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研究下的思想史與社會史」 學術座談會紀要

 
主講人: 梁洪生教授(江西師範大學「區域社會研究資料中心」主任、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地方史教研室主任)
李平亮教授(江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教授)
王昌偉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許齊雄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徐 斌教授(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馮玉榮教授(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陳時龍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羅豔春教授(天津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
何淑宜教授(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主持人: 呂妙芬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張藝曦教授(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時間: 2013 年 12 月 4 日(三)下午 2:00 至 5:30
地點: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HK206 室
撰寫人: 侯欣妘(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碩士生)
 
「地域研究下的思想史與社會史」 學術座談會紀要
 

  2013 年 12 月 4 日,由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合辦的「地域研究下的思想史與社會史」座談會在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召開。經呂妙芬教授與張藝曦教授邀集,當天有梁洪生教授、李平亮教授、王昌偉教授、許齊雄教授、徐斌教授、馮玉榮教授、陳時龍教授、何叔宜教授和羅豔春教授等多名學者與會,並就自我研究的取向、思想史與社會史的地域性、思想史與社會史的區別、思想史研究與社會史研究交涉的可行性四項議題進行討論,以下分別紀錄與會學者的言論。

  首先,就自我研究的取向而言,梁教授認為,縱然各門學科經常以研究方法和理念的差異劃分邊界,但在研究過程中仍不宜劃地自限或刻意區隔。話雖如此,過去曾發表〈江右王門學者的鄉族建設——以流坑村為例〉一文的梁教授覺得自己仍多從社會史的角度思考問題,並未涉足思想史領域。李教授、羅教授和徐教授則分別回顧自己的學術歷程,認為研究取徑易受師長教導與訓練影響,羅教授與徐教授更表示自己在就學期間便接觸社會史領域,進而啟發研究興趣。總括而言,上述四位學人的關注焦點偏向社會史。

  有別於社會史領域的學者,陳教授表示,雖然在談論思想和概念時,須涉及士人的交遊、宗族與生活等社會史議題,但他往往只將這些內容當作研究背景,而非研究主旨。王教授和許教授亦各自講述求學過程及其研究時的問題意識,從兩位教授所提到的觀念和學派,便可得知其思想史研究的取向。馮教授則表示,由於自己多從欲探究的問題起步,再選擇分析時所採用的視角、史料與方法,因而難以將自身的研究歸納為屬於思想史或社會史。何教授與馮教授的想法頗為類似,因其關心思想、觀念如何作用於社會之故,遂難以界定自己的研究領域,往往在二者之間徘徊不定。簡而言之,陳教授、王教授和許教授將自身的研究工作定位在思想史領域,而馮教授與何教授則以關懷的課題為基礎,並未區隔自己的研究傾向。

  其次,探討思想史與社會史的地域性。李教授過去曾以江西南昌為研究核心,羅教授則一直以江西萬載為研究主軸,兩人的治學經驗表明從事社會史研究時,須經常深入探索特定的地域空間,突顯出地域對社會史研究的重要性。但話鋒一轉,李教授認為現今社會史學者對特定地域的關注,似乎已多過自身的研究領域。而徐教授雖也同意研究地域之必要性,但亦強調不應過度專注於既定的時空,以免忽略人群的流動性。對此,梁教授提出可將區域內的人群流動視為研究焦點之一,如此便可將流動問題納入地域中討論。梁教授亦贊同李教授的觀點,認為具體時空的關懷,對議題日漸多元的社會史研究來說十分必要,社會史領域也幾近達到「無空間,不研究」的程度。

  王教授則就思想史領域立論,指出中國南方和北方確實存有許多差異,過去亦習慣由南、北的差別談論黨爭等議題;不過中國的幅員過度廣大,無論將其視為一個整體,或只區分成南、北兩個區塊,都不甚適當,且難以迴避內部的諸多差別。有鑑於此,當運用南、北觀念作為問題的切入點時,須留意地域空間內部的歧異。

  接著,多位學者也就思想史與社會史的區別發表看法。羅教授指出,思想史與社會史從文本選擇上便有差別。羅教授在研究過程中發現,社會史研究者大多著重於分析方志、族譜和檔案等史料;他們雖然也可能運用少部分文集,但相較於思想史研究者所使用的材料,這些文集地方性色彩濃厚,影響力難以推估,且其中所涵蓋的內容似乎也不足以涵蓋思想史研究的範疇。不過近年來思想史研究的趨勢有所變化,其與社會史的界限較以往模糊,因而須重新思索兩者的區分。徐教授則認為,社會史比思想史更關注自然和人的互動;相形之下,思想史則較重視研究對象的思維脈絡、傳承與生成。雖然兩者皆和當代問題相關,關注的面向卻大不相同。呂教授和徐教授亦持類似看法,認為社會史的問題意識與思想史有所區別;思想史研究雖然已逐漸認知到地域空間的重要性,但研究的議題往往限於思想觀念本身的變化脈絡,對地域的興趣與瞭解通常不如社會史全面。

  陳教授的觀點也與徐教授相仿,主張思想史與社會史的研究課題和面向各有側重。陳教授表示,假若一個思想在士人腦海裡生成,爾後訴諸文字向外傳播,其傳播過程便可算是社會史的議題。但是,假若該思想肇因於社會動盪,進而使該士人形塑出一種觀念,則此觀念生成的過程似乎會被界定在思想史研究的範疇。換言之,社會史著重於橫面開展,思想史則關心縱向傳遞。馮教授也以海塘修築之研究為例,說明思想史與社會史在研究視角及課題上的不同。馮教授認為,社會史關注的是利益趨動及其背後的社會經濟史脈絡,因而在海塘研究中,社會史家可能會觀察攤派方式、施行狀況及海塘修建後的受益者;思想史家則關心參與修築海塘的士人之思維、價值觀及目的。

  梁教授則認為,研究對象的不同,也是社會史與思想史的差異。梁教授引述傅衣凌先生提倡的「自下而上看中國」,表示社會史學者較著重下層平民,而作為思想史研究主體的士人階層則與國家體制的聯繫較強。不過,梁教授也強調,社會史和思想史的定義,迄今仍難以明確表述,每位學者的解讀不可能完全相同,對二者的區別也各有所見。

  當天討論最熱烈的莫過於最後一個議題,也就是思想史與社會史研究交涉的可行性;事實上,該議題正是座談會召開的主旨之一。呂教授與張教授皆於開場時便談到,思想史和社會史確實存在不少差異,若能將二者的優勢結合,或許能帶給彼此新的刺激。對此,在座學者均表贊同,並就自身的經驗與觀察提出結合的方式或困難之處。

  李教授認為,只要討論的議題有具體的時間與空間,就算切入的視角分成思想史和社會史,也能找到共同關注的焦點。換言之,若想整合思想史與社會史,首先要在問題意識及具體時空兩方面取得共通點。羅教授附和李教授的看法,相信若以具體時空作為框架,確實有機會讓思想史和社會史產生更多聯繫。羅教授更進一步表示,現今思想史與社會史在議題上已逐漸產生交集,差別只在於闡釋的角度不同。若拋開學科化體系不談,單純就解決歷史問題而言,思想史與社會史的最終目標十分類似,而這種一致性正是兩者交涉的契機。徐教授也認為,具體時空能讓思想史與社會史的研究具備相同的社會背景,而地方脈絡之雷同即可令二者擁有對話和交流的空間。

  陳教授則由文本及材料出發,認為思想史與社會史在社會背景部分確實存有交集,只是對史料的選擇與解讀不同,縱然彼此的研究歸結在不同面向,理當不至於互相排斥。但陳教授也指出,由社會史與思想史相互引用的書目觀之,當前雙方的交流還不夠積極,應該還能更加頻繁。張教授也提出,思想史和社會史重視的材料確實不太相似,思想史料文本背後有一定程度的菁英化傾向,而採取不同視角與取徑的社會史研究,則可提供思想史研究截然不同的論點。呂教授也呼應張教授的看法,承認思想史確實較著重菁英階層,該領域研究者雖也嘗試關心庶民或地方士人,然而許多地方士人的文集似乎更常反映作者所受到其他著名學者或當代思潮的影響,缺乏獨特創見,因而不易說明其在思想譜系中扮演的角色、意義或獨特性。

  馮教授則表示,社會史與思想史雖為兩個不同視角與面向的研究,但只要關懷的問題相同,便能產生交集的可能性。馮教授並借助自身的研究經驗,說明當思想史在關心社會組織、國家面對重大問題的處理方式、思想傳播過程借助哪些社會力量等諸多課題時,可能得倚仗社會史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王教授也認同將社會史視作思想史背景的說法,並主張借鑑社會史的研究成果,將有益於思想史研究者理解某些學派的成敗,也可更全面地得知思想如何影響社會與時人的作為。

  許教授論及其在福建進行的研究時,則就近年來頗為盛行的田野調查提出看法。許教授認為,田野調查雖有助於思想史研究者得知空間的安排與想像、宗派的規範與儀式等地方社會背景,但由於這些史料有保存上的限制,田野調查的結果似乎只能代表某段時間的情況;若可將文獻的考察與之結合,或許能得到更完整的成果。何教授雖也同意具體的時空條件有助於社會史與思想史的交流,卻也以自身關注的家禮和祖先祭祀的議題為例,思索若僅限固定時空才能作為雙方交涉的契機,又該如何面對某些觀念或儀式長時間的持續作用與演變?而當同一時間於不同地域發生類似的情景和問題時,又該如何處理?

  梁教授亦以長期對地方社會的觀察,反問當日在座的思想史研究者,該如何界定思想於地方上的傳播?所謂的「社會思潮」究竟又是如何形成與定義?梁教授強調,受到史料限制,歷史研究者往往不易證實某種思想於當時流傳的深度和廣度,畢竟過去的交通條件不如今日便捷,一旦訊息傳播的流通速度有所侷限,思想觀念將如何向外傳遞?又如何能得知其傳播的幅度、速度,以及該學說得到哪些群體的支持?舉例來說,假若士人接受王學思想,成為王學學者之後回到鄉里,其在地方士人群體中究竟佔有多少比例?在地方上的影響力又有多少?由此可見,思想史研究者在探討思潮傳播及影響時,無法迴避當代社會背景和鄉里空間的問題。換言之,思想史研究必須結合社會史的研究成果。

  綜合以上所述,當日與會學者雖各有不同的傾向與定位,也紛紛就自身經驗和觀察提出思想史與社會史研究的諸多差別,卻不約而同地贊成雙方可多加交流。然而,兩個不同面向與問題意識的領域究竟該如何互動?具體時空或許是思想史與社會史研究交流的關鍵橋樑,但應當不是唯一的解答。倘若思想史及社會史研究者能增添對彼此的瞭解,多加認識對方最新的研究動態和理論方法,或許能找到其他交涉的方式,令彼此的合作益發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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