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玉茹教授演講「通訊與貿易:十九世紀末臺灣與寧波商人的訊息傳遞」紀要

 
主講人: 林玉茹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主持人: 曾文亮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與談人: 劉序楓教授(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時間: 2015 年 8 月 18 日(二)下午 2:00 至 4: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802 室
撰寫人: 蘇峯楠(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林玉茹教授演講「通訊與貿易:十九世紀末臺灣與寧波商人的訊息傳遞」紀要
 

  林玉茹教授長期關注臺灣社會經濟史、商業史、區域研究以及清代臺灣史等課題。本次演講,林教授從訊息傳遞的面向出發,發表對 19 世紀末東亞商業活動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往關於訊息傳遞的研究,大多偏重於制度史與郵政史層面,林教授此次則利用臺灣鹿港郊商許志湖家族文書 (1895-1897),以及晚清 (1894-1905) 在寧波、淡水經營代理行的泉州商人,透過輪船信局傳遞的信稿「尺素頻通」等商人私文書,針對當時中式帆船、輪船信局與電報三種不同通訊方式的發展,以及郊商如何利用它們傳遞訊息、又如何影響其商業貿易的運作來作探討。另一方面,則凸顯非條約港和條約港的郊商在訊息傳遞模式上的差異及其顯現的意義。

  19 世紀中葉輪船航運興起前,郊商以中式帆船傳送各類型函件。在此模式下,為確保信件與貨物能如實交寄,寄件者儘量會選擇相識的「出海」、合夥投資或有密切商業關係的郊行船隻幫忙遞送。在同鄉、業緣關係下,少有運送糾紛。1869 年蘇伊士運河開通後,輪船航運在亞洲海域興起,逐漸取代中、西式帆船。1870 年代晚期,臺灣已與上海以南重要條約港建立輪船航線;從光緒初年起也陸續開辦輪船信局。此時商人開始兼用輪船傳遞訊息,除因信局有較多服務項目,而使交寄函件種類更多元之外,商人的委託貿易網絡也因此有更擴大的趨勢。然而,輪船信局雖將遞送服務專業化,卻也常在郵件傳送費用與運載現金方面產生運送糾紛,這與中式帆船的遞送模式有所差異,致使商人在輪船遞送中偏向改以匯票、小額現金傳遞,而影響跨海貿易的資金操作。

  最後,林教授談及電報發展,此技術在 1820 年代發明,至1850-60 年代已在歐美各國陸續設置。中國則在 1874 年牡丹社事件後,清廷迫於海防需要,才允許地方政府自辦,並開始在臺灣架設電報線。最初使用者多為官方,民間何時開始使用,既難以掌握,使用率也較低。不過,寧波代理商在 1894 年即已利用電報反覆討論市場行情,甚至在行東與代理商之間的「私電」之外,亦有透過「公電」形式公開進行市場行情操控的情況。

  總結而言,林教授認為訊息傳遞在跨海貿易的進行中占有重要地位。除了重要物品的交寄外,訊息傳遞內容包含商號之間公文來往、商業經營狀況報告、各地風聞及市場價格等最新商業情報,甚至有倒欠、討債等情事,也常透過信函傳遞來處理。而郊商面對不同訊息傳遞方式的轉變時,對其商業訊息的掌握程度、資訊網絡、資金操作與匯兌運用也有所相異,甚至使用新形態的傳遞方式公開市場動態,以操作市場價格。因此,通訊模式的改變對於貿易運作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對於林教授的論文,與談人中研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劉序楓教授表示,許氏文書與「尺素頻通」兩種材料在史料形式、記載範圍確實各有特點,從中可觀察出鹿港、寧波兩種不同經營模式。除此之外,目前所見類似的商業文書,尚有「日本長崎泰益號文書」,以及列名世界記憶遺產的「僑批檔案」等,但整體來看,此類傳統商業文書仍較難留存至今,因此林教授利用商業文書而完成的研究成果,對往後郊商研究,可說極具參考價值。然而,由於寧波屬於條約港,有本、外國輪船進出,亦設置海關、匯兌相關機構;鹿港則非條約港,因此兩港性質有所差異。故林教授雖因史料限制而做此比較安排,仍難免牽強,甚至可能會出現鹿港郊商較為落後的誤導結果。相較於鹿港郊商,晚清臺灣條約港有許多勢力甚大的商人(如高雄買辦陳福謙),透過他們的訊息傳遞,或許可見到不同的光景。再者,林教授提到晚清臺灣官辦新式郵政及電報較少為民用之說,劉教授認為,這是否能歸因於臺灣民用郵政的「不振」,仍待商榷。大清郵政局開辦後,設立各種條件限制民信局遞送郵件,導致民信局在 20 世紀後逐漸萎縮,因此民信使用官辦郵政並不普遍,官方力量的介入或許是主要原因之一。最後,劉教授亦提出關於「號金」、「公電」等名詞的不同解讀,並認為輪船信局等具體經營狀況,應能再透過其他史料或藏品有更多了解。

  隨後,與會人士熱烈分享見解並且提供相關建議。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林文凱教授表示,林教授的分享相當豐富,但像是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介入管理之後的臺灣郵政發展,以及「泰益號文書」內容等,其實都更為複雜,實有再另闢討論的需要。此外,林教授雖利用商人之間的私文書,但諸如報紙、刊物等文字公共領域裡,其實也可見刊載關於商品、物價、貿易情報等資訊,這些訊息,同樣也被商人所接收、使用。狀況究竟為何,亦應值得關注。再者,即便在海關報告的統計可見到當時輪船總運輸量大增,但在日治初期的統計中,中式帆船總運量仍有四成,中式帆船的影響性實不宜輕忽。

  中研院臺史所助研究員曾品滄教授則指出,傳統書信可以承載大量文字;相較於此,電報雖然有速度快、傳送方便的優勢,卻較為昂貴且有字數限制,商人要表達的訊息因此被迫簡化。這種制式化除了影響到他們採用這種方式通信的意願,是否也會對其商業活動帶來什麼影響,值得討論。林教授的主軸雖然定位在臺灣與寧波之間,但其實光是臺灣島內就有許多不同種類的訊息在流通,甚至通信者亦不只商人。以馬偕為例,他所收到的書信,是透過什麼樣的網絡來到他手上?或者若不侷限在商人群體的話,訊息傳遞似有更值得深入討論的各種情況。

  而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黃麗雲教授表示,林教授所提到的各地商人,彼此在語言、商業經營圈、地緣、血緣等面向上,各有什麼樣的同質、異質性,而他們又各專注在哪幾種商品的貿易,似亦可關注。中研院臺史所兼任研究員黃富三教授亦表示,臺灣商品透過輪船運輸外銷商品,連通國外,或許可與納入國際網絡的電報一同觀察其同步的概況。

將本篇文章推薦到 推薦到Facebook 推薦到Plurk 推薦到Tw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