教授的邀請,而與地理系學者有交流的機會;因此,她的碩士論文帶有相當強烈的地理學元素。透過地理學的中地理論,她將臺灣全島港口分級,觀察各個港口之間的關係,劃分港口的系統。即使到了現在,林教授仍認為當初她所提出的港口系統架構是正確的,亦即清代逐漸發展出南北兩大系統,包括:南部以打狗到臺東的範圍,以及北部以淡水、基隆為中心到花蓮的兩大板塊。似乎也正呼應了臺灣長期以來的南北差距問題。

  在碩士論文的奠基下,到了博士班,林教授開始嘗試用不同的角度來操作博士論文。她想要印證碩士論文所提出的空間結構是否成立,因此,她選擇新竹地區作為重點研究區域。選擇新竹地區的原因有幾個,一是清代的資料中,新竹地區因為淡新檔案和土地申告書的留存,幾乎是資料最多的地區;另外,在資料蒐集的過程當中,林教授也發現了許多族譜可供研究使用。透過這些材料,林教授的博士論文建構了當時新竹地區的商人系譜,並分析其活動軌跡。

  相較於碩士論文的較宏觀性的研究視角,博士論文較著重地域性,顯得比較微觀,引起有些人認為碩士論文優於博士論文的聲音。但林教授認為,她更看重在書寫論文的過程中,自己得到了些什麼。對她而言,博士論文讓她學習到何謂史學家的技藝,因為她運用了更多的田野調查與口述歷史資料;此外,她也為博士論文制定了書寫策略,她先在《臺灣風物》發表了幾篇文章,如後龍和中港 [2] 以及文口 [3] 等文章,作為博士論文的先行研究,讓她更清楚自己博士論文的架構該如何組織,再進行論文的書寫。[4]

  進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工作之初(1997 年至 2008 年),林教授的研究重心大部分從清代臺灣經濟史,轉向日治時期東臺灣社會經濟史的研究。為了克服語言問題,她開始嘗試翻譯日文史料,藉以瞭解相關研究內容,同時鍛鍊自己的日語能力。她提到:「我認為歷史學的研究裡面,尤其對於初入學術殿堂的年輕歷史研究者而言,比較重要的還是在檔案、一手史料上下功夫,因為歷史學的研究,始終立足於紮實的史料基礎之上。」因此,1997 年,當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的檔案公開時,林教授便開始在其中挖掘與東臺灣研究相關的材料。林教授提到,東臺灣值得做研究的原因,在於過去在討論日本帝國主義經濟史時,太習慣將臺灣看做一個整體,而忽略了清代以來臺灣的區域發展有相當大的差別。當時的臺灣,至少分為以臺南府城、鹿港、新庄及艋舺為核心城市的三大區塊,其地域社會特質、對外關係與網絡都有很大的不同,更別提西部的經驗,完全不能夠套用在東臺灣。且就日治臺灣時期而言,東部更可以看到帝國主義在政策施展上截然不同的樣貌。

  從東臺灣的研究經驗出發,林教授也提醒年輕的研究者,選擇研究主題就像是挖礦一般,礦源必須源源不絕。這條礦脈要能提出一個大的問題,抑或從一個小的問題出發,有逐漸發展到大問題的可能性。

  林教授表示,作為人文學科的研究者,最重要的挑戰仍是要寫一本專書,故其東臺灣的研究一開始就是一本書架構的完整研究規劃,有計畫地分別從經營政策、土地開墾、移民事業與工業投資等四個面向切入,討論臺拓在東臺灣的經營。因此,自 2002 年到 2008 年期間,林教授陸續發表相關的研究文章,隨後在國科會(今科技部)專書寫作專題計畫補助下,重新整併和大幅修改,整理出版了《國策會社與殖民地邊區的改造:戰時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臺灣的經營》一書。[5]

  在進行臺拓研究的同時,2002 年開始,應臺南縣政府蘇煥智縣長的邀請,林教授回到故鄉臺南,與知名考古學者劉益昌教授合作,調查現今臺南麻豆的水堀頭遺址是否確實為古麻豆港。其中,林教授也對麻豆如何從番社變為漢庄感到興趣,因此在麻豆做了仔細的田野調查,從許多新發現的古文書中,還原番社聚落原本的範圍,進而證明番社就是今日麻豆的精華地區,並且注意到漢番交易的地區原本位於番社邊緣,是在漢人勢力進入之後,番社才逐漸變為漢庄。在這項研究中,林教授的重點是與日治時期的歷史地理學者富田芳郎對話,討論為何麻豆是一個街和庄的合成聚落。因為這次的調查計畫,而完成了《麻豆港街的歷史、族群與家族》一書。[6]

  也因為麻豆的研究,讓林教授注意到了麻豆與南鯤鯓的關係,並且在李豐楙教授的邀請下,完成了〈潟湖、歷史記憶與王爺崇拜:以清代南鯤身王信仰的擴散為例〉一文,[7] 首度嘗試清代臺灣社會史的研究。隨後,再度應臺南縣政府之邀,在臺南地區文史工作者的幫忙下,實際訪查臺南的各個區域,蒐集古文書。這幾個經驗讓林教授深刻地體認到,歷史研究不能夠僅是書齋式研究,而必須親身到歷史現場走一趟,研究者能從中得到不同的刺激、想法,也可能藉此發掘到新的材料,甚至進一步提出新的研究課題。

  之後,因為擔任臺史所古文書室召集人一職,因緣際會下,取得了鹿港許家古文書,開啟了林教授另一個新的研究經驗。大約從 2003 年到 2004 年,林教授首度組織工作坊解讀古文書,展開學術討論。藉由這批古文書,林教授的注意力,再度拉回了清代臺灣港口經濟史的研究。[8] 她認為,經濟史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臺灣在歷史進程中,幾度政權變化,經濟力始終都是臺灣歷史的主動脈。瞭解臺灣經濟史的發展,才能夠瞭解臺灣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臺灣人的性格特質又是什麼。

  2008 年時,林教授應日本一橋大學的城山智子教授之邀,到慶應大學參與國際會議。當時會議的主題是 Traditional vs. Treaty Ports: Dual Trade System in 19th-Century Taiwan 大會邀請了來自亞洲各地的學者互相交流。透過這次的經驗,讓她意識到臺灣史研究學者應該走出臺灣,多與國際學界交流,以展現臺灣史可以在亞洲史或世界史扮演的角色或位置。也因為這次的契機,林教授又回頭來做港口、商人的研究。

  在清代臺灣的社會經濟史研究中,林教授特別喜歡〈清末北臺灣漁村社會的搶船習慣:以《淡新檔案》為中心的討論〉一文 。[9] 搶船這個主題,是林教授自博士論文以來,就一直想進行的研究。她認為,雖然自己做的是經濟史,但真正的關懷仍是社會問題與樣貌。搶船反映的正是那個時代的社會樣態,也與林教授一直關心的港口研究扣在一起。另外,從搶船到王爺信仰兩篇文章,可以看到林教授歷史書寫風格的轉變,變得更具有故事性和趣味性。這也是她在寫作上的新嘗試,再一次突顯歷史研究的樂趣所在。

  之後,林教授在清代史研究方面比較重要的主題,即對番界圖的解讀。 [10] 2011 年,透過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賴毓芝教授的牽線,臺史所與北京故宮聯繫,取得臺灣紫線番界圖。2012 年,林教授自美國回來後,便以臺史所的社會經濟史研究群為核心,與族群史研究群攜手合作,組成解讀工作坊,邀請跨院校的研究者和研究清代臺灣史的研究生,進行了兩年至三年的工作坊。林教授自覺對番界及族群史較不熟悉,寫〈林爽文事件前臺灣的邊區圖像:以乾隆四十九年 (1784) 的臺灣番界紫線圖為中心〉[11] 一文時較為吃力,但也因為透過工作坊跨學科的多方討論、共同田野調查以及研討會的舉辦,而收穫良多,更是另一種研究經驗的新嘗試。

  近年來,林教授最重要的研究課題應屬「郊」。目前,林教授已經完成了十八世紀臺灣「郊」的形成之討論。林教授所以這麼重視「郊」,是想延續自 2008 年以來的國際交流經驗,持續與國際學界進行對話。她認為,清代臺灣史的研究已經越來越成熟,但卻鮮少與國際的研究成果對話,因此,她與哥倫比亞大學的 Madeline Zelin(曾小萍)教授合作,主編第一本有關亞洲商人團體的英文專書,[12] 邀集各國學者參與書寫。其最大的企圖心,即希望將清代臺灣史研究成果擺在全球史的脈絡下,讓國際學界能夠注意臺灣史的研究成果和重要性,並進行深入的交流。

給臺灣史研究新手的建議

  從 2000 年開始,林教授開始指導研究生進行臺灣史論文的書寫。她提到,請她指導論文的研究生,大部分已經有明確的研究主題,諸如:港口、貿易、產業史、區域史或者商人團體等。至目前為止,她認為自己很幸運,所指導的學生都很認真,完成的論文水準也至少中等以上。

  談起指導研究生的方法,林教授說,比起個別指導,她更傾向召集一個固定的會議,聚集所有她所指導的研究生,一起閱讀彼此的文章,互相討論。林教授說,碩士生剛開始書寫論文時,所犯的錯誤大同小異,而且他們的研究領域比較接近,透過共同討論會的互相觀摩,一方面修正自己的問題,一方面也能藉此瞭解別人如何處理相關問題,交換研究資訊,擴展學術視野。林教授說,這樣的指導方法,源自她在指導教授黃富三老師門下的學習經驗。她認為從碩士班到博士班,是人生最後專注學習和讀書的階段,也是認識同儕、一同成長的最後機會,因此也很希望研究生能夠透過一次又一次的讀書會變成好朋友,在往後的日子中相互提攜。

  說起對研究生的建議,她認為,做研究不能眼高手低,最基本的要求,在瞭解如何蒐集史料、使用一手檔案,也要知道如何書寫論文,以及如何提出問題意識。因此,研究生的視野應該放寬,多看相關的社會科學書籍及理論,藉此刺激自己,提出新的問題,或者做出較有新意的歷史解釋。此外,承襲黃富三老師尊重前人研究成果的精神,林教授嚴格要求自己的研究生,必須站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做研究,與之對話。她提到,學者會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以其當前所擁有的歷史材料做詮釋,後學應予以尊重,並在其研究基礎上補充或是發展新解釋,這才是學術研究之道。

  除了指導研究生,林教授也曾先後在臺灣大學、臺灣藝術學院、東吳大學、暨南大學、花蓮教育大學以及臺灣師範大學授課,課程大多與臺灣史、臺灣經濟史、臺灣海洋史、臺灣近代史及史料解讀有關。近年來,基於對臺灣史教育的危機感,林教授希望多開設與清代臺灣史相關的課程。她解釋,清代臺灣史的研究出現了非常嚴重的斷層。2000 年以後,清代臺灣史研究大幅式微,臺灣史的研究以日治臺灣到戰後時期居多,學位論文更是集中在這兩個時期。清代臺灣史研究已經到亟需振興的時刻,故而傾向開設清治時期的課程,同時也推動相關的工作坊,號召有志者共同擴展清代臺灣史研究。

  林教授又進一步指出,現代的臺灣史教學和研究往往以斷代來分割,導致學生在設定某個斷代作為研究時限時,就鮮少有機會去了解其他時代,因此在書寫論文時,只要涉及非自身研究的時期,所知就非常的少,甚至連基本的研究行情也不知道,這個現象非常令人擔憂。她提到,研究生應該從長期而宏觀的角度來認識每一個時期與每一個領域的臺灣史,重要的學術研究成果也都應該有所掌握,甚至不能夠只關懷臺灣史,內心需要有一個世界史(或至少是亞洲史)的脈絡,才能做好臺灣史研究。

  其次,林教授也強調語言學習對史學研究的重要性。她認為英文與日文是臺灣史研究生必備的技能。她發現很多專攻臺灣史的研究生會捨棄英文而只讀日文,這樣的偏重與偏廢並不好,而是應該盡量使用多語文的材料進行研究。特別是對清代臺灣史研究而言,英文報紙、英文檔案可以補足中文史料的不足,卻因為語言問題而鮮少被使用。

  除了教學外,林教授也從碩博士論文的口試過程中,觀察到一些危機。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研究生沒有問題意識。舉例而言,做日治時期臺灣史的研究生,運用了相當大量的法令、規則來填充論文內容,卻不知道自己在問什麼問題,忘了學術研究的本質。研究生應該清楚知道自己想要解決什麼問題,而非只是空泛地堆積材料,導致學位論文越走越偏狹、瑣碎;而追本溯源,這個問題仍要歸咎課程的安排。臺灣史教育應該正視臺灣史就是歷史學研究,應回到歷史學的基礎訓練上,使學生具有通史和全球史的關懷;並且打開學術視野,修習輔助科學,如經濟學、人類學、社會學、地理學等。由此,延續前述的學術行情問題,學生不僅要知道歷史學的學術行情,對於其他學科也要有基本的認識。她認為,研究生要了解其他學科正在做什麼研究、正在重視些什麼課題,透過這些認識,也許會給自己的研究帶來一些新的刺激與啟發。

  再來,也是林教授覺得非常重要的一點,即研究生必須實際地進行田野調查。她提到,除了課堂學習外,學生要考慮到全臺灣各地走一走,觀察地方的變化與脈動。她說,雖然歷史學研究生很少受過人類學的訓練,但若能實際貼近地方、體驗所研究區域的真實生活,才不會使論文流於紙上談兵,甚至出現錯誤的詮釋。

  最後,林教授說,歷史學走出學術殿堂,轉譯成大眾可以接受的知識,是她對歷史學研究非常重要的期待。臺灣史的研究從八十年代至今越來越成熟,但仍缺乏可以說歷史故事的人。就清代臺灣史而言,有許多非常出色的故事,但卻遲遲未有像樣的歷史劇誕生。臺灣史的研究者應該考慮,要如何推廣臺灣史研究成果至社會大眾。作為臺灣史的研究生,也應該及早思考自己是否要繼續做研究;若不想繼續走這條路,碩士班一畢業就應該立刻進入職場,運用歷史學的專業訓練,投入各種行業:新聞記者、文創產業、博物館、歷史劇或歷史小說的編寫等等。臺灣史研究跨出學術殿堂,在史實的根基上,將學術性研究轉譯成有趣的故事,推廣給社會大眾,是臺灣史研究者需盡到的社會責任。

臺灣史研究的本土化與國際化

  林教授認為解嚴以來,臺灣史研究不僅從過去的忽視與壓制而日益展開,更逐漸脫離戰後以來中國民族主義的解釋框架,改從本土化的角度發展以臺灣空間與多元人群為主體的歷史解釋。這當然是一個正確的發展。但近年來臺灣史研究似乎也面臨一些困境,研究的題目越來越細,缺少重要的問題意識;與此相關的是,許多臺灣史研究者疏於從更大的視角(如亞洲史、世界史的角度)來研究臺灣歷史,以致臺灣史研究成果難以跟國際交流。針對這個問題,林教授再次強調,從碩士班到博士班,學生的英文、日文程度都應該加強。語言除了作為閱讀材料的工具之外,也是將臺灣史「做大」的關鍵。如何透過語言的翻譯,將臺灣史研究帶入國際,是臺灣史研究者都應該注意的問題。

  林教授提到,本土化與國際化,應該是並行、相輔相成的,即使做地方的研究,研究者也應該將問題意識提升到更高層次,試圖與國際對話。林教授認為,若是過去她在做竹塹的研究時,就已經清楚意識到這個問題,她會透過完整地重建商人系譜及商人活動,來與國際學界有關清代或亞洲商業史、商人網絡史的學者對話,並且提出臺灣與他地的異同關係,突顯臺灣史研究的重要性和代表性。

  提到自身國際交流的經驗,林教授提到,2005 年到 2006 年,她到美國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一年,與世界各地學者聚會,是她體會到國際交流重要性的初始。2008 年,林教授到慶應大學參與國際會議,許多國外學者主動告訴林教授,在看過她發表的文章後,對臺灣有另一番新的認識;2009 年,林教授到荷蘭參與第十五屆世界經濟史會議,日本經濟史大師杉原薰也告訴林教授,他那次在群組的討論,即是以林教授的研究為模型來談。種種經歷,都讓林教授意識到,臺灣史的研究應該要做大而非做小,臺灣史研究者應該走到國際學界,跟各地的學者對話。「雖然我們只有號稱四百年短短的歷史,但一進入歷史時期之後,臺灣既可以跟人談大航海時代,也能談重商主義、東方帝國主義;清代的移民,我們更是其中的一波,而要談十七世紀以後閩南帝國的建立,或者是福建、廣東人往東南亞的擴散,我們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環。此外,因應目前國際移民潮的危機和問題,移民議題躍上檯面,臺灣作為最早完整建立漢人社會的地方,更有資格提出移民的歷史經驗。」凡此種種,都是林教授編寫英文專書《亞洲的商人團體》一書最重要的原因。在這本書中,探討了福建和臺灣商人最早在臺灣成立獨特的商人團體「郊」,並逐漸擴散到福建、甚至是東亞世界。這本書的編纂主旨,重在提醒國際社會:不要忘了臺灣。

  她又提到,「臺灣,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是一個相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地域,有太多研究議題可以與世界對話。而這樣的對話,對於在政治、學術上邊緣化的臺灣具有相當的幫助。它可以讓臺灣走上國際,讓世界看到臺灣、看見臺灣的重要課題,以及介紹臺灣在經濟、政治上的成就。臺灣作為華人社會第一個民主政體,有充分的理由成為研究典範,甚至可能像拉丁美洲一般產生學術理論。臺灣史也許可以為華人的未來,指出一個重要的方向。若放到更大的學術議題來談,臺灣史研究應該透過國際交流,為重要的學術問題提出貢獻。以擁有紮實史料的臺灣史研究為本錢,為世界提出重要的概念及學說。如此,可以是臺灣史研究一個重要的發展目標。

  至於該如何加強國際交流,林教授分享了她自身的經驗。2005-2006 年、2012 年,她先後到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與哈佛大學進行訪問研究。這兩段學習歷程,對林教授有相當大的刺激及啟發。她提到,即使研究生在國內拿學位,也應該嘗試到其研究主題相關的國家待一段時間。舉例來說,若是研究主題為十九世紀的臺灣洋行,就應該到英國當交換學生,親自翻閱當地的檔案,也觀察他國的學術研究及歷史教育現況,當能有一番新的認識,更是人生中的美好經驗。

  此外,透過多次國際會議的交流,林教授也發現,經由相同主題、不同地域的討論,可以發現人類發展的普同性或者異同關係。她舉例,2013 年她到法國里昂參加歐洲臺灣研究會時,順便到普羅旺斯看當地榨橄欖油的方式,她察覺,當地的方法其實就與十八、十九世紀臺灣的糖廍雷同。從這樣的討論、親自探訪的經驗中,可以觀察到工業革命以前人類傳統社會的發展,究竟是什麼樣的樣貌,可以如何做比較。

  2010 年開始,應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吳松弟教授之邀,林教授參與《近代中國經濟地理叢書》閩臺卷的編寫,負責撰寫清代臺灣的經濟地理。也因為編寫這個叢書的關係,每年十月左右都會與中國近代史學者聚會,而大有收穫。她提到,先前參加中國主辦的臺灣史會議,主題大多不脫政治意識的統戰操作,沒有太多學術意義;但 2010 年在以中國近代經濟史為主題的討論下,使她能以臺灣的經驗,與中國同時期的沿海狀態做比較,去看諸如會館、公所或者銀行的設立狀態,以及交通、經濟、地理區的變化。這樣的交流,不但可以發現過去研究的盲點,也能夠使其他學者了解到同時期的臺灣面貌。

  最後,她提到,參與日本的學術研究團隊,讓她打開另一種截然不同的視野和經驗。日本學者在財團和文部省的支持下,採取團體戰的方式,組織一個又一個的論文組,甚至自己擔任召集人的角色,參與國際重要學術大會。相對於臺灣歷史學者時常以「客卿」身分參與國際會議,日本學者主動性更強,更積極在國際學界展現日本的學術研究力。林教授很希望臺灣史學者也能夠以組織論文組的方式參加國際會議,這也是為什麼今年林教授會將番界圖多年研究成果帶到在俄羅斯舉行的歐洲漢學會議,讓學術同好知道清代臺灣史在材料上的新發現,以及新研究成果。明年在義大利的歐洲臺灣研究會,臺史所也將主動組織兩個歷史學的論文組與其他領域的學者對話,促使他們從歷史的角度認識臺灣。

  她也藉參與東洋大學植野弘子教授所帶領的研究團隊經驗,呼籲臺灣的整合型計畫應該要改善。這個研究團隊是由老、中、青三代,從退休教授到博士候選人組成,甚至邀請國外學者參與,約十幾個人,以團體戰、充分分工的方式,到各地做研究討論會及共同田野調查,透過這樣的合作,達到學術議題交流、世代傳承,甚至國際交流的目的。然而,臺灣的整合型計畫的審查往往太過嚴苛,甚至整個計畫只有幾個人通過,而非從鼓勵團隊研究來考量。她說,審查應該要用更寬的標準、視野,且像日本一般一次給四年以上的計畫,來鼓勵團體研究,並能進一步組織論文組參加國際大會,呈現臺灣的新發現和學術研究力。

[1]該本碩論經修改後正式出版,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臺北:知書房出版社,1996。
[2]林玉茹 ,〈清代臺灣中港與後龍港港口市鎮之發展與比較〉,《臺北文獻》直字 111[1995.03],頁 59-107。 
[3]林玉茹,〈清末新竹縣文口的經營:一個港口管理活動中人際脈絡的探討〉,《臺灣風物》,45(1)[1995.03],頁 113-148。
[4]該本博論幾年後正式出版,林玉茹,《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臺北:聯經出版社,2000。 
[5]林玉茹,《國策會社與殖民地邊區的改造 :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臺灣的經營 (1937-1945),臺北: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2011。該書另出版日譯本,林玉茹著,森田明、朝元照雄譯,《台湾拓殖株式会社の東台湾経營:国策会社と植民地の改造》,東京都:汲古書院,2012。
[6]林玉茹主編,《麻豆港街的歷史、族群與家族》,臺南:臺南縣政府,2009。 
[7]林玉茹 ,〈潟湖、歷史記憶與王爺崇拜:以清代南鯤身王信仰的擴散為例〉,《臺大歷史學報》,43 期[2009.06],頁 43-86。
[8]林玉茹、劉序楓 ,《鹿港郊商許志湖家與大陸的貿易文書( 1895-1897)》,臺北:中央研究院臺史所,2006。 
[9]林玉茹 ,〈清末北臺灣漁村社會的搶船習慣:以《淡新檔案》為中心的討論〉,《新史學》,20 (2) [2009.06],「地域社會專號」,頁 115-165。
[10]林玉茹、詹素娟、陳志豪 主編,《紫線番界 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247 頁,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 
[11]林玉茹、畏冬,〈林爽文事件前臺灣的邊區圖像:以乾隆 49 年的臺灣番界紫線圖為中心〉,《臺灣史研究》19(3)[2012.09],頁 47-94。
[12]Lin Yuju and Madeline Zelin eds., Merchant Communities in Asia 1600-1980,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15.

將本篇文章推薦到 推薦到Facebook 推薦到Plurk 推薦到Tw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