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近代中國知識史」專題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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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於 1980 年舉辦第一屆國際漢學會議，至今已是第四屆，走過三十餘年。在這期間，從整體「漢學」範式到各學科研究的動向，都經歷了許多變化。以近代史為例，對於明清到民國的變局，過去專注於上層知識份子的政治史、思想史研究，在今日已不多見。「思想」的定義翻新擴大，學者所關注的面向由精英人物與時代思想主潮，轉向一般人心態的變化，並且進一步探討這些改變背後的知識條件，例如學科的分類、概念的翻譯、傳播的媒介等。在新的研究視角下，許多史料與人物被重新發掘與審視，賦予了新的意義；即使思想精英仍不失為研究對象，也被放到了新的脈絡中理解。本次漢學會議於近代史研究所舉辦的「近代中國知識史」專題討論會，便是上述趨向具體的展現。本專題在兩天的會議中，邀請了臺灣、中國、日本、歐美等地的學者齊聚一堂，共發表 13 篇論文。
羅志田教授〈經典的消逝：近代中國一個根本性的變化〉一文，指出近代中國一大變化即為：經典從生活中淡出，社會無所指引。於晚清，中學面對西學挑戰，形成了道的「空間化」：原先的普世之道降格為一方之道。面對危機，張之洞提出中體西用論，文化保守主義者標舉「國學」、「四部之學」之名，以確保中學的獨特位置，卻使得經學成為諸學之一，不復獨尊。在新的知識分類中，去神聖化的經典遠離了修齊治平的儒家理想，只有寄寓於倫理化與歷史化二途。前者關注一身，通經致用有如無弦之琴；後者則導致「時間化」的轉變，經典成為史料，道不過是經驗化的知識。傳統生活中，具體的典籍使得虛懸的道有所著落，其退隱造成思想的真空狀態，使得秩序的正當性失去來源。此後，隨著現代國家的建立，國家的新權威取而代之，導向了思想、學問、倫理的國家化。
阿梅龍教授發表 “The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Knowledge during the Late Qing” 一文，試圖分析晚清科舉廢除之前的策問 (policy question) 改革。策問改革作為過渡產物，長期以來評價不高，但阿梅龍教授指出：通過考題與答卷的分析，此一做法確實改變了中國士人的思想世界。應考的士人並非思想精英，他們只是謀求官僚生涯的普通人，他們的關注卻反映出時代的趨向：認知世界的方式受西方傳來的新詞彙影響而重新構築。面對考試題目的改變，考生必須掌握各種新的概念：包括中西歷史比較、國際法、財政、法律、教育、監獄制度、愛國主義、自然科學等。新知識的影響範圍因此擴大，許多原本對西學漠不關心的人開始試著瞭解，並且將這些外來概念應用在中國的經驗中，即使觀點傾向於保守，也必須以西學來為自己辯護。
第二場議程為「翻譯與新知之一」，關注近代不同文化區域與知識體系接觸下的學科、文類與翻譯者，分別由美國哈佛大學歷史系沈艾娣 (Henrietta Harrison) 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鄭宗義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夏曉虹教授發表論文。本場由羅志田教授主持，評論人分別為中研院文哲所彭小妍教授、德國哥庭根大學東亞系施耐德 (Axel Schneider) 教授、文哲所王璦玲教授。
鄭宗義教授〈中國近現代思想中的「哲學」〉一文指出，近代知識轉型並非簡單地新舊汰換，而是一連串動態過程，傳統思想既有消極制約，也做出積極貢獻。以「哲學」學科建構為例，貫穿其間的思想課題，首先是「哲學與科學」：胡適強調演化論與實驗主義，希望哲學作為各種科學的理論基礎；但同時代人則傾向於嚴格分別科學與哲學，以便傳統中國思想登上哲學殿堂，「科學與玄學論戰」（1923 年）與〈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1958 年）為其體現。[1]其次為「普遍與特殊」：西方哲學眼光下，中國思想被視為宗教、道德，而非哲學。「中國哲學」界定自身的過程，也是重新構想「哲學」的努力：先以西方哲學為參照，然後藉此參照探求中國的特殊性，最後則嘗試統攝性 (inclusive) 的哲學概念，在其中安頓中西不同的哲學傳統。
夏曉虹教授〈中國近代「戲劇」概念的建構〉一文分析Drama一詞如何與中國原有的戲、劇、曲、戲曲、戲劇等調和，形成新的現代概念體系。在傳統中國，雅俗文學壁壘分明，戲曲備受壓抑；到了晚清，隨著西方文學概念的輸入，打破、重組文類的邊界，戲曲也改變了其地位。在文學改良的聲浪中，梁啟超高舉湯顯祖、孔尚任，認為可媲美於拜倫、彌爾頓，陳獨秀更強調戲曲面對下層民眾，改良社會的啟蒙力量。戲曲經此與詩歌、小說合流，喪失獨立文類地位，卻獲得了更多的資源與關注。隨著戲曲改良運動的推行，對傳統戲曲的批評、「寫實的新劇與寫意的舊劇」之別，在新的論述中展開，激盪著新一代對「戲劇」的種種創造與期望。
沈艾娣教授 “Interpreting Lord Macartney: The Story of Jacobus Ly李自標” 一文則運用拿波里教會檔案，關注文化交流之間中介者扮演的角色。在今天的全球化時代，不同語言之間的翻譯像是經由透明的玻璃，可以一一對應傳達；兩百年前的世界則由許多不同的文化區域組成，跨文化的知識沒有正規的教科書，有賴於翻譯者個人的參與。1793 年馬戛爾尼使節團與清帝國朝廷的互動，便有賴於翻譯李自標 (Jacobus Ly) 個人的積極參與才能順利進行。李氏出身中國甘肅，小時候由傳教士送到拿波里的教會學校就讀，為虔誠的天主教徒，通曉拉丁語和漢語。李自標並非如傳統翻譯只是單純的詞語互譯，而是力圖使雙方得以協調共同的利益，故能得到各方信任。儘管其間未能達成官方協議，卻能保有友好的私人往來。
第三場議程為「翻譯與新知之二」，分別由日本京都大學狹間直樹 (Hazama Naoki) 教授、中研院近史所黃克武教授與張哲嘉教授發表論文，從具體的翻譯文本切入，考察知識轉譯的幽微之處；主持人是夏曉虹教授，評論人為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藍弘岳教授、中研院社會所湯志傑教授、阿梅龍教授。
狹間直樹教授〈「東洋盧梭」中江兆民在近代東亞文明史上的地位〉一文探討《社會契約論》這一份特別的翻譯文本。中江兆民被尊為「東洋盧梭」，譯介法國民權思想，影響了明治日本的自由民權運動，又進一步影響了東渡日本的中國知識份子。他先後譯有日文體《民約論》（1874年）與漢文體《民約譯解》（1882年）。德川以來，日本知識份子多具備漢學素養，中江兆民認為漢文文字簡潔卻蘊含豐富，特意譯出漢文體。但是《民約譯解》多用典故，在日本少有人深刻理解。另一方面，盧梭思想為辛亥前夕中國革命派的重要武器，但是多重譯自其他日譯本，《民約譯解》並沒有引起太大迴響。然而從今天回顧，《民約譯解》創造性地援引儒家思想，形成獨特的人民主權說，突破了君主統治的思想習慣，相較於其他譯本，更能突顯出時代變遷之中的思想深度。
黃克武教授〈晚清社會學的翻譯：以嚴復與章炳麟的譯作為例〉，指出晚清社會學的譯介，體現了傳統士人面對知識轉型的思想歷程。知識分子自身的價值取向，與時代變化、傳統思想相互糾結，影響了譯介的內容，形成不同的理論，如：嚴復的調適類型與章炳麟的轉化類型。嚴復以生物學作為闡釋社會發展的理論根基，強調社會有機體論，採取漸進的政治改革；章炳麟則批評前者注重普遍性而忽略特殊性，認為心理學所描繪的人類「同類意識」是社會形成的起點，帶有民族主義色彩，傾向激烈的革命主張。直到民初，其餘波仍持續未絕，特別是嚴復的取徑，試圖調和天演論的長期趨勢與人為的自發努力之間的矛盾，在保守與急進之間取得平衡，成為五四新思潮外的另一啟蒙道路。
張哲嘉教授〈近代東亞翻譯西洋解剖學術語的分歧與合流〉一文從醫學史視角提問：知識翻譯的歷史探索能夠帶給今天什麼反思？透過四種族群、三類譯家為經（定居中國的回民、西洋傳教士乃至於與他們合作的中國人、身處漢醫西醫之間的日本），三組名詞為緯（東西方身體部位不能對應、良好對應、有所疑似），他分析自希臘羅馬以來分枝散葉的解剖學翻譯至漢語的歷史。張教授指出，除了譯詞本身的品質外，還有許多外在的條件牽動著人們對譯詞的接受程度，甚至有誤譯驅逐良譯的情況。然而歷史學家研究解剖學名詞的翻譯史，並非為了裁決優劣，而是透過其思考譯名的邏輯，探求不同時空環境、不同族群在已知與未知之間摸索解答的模式，將個別考據匯聚為更大視野的歷史研究。
第四場議程為「知識傳播與媒體」，分別由英國劍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學院周紹明 (Joseph McDermott) 教授、美國布朗大學歷史系包筠雅 (Cynthia Brokaw) 教授、沙培德教授發表論文，關注書籍出版，考察知識的傳播與人們思想心態的變化；主持人是張哲嘉教授，由東華大學歷史系張璉教授、清華大學歷史所馬孟晶教授、美國巴德學院高哲一 (Robert Culp) 教授擔任評論人。
周紹明教授 “Suzhou’s Rare Book Collections: Their Owners, Their Dealers, and Their Uses” 一文考察蘇州藏書家族的活動與網絡，展現其間文化與政治的互涉。潘祖蔭在藏書家贊助士人的傳統下，憑藉其珍本收藏，經由交友、婚姻、詩會等，在官僚文士間形成個人的交流網絡，擴展在社會上的影響力，使潘氏躋身於帝國文化精英的行列。此外，藏書家往往熱心於校勘藏書與刻印叢書，掃葉山房席氏便是由出版商轉變為社會精英的例子。太平天國之際，席氏更因避難上海，接觸到新式印刷技術，在時代變動中擴展商機，進一步跨足典當與錢莊，迅速成為上海重要的金融家族，甚至收購《申報》，加入新興的媒體事業。
儘管明清書籍史的材料相對缺乏，不如歐洲書商留有豐碩的檔案，包筠雅教授 “Spreading Civilization: The Distribution of Commercial Imprint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一文仍傾力勾勒出明清書籍市場傳播的輪廓。晚明清初，出版業集中在江南與福建，考試用書與商業指南經過長程貿易遠達各地，但是市場網絡仍多限制，以學術專著為例，身在北方的顧炎武便需要請江南的朋友幫他買書。到了清代，江南各地與北京都有繁榮的交易，善成堂等連鎖書商出現，顯示了書籍市場已進一步開展，流通於全國。福建四堡與江西滸灣等地雖然貧窮邊遠，反而憑藉低廉的造紙成本、介於江南與內陸之間的地理位置，成為刻印與流通的重鎮，突顯出書籍傳播的深度與廣度。另一方面，雕版印刷對工人技術要求不高，便於進入腹地與農村，地方性的小範圍刻印也持續不墜。儘管完全成熟的全國性市場尚未具備，但是藉由長程貿易的發展與地方刻印的互補，各種核心文本廣泛流通，加速了社會與文化一體化的進程。
沙培德教授 “Textbooks, 1880-1937: The Very Model of Modern Knowledge Transmission” 則考察了晚清以來非科學性教科書的變化。新式教育建制的擴張，使得在學人數快速增長，形成了新的讀者群體，將他們納入經由學習而成熟的進程。面對世界的變化，教科書透過敘事 (narrative) 的方式解決讀者的困惑，藉由他人的經歷，使他們理解自我與集體的關係。傳統的道德敘事經過轉化與創作，在新的教科書中發揮作用。這些敘事按照歷史、地理、公民等新的分類被重新安排，形構了現代社會的知識系統。而獨立自強、尊重、準時、有序、衛生、誠實、勞動，則透過道德寓言、歷史偉人、當代故事，將現代公民的各種價值傳達給學生。但這並非激進的個人主義，這些敘事同時確立了個人對於社會的責任，讓讀者理解社會如何運作，使他們成為社會的一份子。
最後一場議程為「知識與現代性」，探討新的知識與態度對人們世界觀的影響，由高哲一教授、施耐德教授發表論文；主持人是狹間直樹教授，評論人是中研院史語所李仁淵教授、近史所林志宏教授。
晚清以來，中文詞彙經歷了巨大的變化，高哲一教授 “Defining Modernity, Editing the Past: Ciyuan, Cihai,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Lexicon” 一文透過兩本百科全書式的辭典考察這一過程。1915 年商務印書館《辭源》的參與者多是兼具新舊學養的新式文人，他們經歷過立憲與革命的風潮，將此前十餘年間大量出現、充滿爭論的新名詞做出清楚定義，界定了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的變革，以鞏固脆弱的新生民國。其後，經歷新文化運動與白話文洗禮，中國出版市場有了更廣大的讀者，通才風格的新式文人為受過專業教育的學者取代，1936 年中華書局《辭海》的編纂便體現了知識分工的專業化。書中包括了學術與專業領域的術語，各種新的人生觀與世界觀，也羅列了近代中國主要的政治事件與國際衝突；其成果既鞏固了新文化運動以來的社會改革，也帶來一個更為政治化的文化空間，邀請讀者參與論辯。
施耐德教授 “Temporal Hierarchies and Moral Leadership: China’s Engagement with Modern Views of History” 一文探討進化論衝擊下的歷史觀變化與傳統中國史學輔翼秩序之建構。晚清以來，西方帶來三種變化：一、不再以三代為理想世界，注重未來；二、進化歷史觀削弱了史學倫理功能，梁啟超、毛澤東等人則反過來探討人的意志在歷史上的作用；三、擺脫朝代循環，著重分期，以西方經驗為參照，尋求普遍歷史規律。這些變化產生了線性進步觀 (linear progress)，以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為目標，傳統史學中的道德與政治取向則被重新轉化，希冀啟蒙大眾成為合格的公民。相對於這一主潮，另有一種關注中國特殊性的歷史觀：章太炎借助唯識宗佛學，柳詒徵回歸《易經》宇宙觀，以抗拒普遍性的進化觀點，然而面對現實危機，他們未能提出可行的政治與社會綱領，僅為時代的潛流。
兩天的議程在熱烈的討論中圓滿結束，黃克武所長發表結語。在傳統思想史範式受到挑戰之際，思想仍是歷史變遷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所不同的則是視野與關懷。對於範圍、作用、過程的重新思考，使得研究者對人們生活中的思想因素有了更加深入而細緻的認識。這次專題，是近代史研究所近年著力的重心，也是院方主題研究計畫的階段性成果發表。所內「中國近代知識建構與知識傳播」研究群同仁長期關注相關課題，藉由漢學會議的召開邀請多位國外學者進行進一步交流，討論議題橫跨知識建構、學科建制、出版、傳播、翻譯、教育、文類、世界觀等領域，相互切磋，迸發出新的研究火花。回首一百多年前中西知識碰撞下的傳播與轉型，今日中外學者齊聚一堂，亦不失為當年歷史變遷的一個絕佳註腳。
[1] 收錄於唐君毅：《說中華文化之花果飄零》（臺北：三民書局，2006 年）。
羅志田教授〈經典的消逝：近代中國一個根本性的變化〉一文，指出近代中國一大變化即為：經典從生活中淡出，社會無所指引。於晚清，中學面對西學挑戰，形成了道的「空間化」：原先的普世之道降格為一方之道。面對危機，張之洞提出中體西用論，文化保守主義者標舉「國學」、「四部之學」之名，以確保中學的獨特位置，卻使得經學成為諸學之一，不復獨尊。在新的知識分類中，去神聖化的經典遠離了修齊治平的儒家理想，只有寄寓於倫理化與歷史化二途。前者關注一身，通經致用有如無弦之琴；後者則導致「時間化」的轉變，經典成為史料，道不過是經驗化的知識。傳統生活中，具體的典籍使得虛懸的道有所著落，其退隱造成思想的真空狀態，使得秩序的正當性失去來源。此後，隨著現代國家的建立，國家的新權威取而代之，導向了思想、學問、倫理的國家化。
阿梅龍教授發表 “The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Knowledge during the Late Qing” 一文，試圖分析晚清科舉廢除之前的策問 (policy question) 改革。策問改革作為過渡產物，長期以來評價不高，但阿梅龍教授指出：通過考題與答卷的分析，此一做法確實改變了中國士人的思想世界。應考的士人並非思想精英，他們只是謀求官僚生涯的普通人，他們的關注卻反映出時代的趨向：認知世界的方式受西方傳來的新詞彙影響而重新構築。面對考試題目的改變，考生必須掌握各種新的概念：包括中西歷史比較、國際法、財政、法律、教育、監獄制度、愛國主義、自然科學等。新知識的影響範圍因此擴大，許多原本對西學漠不關心的人開始試著瞭解，並且將這些外來概念應用在中國的經驗中，即使觀點傾向於保守，也必須以西學來為自己辯護。
第二場議程為「翻譯與新知之一」，關注近代不同文化區域與知識體系接觸下的學科、文類與翻譯者，分別由美國哈佛大學歷史系沈艾娣 (Henrietta Harrison) 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鄭宗義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夏曉虹教授發表論文。本場由羅志田教授主持，評論人分別為中研院文哲所彭小妍教授、德國哥庭根大學東亞系施耐德 (Axel Schneider) 教授、文哲所王璦玲教授。
鄭宗義教授〈中國近現代思想中的「哲學」〉一文指出，近代知識轉型並非簡單地新舊汰換，而是一連串動態過程，傳統思想既有消極制約，也做出積極貢獻。以「哲學」學科建構為例，貫穿其間的思想課題，首先是「哲學與科學」：胡適強調演化論與實驗主義，希望哲學作為各種科學的理論基礎；但同時代人則傾向於嚴格分別科學與哲學，以便傳統中國思想登上哲學殿堂，「科學與玄學論戰」（1923 年）與〈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1958 年）為其體現。[1]其次為「普遍與特殊」：西方哲學眼光下，中國思想被視為宗教、道德，而非哲學。「中國哲學」界定自身的過程，也是重新構想「哲學」的努力：先以西方哲學為參照，然後藉此參照探求中國的特殊性，最後則嘗試統攝性 (inclusive) 的哲學概念，在其中安頓中西不同的哲學傳統。
夏曉虹教授〈中國近代「戲劇」概念的建構〉一文分析Drama一詞如何與中國原有的戲、劇、曲、戲曲、戲劇等調和，形成新的現代概念體系。在傳統中國，雅俗文學壁壘分明，戲曲備受壓抑；到了晚清，隨著西方文學概念的輸入，打破、重組文類的邊界，戲曲也改變了其地位。在文學改良的聲浪中，梁啟超高舉湯顯祖、孔尚任，認為可媲美於拜倫、彌爾頓，陳獨秀更強調戲曲面對下層民眾，改良社會的啟蒙力量。戲曲經此與詩歌、小說合流，喪失獨立文類地位，卻獲得了更多的資源與關注。隨著戲曲改良運動的推行，對傳統戲曲的批評、「寫實的新劇與寫意的舊劇」之別，在新的論述中展開，激盪著新一代對「戲劇」的種種創造與期望。
沈艾娣教授 “Interpreting Lord Macartney: The Story of Jacobus Ly李自標” 一文則運用拿波里教會檔案，關注文化交流之間中介者扮演的角色。在今天的全球化時代，不同語言之間的翻譯像是經由透明的玻璃，可以一一對應傳達；兩百年前的世界則由許多不同的文化區域組成，跨文化的知識沒有正規的教科書，有賴於翻譯者個人的參與。1793 年馬戛爾尼使節團與清帝國朝廷的互動，便有賴於翻譯李自標 (Jacobus Ly) 個人的積極參與才能順利進行。李氏出身中國甘肅，小時候由傳教士送到拿波里的教會學校就讀，為虔誠的天主教徒，通曉拉丁語和漢語。李自標並非如傳統翻譯只是單純的詞語互譯，而是力圖使雙方得以協調共同的利益，故能得到各方信任。儘管其間未能達成官方協議，卻能保有友好的私人往來。
第三場議程為「翻譯與新知之二」，分別由日本京都大學狹間直樹 (Hazama Naoki) 教授、中研院近史所黃克武教授與張哲嘉教授發表論文，從具體的翻譯文本切入，考察知識轉譯的幽微之處；主持人是夏曉虹教授，評論人為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藍弘岳教授、中研院社會所湯志傑教授、阿梅龍教授。
狹間直樹教授〈「東洋盧梭」中江兆民在近代東亞文明史上的地位〉一文探討《社會契約論》這一份特別的翻譯文本。中江兆民被尊為「東洋盧梭」，譯介法國民權思想，影響了明治日本的自由民權運動，又進一步影響了東渡日本的中國知識份子。他先後譯有日文體《民約論》（1874年）與漢文體《民約譯解》（1882年）。德川以來，日本知識份子多具備漢學素養，中江兆民認為漢文文字簡潔卻蘊含豐富，特意譯出漢文體。但是《民約譯解》多用典故，在日本少有人深刻理解。另一方面，盧梭思想為辛亥前夕中國革命派的重要武器，但是多重譯自其他日譯本，《民約譯解》並沒有引起太大迴響。然而從今天回顧，《民約譯解》創造性地援引儒家思想，形成獨特的人民主權說，突破了君主統治的思想習慣，相較於其他譯本，更能突顯出時代變遷之中的思想深度。
黃克武教授〈晚清社會學的翻譯：以嚴復與章炳麟的譯作為例〉，指出晚清社會學的譯介，體現了傳統士人面對知識轉型的思想歷程。知識分子自身的價值取向，與時代變化、傳統思想相互糾結，影響了譯介的內容，形成不同的理論，如：嚴復的調適類型與章炳麟的轉化類型。嚴復以生物學作為闡釋社會發展的理論根基，強調社會有機體論，採取漸進的政治改革；章炳麟則批評前者注重普遍性而忽略特殊性，認為心理學所描繪的人類「同類意識」是社會形成的起點，帶有民族主義色彩，傾向激烈的革命主張。直到民初，其餘波仍持續未絕，特別是嚴復的取徑，試圖調和天演論的長期趨勢與人為的自發努力之間的矛盾，在保守與急進之間取得平衡，成為五四新思潮外的另一啟蒙道路。
張哲嘉教授〈近代東亞翻譯西洋解剖學術語的分歧與合流〉一文從醫學史視角提問：知識翻譯的歷史探索能夠帶給今天什麼反思？透過四種族群、三類譯家為經（定居中國的回民、西洋傳教士乃至於與他們合作的中國人、身處漢醫西醫之間的日本），三組名詞為緯（東西方身體部位不能對應、良好對應、有所疑似），他分析自希臘羅馬以來分枝散葉的解剖學翻譯至漢語的歷史。張教授指出，除了譯詞本身的品質外，還有許多外在的條件牽動著人們對譯詞的接受程度，甚至有誤譯驅逐良譯的情況。然而歷史學家研究解剖學名詞的翻譯史，並非為了裁決優劣，而是透過其思考譯名的邏輯，探求不同時空環境、不同族群在已知與未知之間摸索解答的模式，將個別考據匯聚為更大視野的歷史研究。
第四場議程為「知識傳播與媒體」，分別由英國劍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學院周紹明 (Joseph McDermott) 教授、美國布朗大學歷史系包筠雅 (Cynthia Brokaw) 教授、沙培德教授發表論文，關注書籍出版，考察知識的傳播與人們思想心態的變化；主持人是張哲嘉教授，由東華大學歷史系張璉教授、清華大學歷史所馬孟晶教授、美國巴德學院高哲一 (Robert Culp) 教授擔任評論人。
周紹明教授 “Suzhou’s Rare Book Collections: Their Owners, Their Dealers, and Their Uses” 一文考察蘇州藏書家族的活動與網絡，展現其間文化與政治的互涉。潘祖蔭在藏書家贊助士人的傳統下，憑藉其珍本收藏，經由交友、婚姻、詩會等，在官僚文士間形成個人的交流網絡，擴展在社會上的影響力，使潘氏躋身於帝國文化精英的行列。此外，藏書家往往熱心於校勘藏書與刻印叢書，掃葉山房席氏便是由出版商轉變為社會精英的例子。太平天國之際，席氏更因避難上海，接觸到新式印刷技術，在時代變動中擴展商機，進一步跨足典當與錢莊，迅速成為上海重要的金融家族，甚至收購《申報》，加入新興的媒體事業。
儘管明清書籍史的材料相對缺乏，不如歐洲書商留有豐碩的檔案，包筠雅教授 “Spreading Civilization: The Distribution of Commercial Imprint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一文仍傾力勾勒出明清書籍市場傳播的輪廓。晚明清初，出版業集中在江南與福建，考試用書與商業指南經過長程貿易遠達各地，但是市場網絡仍多限制，以學術專著為例，身在北方的顧炎武便需要請江南的朋友幫他買書。到了清代，江南各地與北京都有繁榮的交易，善成堂等連鎖書商出現，顯示了書籍市場已進一步開展，流通於全國。福建四堡與江西滸灣等地雖然貧窮邊遠，反而憑藉低廉的造紙成本、介於江南與內陸之間的地理位置，成為刻印與流通的重鎮，突顯出書籍傳播的深度與廣度。另一方面，雕版印刷對工人技術要求不高，便於進入腹地與農村，地方性的小範圍刻印也持續不墜。儘管完全成熟的全國性市場尚未具備，但是藉由長程貿易的發展與地方刻印的互補，各種核心文本廣泛流通，加速了社會與文化一體化的進程。
沙培德教授 “Textbooks, 1880-1937: The Very Model of Modern Knowledge Transmission” 則考察了晚清以來非科學性教科書的變化。新式教育建制的擴張，使得在學人數快速增長，形成了新的讀者群體，將他們納入經由學習而成熟的進程。面對世界的變化，教科書透過敘事 (narrative) 的方式解決讀者的困惑，藉由他人的經歷，使他們理解自我與集體的關係。傳統的道德敘事經過轉化與創作，在新的教科書中發揮作用。這些敘事按照歷史、地理、公民等新的分類被重新安排，形構了現代社會的知識系統。而獨立自強、尊重、準時、有序、衛生、誠實、勞動，則透過道德寓言、歷史偉人、當代故事，將現代公民的各種價值傳達給學生。但這並非激進的個人主義，這些敘事同時確立了個人對於社會的責任，讓讀者理解社會如何運作，使他們成為社會的一份子。
最後一場議程為「知識與現代性」，探討新的知識與態度對人們世界觀的影響，由高哲一教授、施耐德教授發表論文；主持人是狹間直樹教授，評論人是中研院史語所李仁淵教授、近史所林志宏教授。
晚清以來，中文詞彙經歷了巨大的變化，高哲一教授 “Defining Modernity, Editing the Past: Ciyuan, Cihai,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Lexicon” 一文透過兩本百科全書式的辭典考察這一過程。1915 年商務印書館《辭源》的參與者多是兼具新舊學養的新式文人，他們經歷過立憲與革命的風潮，將此前十餘年間大量出現、充滿爭論的新名詞做出清楚定義，界定了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的變革，以鞏固脆弱的新生民國。其後，經歷新文化運動與白話文洗禮，中國出版市場有了更廣大的讀者，通才風格的新式文人為受過專業教育的學者取代，1936 年中華書局《辭海》的編纂便體現了知識分工的專業化。書中包括了學術與專業領域的術語，各種新的人生觀與世界觀，也羅列了近代中國主要的政治事件與國際衝突；其成果既鞏固了新文化運動以來的社會改革，也帶來一個更為政治化的文化空間，邀請讀者參與論辯。
施耐德教授 “Temporal Hierarchies and Moral Leadership: China’s Engagement with Modern Views of History” 一文探討進化論衝擊下的歷史觀變化與傳統中國史學輔翼秩序之建構。晚清以來，西方帶來三種變化：一、不再以三代為理想世界，注重未來；二、進化歷史觀削弱了史學倫理功能，梁啟超、毛澤東等人則反過來探討人的意志在歷史上的作用；三、擺脫朝代循環，著重分期，以西方經驗為參照，尋求普遍歷史規律。這些變化產生了線性進步觀 (linear progress)，以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為目標，傳統史學中的道德與政治取向則被重新轉化，希冀啟蒙大眾成為合格的公民。相對於這一主潮，另有一種關注中國特殊性的歷史觀：章太炎借助唯識宗佛學，柳詒徵回歸《易經》宇宙觀，以抗拒普遍性的進化觀點，然而面對現實危機，他們未能提出可行的政治與社會綱領，僅為時代的潛流。
兩天的議程在熱烈的討論中圓滿結束，黃克武所長發表結語。在傳統思想史範式受到挑戰之際，思想仍是歷史變遷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所不同的則是視野與關懷。對於範圍、作用、過程的重新思考，使得研究者對人們生活中的思想因素有了更加深入而細緻的認識。這次專題，是近代史研究所近年著力的重心，也是院方主題研究計畫的階段性成果發表。所內「中國近代知識建構與知識傳播」研究群同仁長期關注相關課題，藉由漢學會議的召開邀請多位國外學者進行進一步交流，討論議題橫跨知識建構、學科建制、出版、傳播、翻譯、教育、文類、世界觀等領域，相互切磋，迸發出新的研究火花。回首一百多年前中西知識碰撞下的傳播與轉型，今日中外學者齊聚一堂，亦不失為當年歷史變遷的一個絕佳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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