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屆史學與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從社會到政治——再現中國近世歷史」會議報導

 
主辦單位: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
時間: 2013 年 5 月 3 日(五)至 2013 年 5 月 4 日(六)
地點: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
撰寫人: 王士銘(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第九屆史學與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從社會到政治——再現中國近世歷史」會議報導
 

  2013 年 5 月 3-4 日,東吳大學歷史學系舉辦「第九屆史學與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本次會議,適逢東吳大學歷史學系慶祝創系四十週年暨陶晉生教授八十大壽、徐泓教授七十大壽;主辦方邀請海內外學者發表中國近世時期(宋至清)與西洋史學等二十一篇論文,分為二天七個場次。討論主題有士人交誼與生活行止、女性地位與形象及其書寫、寺廟功能與民間信仰、地方治理與國家制度等多方面的課題。

  本文針對此次會議的「明清研究」相關論文摘要報導,依據發表場次,第一天發表的學者有:費絲言、尹貞粉、卞利、賴惠敏,第二天發表的學者有:徐泓、森正夫、邱仲麟、唐立宗、張秀蓉。

  費絲言教授發表 “Chastity Martyrs on Ming Frontiers”。邊疆史地研究,以往多從政治史、軍事史角度討論漢民族與周邊民族的互動。本文則以邊緣人物、婦女、文化史等角度切入,探討明代邊疆(邊緣)地區,例如:蒙古、苗疆、東南沿海等,婦女的貞節形象是如何被建構的,藉此分析明代邊疆(邊緣)區域民眾的社會生活面貌。明代表揚婦女貞節頗制度化,且有系統的記載;表揚婦女貞節不僅維護了國與家之間的和諧關係,也包含了道德與家族利益的聯系。分析官方檔案,書寫、表揚與紀念貞節烈女的形象,是為捍衛國家疆界、傳播漢文化。另有記載邊疆地區的文集、筆記,敘述婦女在邊疆人口販賣市場中的故事,此中似乎不存在民族衝突的描述,反而是在人口移民與流動下,成為勞動經濟的一部分。此外,貞潔烈女反映的文化價值對中國周邊國家,如越南、朝鮮等亦有諸多影響。

  尹貞粉教授發表〈明代(洪武~弘治)的經筵制度和政局運用的趨勢〉一文,分析洪武、永樂、宣德、正統、天順等朝,從創始、定制到衰敗的經筵運用情況,從中可見經筵制度不止有關明代帝王教育制度史,亦能觀察明代政局,一探皇帝乾綱獨斷、內閣制設立乃至宦官干政等變化。首先,洪武至永樂年間,朝廷舉行經筵是為了完成皇帝獨裁體制目的,所以只發揮了備顧問的功能。宣德、正統、天順年間,內閣制度建立,閣臣兼經筵講官,發揮了君臣之間討論政事的功能。由於內閣制度是明代政治畸形發展的結果,在閣臣主導的經筵制度上,地方科道官員的議論未能充分反映於朝政中,故不容易形成公論政治。成化、弘治以降,皇帝不理朝政,經筵制度逐漸流於形式化,成為閣臣與科道官之間鬥爭的場域,最終宦官得勢,主導明代晚期政局。

  明代中期(嘉靖至萬曆),倭寇時常侵擾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明廷深感困擾,乃持續加強防務,先後派遣使臣蔣洲、陳可願和鄭舜功出使日本,探查夷情。卞利教授發表〈鄭舜功及其《日本一鑒》對日本和倭寇的記錄與描述——兼論明代嘉靖時期出使日本使臣及其對日本和倭靖的瞭解〉,說明徽州府歙縣人士鄭舜功遣使歸來後,撰寫《日本一鑒》(包含《窮河話海》九卷、《絕島新編》四卷、《桴海圖經》三卷),紀錄了日本的地理、語言、信仰與風土民情;也記載了中日朝貢貿易、使臣、倭寇等往來情形。鄭舜功認為經常劫掠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倭寇,是中國商人、罪犯等勾引日本夷人所致。《日本一鑒》改變、加深了明朝官民、士紳對日本國情的認識,乃鄭舜功極為重要的貢獻。

  數十年來,隨著清代檔案開放、學人們努力整理,清代商貿體制的輪廓已逐漸得到釐清。近來蒙古國檔案、俄國檔案陸續出版,清代北疆貿易活動也成為新興研究課題。賴惠敏教授〈清代庫倫的北京商號〉一文,即考察十九世紀以降,中國商人在庫倫貿易的情形。同治九年 (1870) 新疆回亂,清廷調集蒙古、綠營兵駐防,招募商賈以供軍需;自此北京商人到庫倫設立商號。商號如同現代的連鎖商店,在庫倫、北京、張家口都設有分號,多數商號以北京為總店。北京商號集中在西庫倫,銷售高級的絲綢、布料、瓷器等給蒙古王公、喇嘛;山西商人的店舖則銷售日常用品給一般蒙古牧民。蒙古王公、牧民、喇嘛等常以賒欠形式與商人交易,債務可分為個人借貸、商號債務、典當等類型。庫倫商民事務衙門為解決漢、蒙之間的債務糾紛,時常參酌大清律例、喀爾喀法典,以尋求平衡點。

  1981 年,森正夫教授在名古屋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研究室舉辦「地域社會觀點:地域社會與指導者」研討會,報告「地域社會論」課題之後,多年來受到不少批判,如地域社會中「地域」定義為何?「國家」在地域社會中的角色又何在?近年來,森正夫先生反思,「地域社會論」研究課題大多以明清時代的江南三角洲與福建西北山區為主,未能考慮中國其他地區情況,的確有所欠缺。故森正夫教授發表〈清初南北交界的地方治理重建:以金鎮「條議汝南利弊十事」為例——反思地域社會論的方法〉一文,即以金鎮的「條議汝南利弊十事」出發,在自封投櫃、壯丁開墾、書院再興、嚴查藩莊、驛馬徵調、營兵配備、鹽引疏銷、河夫減免、虐僕禁絕、水利竣工等十事上,考察河南汝寧府淮河流域中游區域帶有南、北風土習氣的四方區域內,地方士紳與民眾的社會統合實踐活動,希冀藉此分析能夠為「地域社會」概念注入新的元素,並獲得新的啟迪。

  泰山,自古為宗教勝地,上山朝拜信眾繁多。明清時期,商品經濟繁盛,為泰山及其周邊地區帶來蓬勃商機。邱仲麟教授以〈明清泰山香稅新考〉一文討論明清之際泰山寺廟與地方財政之間的關係。一般信眾至泰山寺廟進香,樂意施捨「香錢」,祈求平安;為擴充財源,地方政府收取「香稅」,管理上山香客或遊客。地方政府收取的泰山香稅參雜「混施香錢」與「入山香稅」,其總收入三分之二報部解京,三分之一留存地方支用。明代泰山進香的由盛而衰,至清初以降的蕭條,實為諸多因素造成。根據《萬曆會計錄》記載,每年約上繳香稅二萬餘兩。康熙初年,戰爭頻繁,香稅解額一度上升至三萬兩。雍正十三年,廢除入山香稅,從此不必解京。廢除香稅之前,留用香稅分配款用為修城、建廟、辦鄉試、修書院等,亦成為官員私人花用一部分。

  基於明代礦業研究理路、閱讀鄧之誠《桑園讀書記》等因素,唐立宗教授發表〈清代康熙晚期官員考察山東採礦事業始末考〉。清廷為籌辦軍需,開闢財源,在山東勘察、試辦採礦事業。近年出版的《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八冊,收錄五份康熙五十八年至五十九年 (1719-1720) 山東巡撫李樹德的礦務奏摺,反映出地方督撫在清廷採礦政策運作中的角色。清廷一方面派遣欽差分路勘察礦脈,制定開採規條;另一方面,自康熙五十八年起,清廷開始查察各省財政虧空,要求各省督撫查明虧空錢糧,設法彌補。山東開礦事業,無疑為山東省彌補財政虧空之一策。然而,地方政府不全然支持中央政府的採辦礦務事宜,因採礦原屬地方政府籌辦,一旦中央政府介入,無形中其財源將為中央政府侵奪,地方政府的收入相對減少,地方官員中飽私囊的機會也減少。為避免弊端叢生,山東採礦事業最終戛然而止。

  張秀蓉教授發表〈論清代地方教育的推行與局限——以雍乾能臣陳宏謀為例〉。普遍來說,清代地方官員的工作項目是錢糧、刑名、教化。以往文獻大多討論錢糧、刑名,而較忽略教化部分。陳宏謀是雍正、乾隆時期傑出的官員,擁有非常豐富的地方行政資歷。本文考察陳宏謀任職雲南布政使期間,舉辦官學、社學、義學、書院等教育事業,並設法籌措辦學經費,例如:動支公款、民間募款、招募教師、印製書籍、制定規章,使教育經費不被任意挪移等,其中尤以辦義學、書院最為突出,大加改善雲南文教貧乏情況。論者以為,帝國強調行政與教化互為一體,地方官員有教養百姓之責;辦理地方教育成敗在於官員的施政能力,與繼任者是否能延續前任政策,以及國家典章制度的共同配合。

  主題演講部分,徐泓教授宣讀〈我與明清史研究〉一文,分享數十年來治史心得,以及提攜後進的種種努力。首先,徐教授簡述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創建始末。由於東吳大學鄰近國立故宮博物院,為培養史學人才,1970 年代校方延攬劉崇鋐教授主持系務,繼由張元、廖伯源、雷家驥、王慶琳、黃兆強、張中訓、李聖光、林慈淑等教授主持,歷經數十寒暑,培育之畢業學生在各行各業均有成就。

  其次,徐教授細數教書與研究工作四十餘載,與學生一起討論,一起成長,持續開拓的議題有:明清鹽業史研究、明清社會經濟發展與社會風氣變遷研究、明代家庭婚姻及人口研究、歷史地理與城市史研究、史源學與《明史紀事本末》校證、編輯《清代臺灣天然災害史料彙編》等,時日越久,卻越發覺得自己所知甚少,仍有諸多問題需深入討論,然已至古稀之年,期許後進持續關注明清史研究。

  最後,徐教授與大家談論「研究學問」與「做人做事」之道。讀書講求「通」、「博」、「專」,青年學子應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研究主題,建立自己的問題意識,培養個人研究本領,切勿隨波逐流。每位史學研究者都應閱讀王夫之《讀通鑑論‧敘論》,思考如何在中國「經世致用」學術傳統與現代歐美學術標準之間尋求平衡點:一是撰寫學報論文,爭取刊登 SCI 與 THCI 期刊,與世界接軌,並駕齊驅;一是從歷史事件中學習與討論古人的困境與抉擇,評論成敗得失,並將其心得運用在為人處事上。

  本次會議,與會者發言踴躍,共同慶賀陶晉生教授、徐泓教授壽誕。二位教授也在會議中發言,勉勵後進:「縱然學術之路是孤獨的,期許在座諸位學人互相砥礪,持續耕耘史學研究與拓展歷史教育,為國家、社會貢獻一己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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