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志偉教授演講「珠江口的疍家：歷史視角下的族群」紀要

　　演講之前，劉志偉教授先播放一段在珠江三角洲採訪的記錄片，以今日疍民的生活形態來介紹被稱之為「疍家」的社會形象。[1] 劉教授認為，「疍」是一個很久遠的名稱，歷史文獻中更多用「蛋」、「蜑」等字記載。[2] 這批人被描述為不受國家管轄、靠水維生、以船為居、外貌愚蠢、不通文字等形象，可謂包含文化與體制上的歧視以及異於漢人的「特點」。因此，「漢」、「疍」的標籤是在怎樣的文化過程中形成，使原本模糊的社會界線轉變為僵化的身分特徵？被排斥的群體使用何種手段來轉變自身身分？王朝或國家制度的運作發揮何種影響？沙田生態環境的歷史又是如何改變當地居民的自我身分？凡此種種，皆值得探討。

　　今日珠江三角洲的「漢」、「疍」區別，是以社會和文化身分作為主要區分的，且係建立在明清社會發展的特定文化過程。要之，所謂「漢」人，經過從接受編戶齊民的國家體制規範、取得科舉功名與建祠堂、廟宇的文化表徵、對土地資源（沙田）的經濟掌控，到追認祖先源自黃河長江地區等發展，從中確立社會地位；反之，則是一群祖先來歷不明、未納入戶籍、只能租佃土地，被稱為「水流柴」的人。[3]

　　明清時期的水上人被貼上的「蠻疍」標籤後，受此影響的許多觀念仍延續至今，包括今日的學術研究亦認為，珠江三角洲的漢人與疍家係由兩個有本質差異的族群發展而來。但若從歷史資料與現今的調查經驗論之，漢人與疍家之間的文化身分是一種變化與轉換的過程，雙方是可以互換身分的。在本地原來依傍海島，以艇為生的人，當中有部分人士透過珠江三角洲沙田的開發過程，創造或利用各種方式改變自己的文化身分。

　　從珠江三角洲的歷史來看，儘管土地逐漸浮覆，週遭的水域空間依然廣大，土著與漢人的界限並不分明。明代以後，本地社會的歷史發展建立在自然陸浮與人為開發的過程中，族群間的分類逐漸清晰與僵化。在國家力量介入後，為了從王朝國家體制下確立自身的身分地位，掌控當地資源的一群人，遂利用宗族重建與新編族譜的過程，納入「珠璣巷傳說」，進而確立了祖先為中原移民的編戶身分。與此同時，那些未能夠掌控沙田開發資源的人群，則被剝脫了編戶的權利與身分，而被編標籤為「疍」。

　　演講告一段落，劉教授和與會學者展開交流。臺史所林玉茹教授提問：疍民的宗教信仰與儀式是如何變化的？劉教授說明，珠江三角洲地區早期從疍轉為民的信仰中，最為普遍的是玄天上帝（北帝）信仰。疍民若要建廟，也多會模仿大村、大族來興建北帝廟，這在沙田地區是很常見的，應該與附近聚落多以北帝信仰為主有關。因為土地權利所產生的依附關係，疍民（佃戶）也常成為地主村莊（以北帝信仰為主）在遊神（遶境）儀式中的勞動力；雙方因身分差異導致能參與的儀式有著嚴格規範。若以極端的狀況來說，沙田地區的疍民是沒有集體儀式的，主因為流動性大的疍民主要生活在船上，所以他們也沒有自己的社區可以舉行集體儀式。

　　臺史所洪麗完教授提到，疍民在上岸前（船上）的信仰主要為何？另外，疍民在編入衛所後，所產生的社會變遷為何？劉教授解釋，第一，珠三角地區，除了之前描述的上岸疍民外，仍存在一批始終在船上生活的疍民。因其來自廣大的東南沿海地區，故在他們生活的船上，可以看到各種複雜的信仰神。其中，有一種名為三界神的信仰，是由蛇衍生出來的人格神，在早期民族誌的紀錄中，「蛇」被視為疍民的圖騰。珠三角地區的三界廟是常見的村廟，例如明代名將袁崇煥係出生於西江上從事航運貿易的疍家，就曾有興建三界廟的紀錄。第二，關於明代初期，疍民被編進衛所的文獻，目前所存不多，但可從家族（庭）傳說（個人記憶）、地方共同傳說（集體記憶）、編族譜的再創造等三方面線索加以考察。尤其是珠璣巷傳說，該傳說主要的目的是要與軍籍劃清界線，欲展現既非軍亦非疍，強調自身為國家編戶之民；也因為共享類似的祖先傳說與社會資源，進而促成當地宗族的組成。

　　臺史所林文凱教授提問，在珠三角地區使用的語言是否有所差異？語言扮演何種角色？「廣東人」的概念如何建立與演變？這樣的族群概念與體制，歷經明、清、民國之後，是否有所改變？劉教授表示，首先，今日珠江口地區廣泛使用的語言即廣東話，但在各個地域仍有其各自的方言存在。「漢」、「疍」之間在語言上並無區別，文獻上亦無提及語音的差異。再者，早期以南嶺為分界，南嶺以南被稱為南蠻；所以廣東人的概念，是在十九世紀以後才逐漸清晰，其中又不包含潮州地區的潮州人與客家人。此族群在民國以後與明清時期並無太大差異，惟獨沙田區的武裝力量變化較大。尤其是「淪陷」（日人統治）時期，共產黨、國民黨游擊隊與護沙隊三大勢力壯大，大村內的宗祠被趁勢拆毀，如護沙隊中的大耕家（當地稱為大天二）就是當地的主要的禍源。若以近代國家型態轉變的過程來投射於早期的發展狀態，雖然不完全清楚，但基本格局是不變的。

　　民族所黃應貴教授則認為本次演說應與 Barbara E. Ward（華德英）對疍民提出的三種模式理論對話。[4] 另外，該如何看待疍民的族群主體性，包括自我認同及其與其他族群和主流社會的關係？在世界經濟體系影響之前，原本存在於這個地區的經濟體系與歷史脈絡又是如何發展的？劉教授回應，第一，Barbara E. Ward 針對珠三角疍民提出的三種模式是很好的研究入門與立論基礎，也提供新的思考方向與典範。第二，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可以看到自我中心、漢疍認知與裡外之別等表述差異。在觀察本地人表述的過程中，珠江三角洲所展現出來的是一個以漢人文化為中心以思考的地區。疍民則是被邊緣化、被排斥的，導致這些疍民企圖建構出「非疍」或與漢人有關聯的論述。第三，在珠三角，最早與歐洲人密切交流的就是疍民，如十九世紀的官方檔案就幾乎將疍、賊、漢奸視為同義詞。劉教授提到，先前於珠三角地區進行田野訪查時，亦發現當地仍保留著疍民與歐洲人合作之口述傳統。珠三角地區的研究中，包括對香港、澳門地區之買辦等歷史研究都該放到這個脈絡裡。

　　鄭振滿教授最後補充，中國的東南沿海地區多是水上人，只是福建地區的疍民在唐宋時期已經上岸，而珠三角地區則到明清時期才開始此一過程。珠三角地區的歷史發展，顯示疍民在不同的條件下導致身分地位的差異與改變。在鄭教授上次演講中，著重於探討國家如何控制這群水上人，而他們又如何逃離國家、對抗國家。這批水上人與中原南下的人群是不同的，不論是在生計、思維模式與行為方式等各方面，皆具有其主體性，未被同化。到了十五、六世紀的大航海時代，這群仍保持「流動性」的水上人，在中國與世界聯繫、接軌方面，則扮演了重要角色。[5]

^[1]劉志偉教授提到，在 1950 年代的民族識別過程中，疍民不願被列入少數民族，遂被歸為漢族，正式名稱則採用「疍」。

^[2]包括《南史》：「蜑，南海夷種也。蜑有三種：漁蜑，取魚；蚝蜑，取蚝；木蜑，伐山取木。」明確指出「蜑」是南方水上人與山上人的併稱，今日已不復見山疍，而專指水疍。

^[3]大水過後，從山上沖到下游的木頭，水上人會將其撿回充當柴火。這些木頭沒有來歷，但可以用，故稱。

^[4] Barbara E. Ward（華德英），《從人類學看香港社會：華德英教授論文集》（九龍：大學出版印務公司，1985 年）。

^[5]鄭振滿演講：「尋找『疍民』：明清福建的水上人」（2013 年 7 月 2 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http://mingching.sinica.edu.tw/Report_detail.jsp?id=10587¤tPage=Report_science&issues=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