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晚明到晚清：文學．翻譯．知識建構」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2) 會議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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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重點計畫「明清文學經典中之知識建構與文化思維：文本．理論．文化交流」於 2012 年 11 月 1 至 2 日假文哲所二樓會議室舉辦國際研討會，發表計畫第一年階段性成果。此會議為本年度重要學術活動，會議名稱為「從晚明到晚清：文學．翻譯．知識建構」，由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翻譯研究中心共同主辦，邀集來自臺灣、香港、中國、日本多位學者，以「知識建構」為核心，多方探討從晚明到晚清廣義的翻譯與文化議題。
「明清文學經典中之知識建構與文化思維」計畫乃承接 2003 年「明清文學經典的建構、傳播與詮釋」兩年期計畫而來，期望在前項成果基礎上，進一步探究明清文學經典中的知識建構與文化思維：一方面梳理文學經典的知識建構歷程，以及其之所以能成為經典之要因；另一方面檢視文學作品被經典化後所產生與帶動的文化思維與影響。明清兩代中國上承傳統內深厚的文化底蘊，同時與各方進行跨文化互動。明代中期以後，啟蒙思潮所帶來的影響，使得作為一個文化體的中國，在社會文化與思想層面上皆產生巨大變化；中國與域外除了傳統的「四夷」及韓、日、越等國，亦開始與歐洲文化有了交流，其中包括廣義的「文學」。因此一部完整的中國明清文學史，必須包括中外之間在文學上的互通有無。就文化而言，何謂西方、歐邏巴、西學、天主教、天學，以及由明末耶穌會士傳教所衍生出來的實學，皆成為中國整體知識系統中，值得學界開拓研究的領域。
此系統中的各種知識亦涉及中國早期現代性問題，或劉禾所謂翻譯的現代性、王德威所謂被壓抑的現代性，以及輸入的現代性等器物文化問題，足供討論的面相可謂既深且廣。因此若欲探討明清時期文學經典中的知識建構與文化思維，便須從歷時性與共時性兩方面來談：一方面從中國文學本身的發展傳統來探討，另一方面從中國文學與其他文化接觸之後碰撞與交流的現象來考察。質言之，若將明清作為近現代文化的啟蒙與發端時期，那麼明清文學經典所建構的知識蘊含著某種可能與現代性相聯繫的特質，而與域外交流而激發的文化思維，便成為討論重點。
本次會議主題著重探討「文學」、「翻譯」與「知識建構」之間的關係。「翻譯」與「知識建構」兩者乍看不相干，實則密切關聯。任何新知的建構，尤其是在近代中國，都無法與翻譯脫鉤。所謂「翻譯」，不僅是單純的文字傳遞，更是涉及了文化、歷史等多重層面的活動。近代「文學」，就某種意義而言，是在「翻譯」這個大範疇中由舊翻新，逐漸納入戲曲、小說這種古典文學並不含括在內的知識範疇而形成的。在從晚明到晚清頻繁的中外交流下，「文學」恐怕是一個新的概念，是透過「翻譯」建構而來的新知識。將「文學」、「翻譯」與「知識建構」三者並置而論，可見其間環鉤扣結的關係。
本次會議與會學者眾多，會場內外座無虛席。開幕式首先由胡曉真所長致辭，接著分別由大會總籌畫人王璦玲研究員、李奭學研究員，以及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王宏志主任發言，說明會議緣起與主題重點。兩日會議共分六個場次進行，謹述各場次論文及其內容摘要如下：
第一場
主持兼評論人：陳瑋芬（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發表人：廖肇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論 題：來讀天都未見書：從官話課本看十八世紀琉球渡唐學生的中華體驗與知識結構
陳力衛（日本成城大學經濟學部教授）
論 題：《清議報》與新詞新概念的傳播
陳宏淑（天主教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論 題：包天笑在清末如何藉中譯日文小說形成民初「教育小說」的概念
廖肇亨教授以琉球官話課本為對象，探討近世琉球渡唐學生的中華體驗與知識結構，嘗試省思中華體驗與東亞儒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並透過琉球渡唐學生反思東亞世界共通的文化心態、知識結構與生命理想，進而為東亞文化意象的匯聚、流傳與變異，尋找一種更具廣泛效力的論證模式與世界圖景。就知識結構而言，本文從「道德圖式」、「商業技能」、「醫學知識」等三個角度加以剖析，指出中華體驗改變了琉球渡唐學生的知識結構，此知識結構在某種程度下也改變了琉球國運，使其在經濟地位或文化脈絡上，以及在日本或中國朝貢貿易體系中，都具有高度的獨特性。
在近代知識建構過程中，「主義」這個語詞的興起頗具代表性，各種思潮與觀點皆假其名以傳。早期許多「主義」都是由日本舶來，因此陳力衛教授以梁啟超編輯、主筆、在日本橫濱發行的《清議報》為對象，從其中「主義」的使用及分布狀況來看日本作為近代知識資源的一面，以及當時「主義」在中文語境中傳播的規模與中國人對此詞語的基本認識。通過對「主義」一語的量化研究，可看出「帝國主義」是貫穿這一時期的基本概念，其他「主義」則循此展開，構成一個闡述主題的語義場，由此可見各個「主義」間的相互關係及具體語詞的替換和演變過程。除了日本因素，《清議報》裡中國人獨自翻譯和創造的「主義」也是本文的關注對象。
晚清大量翻譯小說湧現，不僅將小說從傳統文學系統中的邊緣位置移至中心，也引進了中國文學未曾有過的文類，教育小說即其中之一。包天笑為當時教育小說的重要譯家，由於包作大多是從日文迻譯而來，其題材選擇、翻案或翻譯手法、文類命名等，都受到日本教育小說影響。陳宏淑教授比對包天笑的譯文與原文，觀察他如何受日本影響，建構出當時中國教育小說的兩個重要概念：完美的教師形象與濃厚的教育思想。這些概念明顯體現在葉聖陶的作品中，其長篇教育小說《倪煥之》與包天笑的譯作《馨兒就學記》和《埋石棄石記》有不少相似之處。由此現象可見這類教育小說概念的延續，以及此文類譯介至中國後的衍變。
評論人陳瑋芬教授認為，廖肇亨教授一文清楚呈現了琉球留學生的生活圖像，不過題目是琉球渡唐學生，文章重點卻放在福州，故改為琉球勤學生似乎更切題。官話課本作為一教學文本，與留學生作為一來自異域的學習者，其中是有某種張力的，意即官話課本未必是在地情狀的忠實映現，有時可能相反，也可能是面對學生不備之處的提醒或匡正。另外，對於知識結構，文中主要就道德圖式來討論，但官話課本中還有大量地域文化內容，勤學生對當地的理解與風俗的學習值得關注。此外，不同於傳教士與中國文人士大夫多是以怪力亂神的眼光看待民間信仰並載之，官話課本乃是從民眾的日常角度觀看，此亦值得深入探討。
陳力衛教授論文採用量化研究方法，而未提及中國與日本的資料出自何種數據庫。用量化方法處理概念史的論文往往包含大量數據、圖表，閱讀經常受阻，然本文無此缺點。而黃遵憲 1877 年前後出版的《日本國志》已提到「主義」，因此說「主義」這個詞是隨《清議報》傳入中國，則未必如此。如能多探討與「主義」相關的詞，更加動態的演示，應可更具體看到晚清民初關於「主義」概念的變化。
至於陳宏淑教授論文，包天笑似乎較多關於女教師形象的描寫，葉聖陶則較不強調。日本女學當時強調賢妻良母論，壓抑婦女主權。但在中國卻非如此，而是強調女教師為強國保種的推手，女學教育不只培養賢妻良母，更要擺脫女子的附庸地位。包天笑面對日文文本時，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值得進一步探究。
第二場
主持兼評論人：紀元文（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
發表人：王宏志（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翻譯研究中心主任）
論 題：天朝的譯者：從「阿耀事件」看通事在近代中英交往史上的位置
海 震（中國戲曲學院戲曲文獻研究所副所長暨圖書館館長）
論 題：戲劇經典的「翻譯」與跨文化改編：從京劇《王寶川》到英語話劇《寶川夫人》
禹 玲（中國湖南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論 題：論陳景韓對西方文學作品復仇情節的詮釋
近代中英交往史上有著眾多麻煩紛雜的糾葛。「阿耀事件」本微不足道，但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卻因擔任「通事」此一翻譯工作而被牽連在中國與英國，甚至美國的政治鬥爭中。王宏志教授在此一方面以中英近代交往史作為背景，嘗試梳理此事件的來龍去脈；另一方面透過此事件，分析廣州中國官員、英商、通事這三個元素在複雜的語言、文化及政治環境中的互動，甚至角力，從而展現「通事」作為一文化現象，在近代中英交往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與特殊位置。
海震教授的論文探討晚清及民國時期京劇《王寶川》的內容、演出形式及其所體現的中國傳統戲劇文化特點；以及熊式一的英語話劇《寶川夫人》(Lady Precious Stream) 對京劇《王寶川》的翻譯、改編及其在跨文化戲劇交流中的意義。從京劇《王寶川》到英語話劇《寶川夫人》，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傳統戲劇的文化價值、歷史局限以及可創造改編的空間。熊式一作為對中國傳統戲劇進行跨文化改編的先驅，開創了一條傳統戲劇進行創造性改編的路徑，其經驗足供後人借鑒。
陳景韓於 1903 至 1915 年間翻譯了大量西方小說，有關復仇主題的有三十三種。其中《窟中人》轉譯並大幅刪改自《基督山伯爵》日文本；另有一系列虛無黨小說，亦轉譯日文居多。禹玲教授一文將陳景韓的翻譯活動置於清末民初的背景下，探討譯者如何藉翻譯重詮西方復仇文學，建立起晚清脈絡下的中國復仇觀，並指出譯者的翻譯動機與最終目的在於張揚保家衛國的復仇精神與改造國民性，體現了譯者對救亡圖存認真而嚴肅的思考。
紀元文教授講評這三篇文章：王宏志教授論文採用年鑑學派的方法，以微觀的角度研究十九世紀中英交通貿易史上的「阿耀事件」。從清晰的脈絡中，可知「傳語言、譯文字」的通事在當時相當悲慘，其地位至鴉片戰爭後才提升。過去譯者身分總是隱身在作品背後不受重視，隨著翻譯研究建制化與全球化影響，當今之世，譯者在文化傳播交流功用上扮演的角色愈發重要，如何使譯者地位得到進一步的提升與肯定，此文所論事例足供省思。
關於海震教授一文，京劇無定本，熊式一的翻譯也非亦步亦趨，改寫空間頗大。戲曲與話劇為兩種不同的藝術語言，如何銜接兩者，體現出熊式一的藝術心靈與藝術技巧。其將中國戲曲中精粹的藝術元素譯介到西方舞台，並將中國的父權主義與迷信等一一改編，使西方人能接受進而讚賞，可見其改編之功。亦可見文化生產的過程中，國家意識形態如何滲透其中，進而影響大家的觀感。莎士比亞與湯顯祖為同代人，而前者影響力在全球化的今日遠甚於後者，然莎翁作品不見得較為高明，只因莎作透過不斷的編輯、改寫、演出、批評而得以經典化，且隨著英國國力向外擴張，故而成就其世界經典的地位與影響力。如何將中國傳統中有意義的動人故事不斷改寫改編，精粹之、精煉之，使其成為經典，頗值得深思。
從今日角度檢討晚清以來現代性，可見其不同層次，有富國強兵、開礦等層面，也有文人以其能力所及，從文學、思想、社會、政治制度上去推演，以啟發民智。禹玲教授探討復仇小說對當時人們產生的影響，是很有意思的題目。
第三場
主持兼評論人：李根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副教授）
發表人：鄒振環（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論 題：晚清西學東漸史上的鄺其照
關詩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論 題：翻譯政治及漢學知識的生產：威妥瑪與英國外交部的中國學生譯員計畫 (1843-1870)
唐欣玉（重慶郵電大學外語學院講師）
論 題：遊走於國族敘事與小敘事之間：清末民初的夏洛蒂．科黛 (Charlotte Corday) 形象研究
鄺其照是成長於晚清、與官方保持一定距離的第一代知識分子，受過較專門的英語教育訓練。他透過編纂《華英字典集成》、《英文成語字典》等英華辭書；《英語匯腋》、《應酬寶笈》等英語教材，以及編輯《匯報》和《彙報》、在江南製造局編譯《翻譯新聞紙》等時事報刊，為中國人提供新的知識工具與新的知識資源。鄒振環教授論文即從鄺其照生平資料出發，清理其早期在華與在美活動歷程，探尋其參與報刊編譯工作的來龍去脈，進而藉由分析英華辭書與英語教材等重要著作，討論其在近代中國報刊史、中外語言接觸和中西文化史上的地位和貢獻。
十九世紀英國外交部的中國學生譯員課程 (China Student Interpreter Programme) 對中國近代史、中國外交史與漢學發展影響深遠，而威妥瑪 (Sir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 即是此計畫的旗手與靈魂人物。他以自身的漢學知識與熱忱，大刀闊斧改革課程、編製教材、參與譯員與教員招聘工作、改善考試模式等，目的是培育優質的英方譯員從事中英外交工作。此課程培養出不少重要的外交官與漢學教授，其觀點深深影響當時世界如何認識中國。學術界對威妥瑪與中國學生譯員計畫甚少研究，關詩珮教授則利用深埋英國外交部與殖民地部檔案，試圖鉤沉出這段權力政治與知識生產交錯的歷史。
二十世紀初西方女傑以典範身分傳入中國，其形象通常和救亡話語銜接，夏洛蒂科黛 (Charlotte Corday) 也不例外。唐欣玉教授一文主要以《沙魯土格爾垤孃》、《為自由流血者——沙魯土格爾垤孃》、《胭脂血》和《法蘭西革命風雲中之英雄兒女》等四個譯本為中心，結合清末民初所傳播的科黛畫像，探討二十世紀初知識分子在打造科黛形象時如何自由出入大小敘事之間，分析對科黛女性身體的關注如何一方面因襲傳統，一方面又與國族話語發生聯繫；考察有關科黛愛情的敘事如何從起初服務於國族敘事，發展到最後以愛情本身為主。由此案例研究可見，國族宏大敘事和小敘事相互交織，二者關係未必緊張，而是相互補充，共同打造出豐富多樣的科黛形象。
李根芳教授評論指出：過去學界對鄺其照研究非常有限，鄒振環教授論文則彌補了這個研究的空闕，且突出譯者在文化交流上的角色。關於流通銷售的問題，不知當時的學校是否大量採用其所編纂的教科書與字典？另外，其書在海外華人間的傳播亦值得探討。
對於關詩珮教授論文，李教授提出問題深究，即外交部作為贊助人對於威妥瑪的支持，這在外交史上是否為通例，或是威妥瑪有特殊的溝通技巧，更或者在身分階級上有某種保護，使得外交部往往遂其所願？
至於唐欣玉教授一文，針對都會形象部分，圖片上是否真的傳遞都會或消費文化？畫像來源為何？為何刻意展現科黛的閨秀形象？皆可再深入研究。
第四場
主持兼評論人：徐東風（美國芝加哥大學比較文學博士）
發表人：劉耘華（上海師範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中心教授）
論 題：天主教東傳與清初文人的思想重構：以「敬天」思潮為中心
陳慧宏（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論 題：明末天主教白話文本的初步研究
潘鳳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副教授）
論 題：傳教士、歐美漢學與翻譯：以近代早期的《孝經》翻譯為中心
晚明天主教入華，吸引了一批中國文人「學事天主」，並促使儒學發生了以「敬天」為標竿的「宗教化」趨向；及至清初，「敬天」思潮成為「儒學宗教化」的主流。許三禮、謝文洊、陸世儀、陳瑚等未入教的文人，紛紛以「敬天」為樞紐，以靜坐、內斂、涵養為主的心性陶冶活動，增添一個「超越性他者」的「天」來參與監督，並透過「敬天」儀式予以外在化、履踐化，因而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他律性特質。然而其「天」涵義模糊且又即物而在、因物而顯，非西方「天主」脫離物質超絕存在的人格神。從劉耘華教授一文對清初「敬天」思潮的探討可知，明清中西交流與互動促使了清初文人思想重構，然而若無信仰上的徹底皈依作為前提，思想的根本改變與重構皆無法達成。
耶穌會採用的傳教方式中，教義問答本為口頭所傳之教，後來發展為一種傳遞基督教教義的書面文類。這種方式源自路德宗教改革，因強調人人皆可讀經，故採方言譯經。耶穌會士向不解基督教的當地人傳教時，亦採當地方言，唯間接為之，以教義問答的方式維持教會權威。在中國，耶穌會士所面臨的語言情況遠較歐洲複雜。中國語言隨地區與社會階級不同而有差別，因此在大量明末耶穌會士中文文本中可見多種白話形式。這些文本非供個人閱讀，而是向非基督徒的中國人宣講。宣講者或為中國人，或為可以日常口語溝通的傳教士。陳慧宏教授於其論文探討的《造物主垂像畧說》（1615年），即屬教義問答作品，從其口頭白話搭配聖像的形式觀之，可能是向普通老百姓甚至不識字的人傳教。藉此研究，可一窺這種屬於民間理解層次的白話文本與晚明天主教知識建構之間的關係。
關於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的研究，一般多區分為明末清初的天主教耶穌會士與清末的新教傳教士兩個不同階段，兩者間的關聯性多被忽略。潘鳳娟教授一文即以《孝經》歐譯與流傳為例，從共時與歷時兩個面向，觀察衛方濟 (François Noël, 1651-1729)、韓國英 (Pierre-Martial Cibot, 1727-1780)、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1897) 等四位傳教士名下的《孝經》譯本，討論分析其間的延續性與衍異性。並以此為例，初步探索明清天主教與新教傳教士之間如臍帶般緊密的關聯與延展性，進而反思相關的歐美漢學議題。
評論人徐東風博士對三篇論文分別提出可供延伸的問題，讓發表人和與會者有進一步思考的空間。對劉耘華教授一文，徐博士表示，這些與西人過從甚密的文人，雖然偶爾提到「上帝」，可主要使用的仍是「天」、「天理」、「天命」這些詞彙，儘管其通過西學吸收基督教思想，但究竟對「上帝」這個概念理解多少，有無誤解？另外，關於儒家宗教化的問題：儒家到底是不是宗教？需不需要宗教化？或者「宗教化」是什麼意思？如果說儒家宗教化指的是將基督教的思想引進儒家，那意指明晰；如果說儒家原本不是宗教，因為引進基督教而成為宗教，那就會產生儒家是不是宗教等問題。
關於陳慧宏教授的論文：中國耶穌會士使用教義問答白話文本來宣講基督教教義，就《造物主垂像畧說》這個文本來看，題字和圖像與中國書法有何關係？這屬於 Jacobson 所謂跨符際 (intersemiotic) 翻譯的問題。此外，教義問答如何流傳？是發放或是出售，這則涉及影響層面的問題。
對潘鳳娟教授一文，徐博士指出，譯入語文化對於中國的看法，是否在四位譯者的譯文中表現出來？例如十七世紀對中國形象是正面的看法，十八至十九世紀是負面的，這是否影響譯者對於《孝經》的詮釋？
第五場
主持兼評論人：袁進（上海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
發表人：李奭學（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論 題：白話文的崛起與耶穌會傳統：試窺賀清泰及其所譯《古新聖經》的語言問題
蔡祝青（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論 題：文學觀念的現代化進程：以近代《英華辭典》編纂 literature 相關詞條為中心
明清之際耶穌會傳教的媒介一以文言為主，往上層傳；一以白話為主，往中下層傳。這類白話傳統囊括的文本兼及敘事、議論、詩歌等，其中尤以「議論」文字為中國古來所罕見。賀清泰 (Louis de Poirot, 1735-1814) 於 1808 年左右採乾嘉北京俗語譯就的《古新聖經》三十六卷為中國首部白話《聖經》，亦為耶穌會白話傳統大成之集。李奭學教授論文重點首在考察賀清泰其人，所獲頗豐；次則在釐清耶穌會白話傳統與解析《古新聖經》語言特色。從一字一詞乃至整句，分析賀譯受拉丁文牽制的程度，形成中國首見的歐化體白話文。此種新式語言一路擴展，造成的結果有二：一是為中國語言現代性預樹宏基，二則介入現代白話之中，乃十九世紀歐化體白話文先聲。
蔡祝青教授一文擬透過近代《英華辭典》的編纂，來描繪學科新名詞朝向標準化、規範化的大致走向，並在此基礎上探索 literature 詞條的現代化進程。藉考察三部由傳教士、日本知識分子與中國知識分子編纂的重要辭書，可見十九世紀以來馬禮遜、羅存德等傳教士的影響。直至 1908 年由顏惠慶主編的《英華大辭典》，則使英華辭書的編纂提升至專業辭典編纂家的視野。這本彙集英、美、日、中等辭書與教科書的群書總匯，堪稱清末民初最重要的「標準辭典」，不僅為中西「文學」觀念搭起了可匯通的橋樑，也使「文學」等學科新名詞朝向以西學「標準」進行解釋的根本依據。
袁進教授評論時表示，李奭學教授論文從文學史角度評價《古新聖經》，別具開創意義，例如發現賀清泰使用白話寫序，打破了中國文言寫序的傳統：加之考證細膩，不但新添了許多對賀清泰其人前所未論的材料，亦釐清了賀清泰之前的白話傳統；並揭示白話的歐化現象早於五四，始於明清；凡此發現，可見中國文學史重寫之必要。袁教授指出，有一處或猶待商榷：文中說賀清泰蒙乾隆御允，「可對北京中下層漢人傳教，但不得干預旗人與貴族之家」，然根據方豪所言，宗室及官員子弟在家長允許下可受洗，已包含可對滿人傳教，此或顯示，乾隆後期對天主教傳教已有某種程度的開放。
過去中文學界多是從古代文論探討文學本體與範圍的變化，但蔡祝青教授此文卻從字典編纂角度來探討文學觀念的現代化進程，在中文學界頗具意義，但仍尚有兩點應加以留意：其一，晚清純文學稱作「文章」，而非「文學」；其二，外國亦有從大文學到純文學的發展歷程，西方純文學觀念的建立大約也在十九世紀下半葉。除了看到字典的意義，還要看到的是，這個詞的內涵與範圍在此時期亦處於變動之中。
第六場
主持兼評論人：康來新（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發表人：王璦玲（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論 題：「庸中之奇，斯其奇可傳，而其傳可久」——論夏綸《新曲六種》中之倫理意識與知識視野
廖咸浩（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論 題：補天之恨與後天之期：遺民與《紅樓夢》中的記憶政治
張 惠（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助理教授）
論 題：胡適翻譯小說底本及與其《紅樓夢》研究之關係考
王璦玲教授以清代戲曲中「風教」觀之重新崛起，作為相關問題之著眼點，並以夏綸之劇作為核心，探討其劇作在清中期戲曲劇作「風教」觀「事理化」與「世情化」之趨勢中所具有的獨特社會視野，與支撐其倫理現象觀察的知識準備；乃至創作時，與之配合的藝術思維。王文尤其著重在夏綸面對關乎「意旨」之意義選擇與關乎「表現」之藝術技藝的雙重關注時，所作出的策略運用；以及經歷實踐後，對於「戲曲」社會功能的反思。
廖咸浩教授以明亡滿興的背景為經，寶玉（及作者）所代表的遺民主體性演變為緯，以《紅樓夢》的「政治態度」連結二者，初步探討紅學研究中被壓抑已久的遺民政治面向。本文認為《紅樓夢》乃明末遺民對亡國前四十年的回顧，透過「記憶的抗爭」以堅定自己不為攏絡；並且以「後設小說」架構所形成的二層敘事結構，來突顯外層（遺民反清態度）對內層（清室攏絡政策）的批判。遺民最終選擇忍辱偷生，將「寶玉」暫存「玉函」中以「待後王」。從「保國」到「保天下」，雖見證了遺民志業與時俱往，但其因堅持節操而終須面對意義根本處的荒蕪，則反而讓遺民獲致了主體幽暗的本真性。
張惠教授於本文考訂了胡適《短篇小說》翻譯集中的各國小說，乃由英文《經典短篇小說（外國卷）》(Short Story Classics [Foreign]) 轉譯而來。張文且總結了胡適的翻譯特點：翻譯語言——白話文，以及翻譯理念——直譯，都是歷經反覆思量才確定下來。其譯文既有西方翻譯理論的不自覺體現，又有中國古典功底的自覺追求。他對《紅樓夢》的研究與其翻譯實踐在同一時期進行，其審美眼光與價值標準似乎也在翻譯實踐中萌育確立。胡適借助翻譯文學和本國文學，實現了「創造本國新文學」的知識建構。
康來新教授總結評論時表示，王璦玲教授對於《無瑕璧》中暴力描寫的討論，可利用司徒琳 (Lynn H. Struve) 關於中國十七世紀的記憶研究，其認為中國記憶的現代性從十七世紀甲申之變開始，時人親見殘酷屠殺而造成心理創傷，導致文字大量描寫屠殺，這些文字顯示某種時代的特殊性。另外，關於正義、復仇觀念的討論，可從鄂蘭 (Hannah Arendt)「罪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 來談論。
而廖咸浩教授討論「南面而王」時，可增加茗烟找茗玉廟「那廟門卻倒是朝南開」為例。另外，可參考康教授〈石之為物的生命史〉中的玉石相關討論。
至於張惠教授論文，無須本文考證也可知胡適對章回小說的研究是白話文運動中處心積慮的一環，因此不必特別強調偶然事件。再者，胡適對話本短篇小說的評價也應納入。另外應加以探討的是，周氏兄弟與胡適翻譯的「短篇小說」為何，以及這些小說在西方經典的意義又是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