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檔案考掘與清史研究：新材料與新視野」專題紀要

　　此次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史語所主辦「檔案考掘與清史研究：新材料與新視野」專題研討會，為期三天，分八個場次，共發表十七篇論文。主題分別為：檔案研究回顧、話語與政治、時代與人物、基層社會與地方行政、官方祀典與民間信仰、經濟危機與因應對策、邊界貿易與族群關係、稅務與財政管理。這些論文的共同特色是廣泛利用清代檔案，仔細考察清代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各個層面的變化。

　　第一場次是「檔案研究回顧」，由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劉錚雲教授主持。發表人是耶魯大學歷史系榮譽教授 Beatrice Bartlett（白彬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退休研究員莊吉發先生、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部張莉教授。白彬菊教授的論文 “Some of the Old New Approaches to Writing About the Qing Archives＂回顧了百年清史研究動態：自 1920 年代起，民國政府成立故宮博物院著手整理清宮文物，其中圖書文獻館開始整理其中約莫 15 至 20 萬件的清代檔案文書。1949 年之後，一部分檔案來到了臺灣。臺灣的故宮博物院延續前人工作，出版了滿文老檔、宮中檔等。大陸方面，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成立之後也持續整理工作。清代檔案除了有漢文史料外，也有滿文、藏文、蒙文史料。雖然說這些史料大多數都有漢譯，但是仍有些是沒有漢譯的。因此，清史研究最好具備其中一種語文能力。莊吉發教授〈《滿文原檔》・《內閣藏本滿文老檔》與清朝前史的研究〉一文認為滿文研究有助於瞭解清朝開國時期的歷史，例如：清太祖、清太宗兩朝的《滿文原檔》與《內閣藏本滿文老檔》非常重要。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的《內閣藏本滿文老檔》採用滿文原文、羅馬字母轉寫和漢文譯文並陳的體例。而臺北故宮博物院出版的《滿文原檔》是《內閣藏本滿文老檔》的原本。兩份檔案並陳參看，有助於準確解讀老滿文書寫的《滿文老檔》原本，對研究滿文的創制與改革、滿語的發展變化等具有重要意義，特別是為清朝開國史、民族史、東北地方史、滿學、八旗制度、滿文古籍版本等領域的研究，提供比較原始的、系統的、基礎的第一手資料。張莉教授發表〈滿文檔案與清代筆帖式〉一文，利用滿文檔案討論清代筆帖式。張教授指出清朝開國時期創制滿文，並設置筆帖式處理滿文公文書；入關之後，筆帖式被分配在各個政府機構（中央各部、院衙門與其所屬機構，駐防將軍、都統、織造、鹽關等）。張教授考察這類基層文職官員的設置、選補、考試、管理等各項制度，了解清廷利用滿文與筆帖式作為統治中國的方式。

第二場次由中研院院士王汎森教授主持，發表人岸本美緒教授、Pierre-Étienne Will（魏丕信）教授各就史料分析，討論「話語與政治」課題。岸本教授〈「中國」和「外國」——明清兩代歷史文獻中有關國家關係的用語〉一文認為，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國—夷狄」取代「天朝—外夷」成為主流，這個現象往往被認為可以看出從傳統世界觀轉變到近代世界觀的軌跡，但實際上在傳統世界觀中使用上述詞彙的時期性變化也不容忽視。因此，她從明清兩代的《實錄》和經世文編，定量分析與國家有關的詞彙（例如：「中國」、「天朝」、「夷狄」等），並藉由史料文本分析，比較明人與清人對這些詞彙的認知。魏丕信教授發表 “From Archive to Handbook: Anthologies of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in the Qing” 一文。他認為清代官箴書、公牘、文集、成案、說帖、省例、刑案彙覽等，皆是官員、幕友的施政參考。魏丕信教授提醒我們，在引用這些史料之前必須留意其真實性，因為這些史料可能被過度美化了，有些訊息更可能已被作者過濾。另外，衙門內的幕友文集與衙門公文書在記錄同一件事情上也有不同看法。故研究者必須悉心考慮到史料中被記載下來的與被隱晦起來的事情。

第三場「時代與人物」議程，由中研院近史所賴惠敏教授主持，發表人是國立故宮博物院馮明珠教授、中國社科院近史所劉小萌教授。近年來，學界受到美國「新清史」學風影響，著重討論多元民族國家形塑、清朝統治者在處理民族問題上所採取的不同態度。劉教授〈滿人家中的漢人——以完顏麟慶家為例〉一文採取微觀的角度，考察滿洲家庭：完顏氏麟慶家中的三類漢人（妻妾、塾師、幕客），討論他們的身分與滿人的關係。馮明珠教授的論文〈關鍵時期的關鍵人物——論「欽定藏內善後章程」形成與落實〉，主要透過研究「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以瞭解清廷處理西藏問題的態度。馮教授考察《廓爾喀檔》、《上諭檔》、《議覆檔》、《硃批奏摺》、《奏摺錄副》、《欽定廓爾喀紀略》、《起居注冊》及《大清實錄》，探得「欽定藏內善後章程」形成與落實的過程。馮教授認為，清代公文處理過程的時間與空間性，會影響「欽定藏內善後章程」發佈時程；它並非一次過發佈，而是由乾隆皇帝一手主導，並由福康安、孫士毅、惠齡、和琳、阿桂等籌劃細節，再三酌議後才頒布。

法蘭西學院魏丕信教授主持第四場次會議，發表人是杜家驥教授、劉錚雲教授，分別從刑事案件、官缺事例，討論「基層社會與地方行政」。杜家驥教授〈清代檔案刑科題本的史料價值——以「清嘉慶朝刑科題本」所反映的清代基層社會關係為例〉一文，分析刑科題本的意義在於詳細記錄訴訟雙方的供詞記錄與判決結果，並說明人們之間的各種社會關係與生活情況。這是一般文獻所缺少的，可資瞭解當時各種人的法律身份及社會關係的複雜性。劉錚雲教授〈皇權為中心的權力競逐：以清雍正十二年官缺更定為例〉一文則回應〉與二十年前發表之〈「衝、繁、疲、難」——清代道、府、州、縣等級初探〉與張振國博士〈清代文官選任制度，分析清廷更定府、州、縣官缺的辦法，觀察吏部與督撫之間的互動，並了解皇帝在政策擬訂與運作過程中，如何權衡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係。

莊吉發先生主持第五場次「官方祀典與民間信仰」會議，發表人是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黎志添教授、中研院史語所陳熙遠教授。黎志添教授發表〈「神道設教」：從廣州府地方廟宇碑刻文獻探索明清士大夫對民間神祠廟宇的立場〉一文。他表示，過去研究認為明清時期的士大夫多抱持反對或詆毀地方淫祠信仰崇拜，而自己有責任向老百姓宣導儒學正統文化的立場。但他根據自己蒐集明清時期廣州地區約 120 座的道觀與廟宇碑刻資料發現：士大夫積極參與各種民間信仰祠廟的創建、修繕，集資和碑文撰寫的目的是希望透過民間信仰活動，宣揚聖人神道設教理念，以鞏固社會秩序。陳熙遠教授〈從中央到地方：先農信仰的佈建與壇廟體系的崩解〉，利用官方檔案與地方志，說明明太祖要求全國各州縣設置四郊，配合時節舉行祭禮，祈求地方政通人和、風調雨順。但自雍正四年起，清世宗嘗試將中央朝廷的先農壇祭典推廣到地方上，宣示勸農的決心。由於朝廷支持先農壇祭祀，原來的郊祀活動與功能也被取代了。是故，明代郊祀與清代先農壇先後被國家力量落實到地方州縣，然而隨著國家權力的消逝，這些郊祀活動也逐漸消失。

第六場次「經濟危機與因應對策」議程，由中研院史語所何漢威教授主持。謝美娥教授〈天氣多雨：十八世紀湖北糧價與氣候變遷（自然災害）、糧食收成的關聯〉一文表示，清代糧價研究向來關注「糧食生產與氣候變遷關係」，她量化分析湖北地區的短期與長期糧價變動，發現十八世紀湖北地區的糧價具有東南地區與華北地區的特色，一是經常性的自然災害並未讓糧價有所升高，二是單一自然災害造成的糧價衝擊比較大。雖然糧價變動與氣候變遷有關係，但也不能忽略非自然災害（非人為）因素，例如：防洪水利工程修築、增加農業生產的措施等都有影響。陳國棟教授〈康熙五十六年禁止南洋貿易的決策〉一文，討論康熙五十六年一度禁止百姓出洋貿易的原因，認為此事頗耐人尋味，卻未見於一般清史文獻。因此，他利用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天主教會羅馬傳信部檔案藏廣東碣石鎮總兵的一件奏摺，以及其他相關的檔案史料分析，探得其原因可能是當時中國東南沿海海盜十分猖獗，海上劫奪事件頻仍，影響正常貿易活動，康熙皇帝於是一度翻轉從前的態度而採取海禁政策。

會議第三天，首先討論「邊界貿易與族群關係」議題。岸本美緒教授說明自十八世紀中葉以降，乾隆皇帝平定準噶爾之後，漠西蒙古問題獲得解決，與俄羅斯的關係也大致和平。來自大阪經濟法科大學的華立教授發表〈從檔案記載看清代伊犁社會中的内地商民〉一文，分析乾隆朝如何設置伊犁總統將軍，節制天山南北二路，經略新疆。龐大的軍府行政體系，帶動了內地與邊疆地區的移民與經濟交流。伊犁有駐防的滿洲、蒙古八旗和察哈爾、錫伯、索倫、厄魯特四營官兵及其家眷、綠營官兵及其家眷、舉家移墾的突厥語系穆斯林，以及來自內地的漢人群體。華立教授以內地商民為題，討論他們在伊犁地區的聚集過程、經濟活動和生活方式，從而了解清代伊犁地區複雜的、多民族的社會樣貌。中研院近史所賴惠敏教授發表〈十九世紀中俄恰克圖的茶葉貿易〉一文，指出考察中俄恰克圖的商號一般都偏重於清末民初時段，事實上這些從事茶葉貿易的商號都可上溯至十八世紀末。交易的茶葉種類有青茶、君眉茶、磚茶、白毫茶。大致上，這些茶葉交易數量在 1840 至 1850 年代之間達到高峰，此後逐年衰落。1860 年以後，茶葉所經各地徵收陋規、科派無所不在，例如：釐金、稅捐等。商人販茶沿途釐卡層層剝削，無利可圖且虧折資本，數年間商號關閉者十居八九。並且，早年華商出口貨價貴賤，其權自操，但在中俄通商後貨物價值竟操於俄人之手。

中研院史語所陳國棟教授主持第八場「稅務與財政管理」會議。澳洲雪梨大學歷史系 Helen Dunstan（鄧海倫）教授發表 “About as Interesting as the Telephone Directory? Positive Encounters with Routine Fiscal Memorials of the High Qing Period” 一文。分析清代前期主要的稅收項目——田賦，它分為起運與存留兩部分。最理想的狀態是中央與地方均分，但實際上中央起運占 70%，地方存留 30%，以做為政府年度開支。田賦起運並不是一律解運到北京，而是留在地方督撫藩庫，作為省際協餉調撥之用。鄧教授利用戶科題本分析軍機處與戶部之間的財政管理制度與決策過程，討論田賦起運與存留在戰爭時期與承平時期的省際協餉的情況，藉此了解清代中國的財政情況。法國遠東學院研究員暨台北分部主任Luca Gabbiani（陸康）教授發表論文 “The Title Deed Tax (Shuiqi 稅契) in Qing China: a Reappraisal” 一文。他認為清代中國屬於小農經濟的社會，清廷曾多次改善稅契的管理機制，提高財政稅收。但是過去學界缺乏可靠的史料，無法對稅契進行廣泛的量化分析，也無從了解稅契對清代財政稅收有何助益，僅認為清代地方政府濫收苛捐雜稅，乃政權瓦解之根源。陸康嘗試以清代檔案與地方官員留下的文獻分析稅契，分析清廷管理商稅辦法。但由於稅契涉及複雜的法律產權概念，一直缺乏明確的定義，加上地方政府管理機能弱化，使得它不可能從日益頻繁的土地交易中充實地方財政。有意思的是，這兩個「結構性」的問題，卻是民國政府改革稅制的主要目標。

會議綜合座談時，學者們紛紛交換自己的研究心得與意見，討論熱烈。普遍而言，學者們認為現在清史研究環境比較過去的前輩來得完善很多。白彬菊教授回憶起參與第一屆漢學會議的情形，當時參加的人數很少，學者的交流也很少，與今相比，不可能同日而語；中外學者齊聚一堂，跨地域、跨語言的交流是很好的。劉錚雲、謝美娥、馮明珠等教授回顧了清代檔案研究的百年歷史。1920 年代以來，自成立故宮博物院專責整理清代珍貴的器物、檔案文獻後，陶希聖、湯象龍、梁方仲等先輩便開始有系統的利用清代檔案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可見的成果如《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第二卷第二期「明清專號」，為現代清史研究奠定基礎。1930 至 1970 年代，中國政局勢動盪不安，清代遺留大批的史料無暇整理與開放，當時學者只能利用已經出版的地方志、官書等進行研究，其中又以史語所整理的《明清史料彙編》為主。

1980 年代以後，兩岸交流日漸頻繁，加上電腦時代來臨，許多清代檔案陸續整理出版與「數位化」了，讓眾多研究者可一窺清代檔案面貌。岸本美緒教授談到，會議各篇文章都是學者們廣泛利用數位化清代檔案的具體成果，有的介紹史料價值，有的是分析利用史料的可能性，有的是討論史料的真實性與隱晦的一面。學者們關心的不再只是清代政治史，可以藉由宮中檔、刑科題本、戶科題本、官箴書、公牘、碑刻、稅契等史料，了解清代中央與地方行政之間的關係，並且也為清代地方社會構成與組織，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訊息。其次，過去的研究偏重「中國本部」，這次討論會觸及了邊疆與海外的政治、經濟活動，重新界定了我們對清史的認識。清朝是少數民族統治多數民族的政權，滿漢關係向來是討論的熱點，過去的研究主要討論滿人漢化課題，現在則從文化內涵角度看待民族（國家）認同課題，例如：對清代的滿人、漢人來說，國家是什麼呢？蒙古、西藏、新疆等地也被包含進來，邊疆社會怎麼認定清廷是他們的統治者，他們認同這個政權嗎？現代人又是怎麼認識清朝的？

除了研究方法外，學者們也思考清代檔案數位化如何提供研究者更好的研究環境。馮明珠教授認為，檔案數位化之後能提供研究者完整的訊息，得以了解清廷制訂一項決策過程中，統治者的想法是什麼，官僚的想法又是什麼？杜家驥教授表示，拜電腦數位化之賜，檢索檔案十分方便，但即使是檔案數位化，學者們仍需要考慮檔案的真實性，例如：奏摺內容可能有假造、謊報的情況。謝美娥教授說明，她在成功大學教學與研究，拜史語所的史料數位化之賜，超越時間與距離，只要坐在電腦前就可以完成工作。最後，陳國棟教授談到，除了中國、臺灣保存清代檔案之外，海外地區（例如：英國、丹麥、泰國）仍有不少清代史料收藏值得學者們去開發新議題，而且有一部分已經數位化了。同時，如何面對資料氾濫的問題，值得大家深思。總而言之，清代檔案數位化是有助於我們重新認識清朝，期許未來會有更好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