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志添教授演講「道教與地方廟宇——傳統宗教與現代城市社會之激盪」紀要

　　黎志添教授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文化研究所副所長。黎教授長期致力於宗教研究，於道教著力尤深，主要研究領域為六朝道教史、天師道正一法文經、宋代道教黃籙齋儀、清代《道藏輯要》、廣東道教史、廣東廟宇碑刻及香港正一及全真道教科儀。著有《廣州府道教廟宇碑刻集釋》、《廣東地方道教研究——道觀、道士及科儀》、《宗教研究與詮釋學》等專書。

　　本日特應中研院史語所禮俗宗教研究室之邀蒞臨演講，上午以「明清廣州地方廟宇研究」為題，分享自身十多年來廣州地方田野考察與歷史研究所得，介紹進行中的研究與最近成果，並提出未來研究方向。下午則與國內道教學者座談，討論道教研究的現況與展望，思索傳統宗教如何能夠在現代社會中再現意義。

立廟以祀神，乃所以為民也

　　黎教授最初研究廣州道觀，聚焦在宮觀、道士、科儀三方面，以廣州歷史悠久的宮觀為例，探討清初全真教入粵的歷史發展。受施舟人 (Kristofer Schipper) 有關北京城廟宇碑刻研究的影響，2006 年著手進行廣州田野考察，廣泛蒐集宮觀與地方廟宇碑刻；並且有意識地擺脫歷史人類學的方法，而以道教歷史學者的角度從事地方廟宇研究，深深體會「道教與地方廟宇」兩者關係密切。

　　黎教授認為，作為一名道教學者，要能準確理解道教在一個區域內的存在與發展面貌，不能只以全真教尤其是龍門派出家、住觀的道士和宮觀作為道教研究的唯一代表，反之要充分探討道教與民眾社會生活與習俗的密切關係，才能理解道教所具有的滲透性與影響的廣泛性；尤其必須釐清道教如何透過廟宇發揮功能，兩者之間實有複雜的互動關係。

　　2013 年發表的〈神道設教〉一文，[1] 即一改過去學者在研究傳統中國鄉村和宗族祠廟組織時，往往以官方仕紳所代表的儒家正統作為分析模式，而從大量碑刻資料中，指出宗祠與祠廟不必然存在競爭關係。以明嘉靖四十三年 (1564) 三水縣碑刻為例，時任縣令的鄭孔道於〈修城隍廟記〉中云：「國依於民，民仰於神。維神時降厥庥，以庇於民，民安則神斯顯。神與民本一理，幽與明本二道。聖人能通幽明之故，立廟以祀神者，乃所以為民也。」此即從官方角度看廟宇，可見宗祠與祠廟在閩南地區並存並行，共同發揮很重要的作用。

新方法、新材料、新觀點

　　地方廟宇在道教研究中的重要性，從上述可見一斑。目前黎教授已建立一道教數位博物館 (http://dao.crs.cuhk.edu.hk/digitalmuseum)，包含原始檔案、地方志、碑刻神像、廟宇儀式、田野考察等資料，可跨範圍檢索明清以來廣州府縣廟宇。

　　道教廟宇碑刻錄文為其主要也是核心的資料之一，以碑刻中如人名、捐款、官員參與、參與者的社會角色等訊息，再整合明清方志、遊記等所附的廣州城地圖，便得以展示一幅廣州道教地景圖。從廟宇分布位置、數量、性質及碑刻文等綜合資訊中，構成許多新的問題意識，比方如何解釋供奉不同屬性神明廟宇的分布、廟宇與人口分布之間的關係為何、如何理解地方道教神明系統與整體的道教神明系統之關係、道士的儀式行業與地方廟宇的關係等等。另外，再根據民國 12 年一份政府拍賣廟宇的紀錄，可知此時在廣州市有 631 座廟宇。這些廟宇從清中葉到晚期當已存在，可見地方廟宇對民間社會的影響不容小覷。

　　黎教授最後總結道，從明清至十九世紀，地方廟宇成為廣州道教信仰傳播的主要力量。不能將地方廟宇一概歸類為民間宗教，因其與道教歷史與道教神明信仰密切相關；若忽略這一點，便無法理解道教何以及如何成為廣州地方深及入心的普遍信仰。

廣州經驗，臺灣回響

　　黎教授一席博要簡賅的演講，引發與會學者熱烈回響。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劉淑芬教授首先指出，以佛教史研究而言，一般不大重視田野調查，黎教授的研究方法可以給佛教研究學者不少啟發。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康豹教授則以現正進行的溫州地區研究經驗，提出定義的問題，如何謂「道教」、地方廟宇和道教廟宇的關係為何；並提及地方廟宇的「請神咒」是研究宗教空間相當重要的資料。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謝聰輝教授以自身泉州田調經驗，指出老道壇中的抄本或儀式文書，也可見鉅細靡遺的地方主神名單；並以臺灣廟宇通常兼顧道法二門，欲比較廣州的情形。

　　黎教授對於道教與道教廟宇採取廣義的看法，認為只要道士在廟中施行道教儀式、廟中有供奉道教神明即屬與道教信仰有關的廟宇，即可廣義地稱為道教廟宇；此外，若學者只以道觀為道教唯一的載體，而不談道教其他的表達形式，例如扶乩，那就根本不理解清代道教的新面貌。因此之故，黎教授認為研究道教必須從法派、乩壇、道觀、正一派火居道士，以及地方廟宇等等各方面看道教在地方社會生活上的影響。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助理教授張超然進一步討論道教與地方廟宇之間的關係。張教授指出，地方神明崇拜與道教儀式的關係，雖然過去勞格文 (John Lagerwey) 與韓明士 (Robert Hymes) 等學者已有正反討論，但都未說明何以地方廟宇需要靠道教儀式來為神明請神。根據李豐楙《道法海涵》收錄的一批諸神醮科，尤其是湖北清微道士專門為地方神明設計的醮典，顯示道教與民間結合得非常緊密，應可回應此一爭訟多時的問題。輔仁大學宗教系博士生劉怡君提及廟際關係，討論道士與宗教從業人員行業圈之間的關係，與信徒分布範圍彼此的重疊情況。

　　謝聰輝教授則對民國 12 年政府拍賣廟宇的情形感到好奇，例如廟產如何徵收、拍賣對象、信徒反彈及廟宇被拍賣之後的用途等等。黎教授指出，官廟多改為學校、市場、醫院及公園；非官方的民間廟宇，政府則以公告方式徵收，如十天內無人提出產權證明，即收歸官方，然後拍賣。至於徵收與反彈的問題，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林富士教授補充道，政府公告徵收的辦法可追溯到晚清的廟產興學。傳統地方以廟宇為中心的信仰屢受摧毀，令人感慨。

道教研究的現況與難題

　　下午的座談會中，黎教授首先就道教與道教研究的現況以及面臨的難題，提出看法。黎教授指出，清初以來道教屢遭打壓，直至今天，在民眾生活中已處邊緣；儘管如此，其生命力仍然在中國地方社會保存下來。然而道教文化已脫離知識階層太久，如何從上層文化重新取得生命力，進而影響菁英文化和精神面向，是目前道教面臨的一大挑戰。

　　眼前面臨的難題，例如：在正規教育體系中道教沒有如佛教、基督教等設立學校；華人道教研究人才培訓起步甚晚，與歐美日具百年傳統的道教研究差距較大，且歷來道教研究受其舊有的研究路徑影響，偏重儀式研究，因此局限於小圈子的專業性；此外有關道教文獻的公開研究資源缺乏，至今仍無道藏經的公開電子版；加上學科本身研究的複雜性與困難度高，以致學科發展困難重重。黎教授指出，在大學學科中要建立道教研究的專業地位，其方向不能不與其他人文學科互動，因為一個學科的生命力不能只停留在自身學科裡，一定要和其他學科交流對話。未來應盡快建立一個可利用與參考的公開學術平台，以便學者從事研究。

　　林富士教授回應黎教授的看法，認為道教研究與道教的發展很難切割。若道教與菁英階層、知識階層疏遠了，不再被社會菁英放在知識體系或生活中作為重要的一部分；相對的，研究道教的學者就不被同行看重，以為不入流、視其為邊緣。比起研究高僧、教宗等世界性大宗教，道教似乎較卑微了些。

一門學科的生與死

　　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謝世維教授關心的是道教學術定位與傳遞香火的問題。謝教授拋出的議題是：道教「學術範疇」為何？一個學生進入道教研究領域，必須接受的訓練是什麼？道教能不能、是不是具備「學術範疇」？這些思考攸關道教未來往哪個方向發展。目前道教研究趨勢為「區域研究」，然而採用社會學、區域史的研究方法，易使道教原來核心隱蔽不彰。如果社會學學者都可能做得更好，何必接受道教研究的訓練？因此必須先界定道教的學術範疇究竟為何。

　　謝教授進一步指出，這種學術範疇不能成為封閉的密室研究，過去道教研究缺點即在於此。若還原歷史情境，道教從來不是孤立的，其與佛教、儒家、寺廟、官員、地方菁英、地方宗教儀式專家關係密切，因此必須還原歷史脈絡來看問題。然而一旦要做到這一步，便會發現對其他領域一無所知。跨領域研究如何可能？這又回歸到上述道教學術範疇的問題。

　　黎教授則認為，道教學科的建立與延續性，不必看得過重。目前大學中宗教研究、宗教系的維繫很艱難，在其中占有一個道教位置更是難上加難。一個學科的建立需有很多條件配合，臺灣的條件可能會好些。香港中文大學方面，目前僅有蓬瀛仙館贊助在大學建立道教文化研究中心，資助博士生名額，期望可填補香港道教研究的空白。但也需要有適合的優秀道教學者，能夠感召有道心的學者為未來文化發展努力。博士生的訓練固然重要，也應重視使一般社會人士可以通過學術中立的、中性的研究者的語言，了解道教文化。因此中大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在道教課程規劃上，一般學生須了解道教歷史道派等基本知識、香港道教歷史、道教思想史（生死觀）、道教文化（文學、藝術）、道教養生修練、道教與易經術數的關係等。博士生則要求具備道藏經閱讀能力、對道教內外丹的了解，以及社會科學跨學科的研究方法。

　　李游坤道長更關心的是教內教育的問題。李道長認為臺灣缺乏道士的養成教育，近年來有道士進入學院進修，似乎看到轉捩契機。黎教授指出香港中文大學現在每年接受 20 名道士在暑期受短期培訓，取得證書，課程培訓著重在三方面：現代管理學知識（宮觀管理），傳播學院訓練語言表達和溝通技巧，及觀摩其他宗教團體的社會服務經驗。

傳統宗教與現代化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吳政哲請教 GIS 的使用經驗，詢問是否考慮整合基督教等其他資料庫，做出廣州地方宗教空間生態？此外，是否有意結合廣州城市史，凸顯城市中的宗教地景與城市空間休戚與共的變化？國立政治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副教授李玉珍也同樣關心建立 GIS 資料庫的問題。黎教授指出，未來應不會整合其他宗教資料，因為光是道教部分已花去十年之久；廣州城市學最近學界已開始起步。

　　劉淑芬教授接著談到，傳統宗教與科技發展之間要如何取得平衡。黎教授認為必須重視傳統宗教現代化的問題，但不能光是談道教儀式現代化。道教儀式、語言都是古老的，誦經、道樂、符咒、動作等等都固守傳統。為什麼具有這種特性？中國傳統文化在面對西方現代化的挑戰時，道教的固有傳統可能扮演文化抵抗者的角色，因其保守的語言、儀式具有很強的抵抗性。從文化本位主義來看，本土道教儀式的確發揮保存中國傳統文化的功能。但是現代人已不是處於單一的宗教處境，而是面向一個多元宗教文化競爭的處境，由是要如何讓現代人能夠用現代思想理解道教傳統的信仰智慧，這才是中國宗教文化在未來得以延續的關鍵所在。道教研究不能滿足於「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而是要在宗教之間交流互動、多元文化學習的局面下，讓人能夠重新欣賞道教文化智慧和信仰的珍貴之處。

^[1]黎志添，〈「神道設教」——從廣州府地方廟宇碑刻文獻探索明清士大夫對民間神祠廟宇的立場〉，《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覆案的歷史（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 年，頁 315-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