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族群史研究群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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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的族群史研究群，係以臺灣各族群——包括高山、平埔各族原住民，及福佬、客家、新住民等——的互動關係、文化內涵、歷史變遷，及地理分佈的空間結構、意義等面向做為主要研究重點，並比較臺灣與東南亞、東北亞、中國華南，甚至大洋洲等地域的族群類緣、往來、文化、認同等關係。具體的切入面可分為三部分：一為涉及殖民理論、殖民與被殖民關係的國家與社會研究；二為探索區域差異、人群互動、貿易體系的族群與地域研究；三為展現族群性、建構族群認同的文化研究。相關研究主題有平埔族群、閩客關係、地域社會等。
本次《明清研究通訊》十分高興邀請到族群史研究群召集人詹素娟前副所長以及洪麗完老師、林文凱老師，這三位長期參與研究群活動的學者，為我們分享研究群成立至今的點點滴滴。
詹素娟老師於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攻讀碩士時，便以平埔族做為研究方向，畢業後便參加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協助編纂平埔族研究書目，且在「臺灣史田野研究室」時期與「平埔研究工作會」成立之初，已加入族群研究的行列。詹老師說：「歷史研究的課題，與當代社會之間亦有互相對應的背景，而配合個人研究興趣，更需要與不同學科、領域的同道交流；當年的『臺灣史田野研究室』、『平埔研究工作會』便是在如此的背景下成立，並以族群史研究群的形式延續至今。」
研究群成立之初，係由施添福老師領軍並擔任研究群召集人，基礎成員曾有黃蘭翔、張隆志、詹素娟、洪麗完等學人；在經過一些變動後，加入了新一代生力軍林文凱老師，形成了現有的研究團隊。[4]而莊英章、柯志明兩位老師，雖不隸屬於臺史所，但因為所從事的研究與族群史相關，因此亦以合聘方式參與研究群活動。
不過，研究群的組成與運作十分具彈性。研究人員可以跨群，參加不同研究群的學術討論與活動，而不會因長期加入某特定研究群，研究方向就被定型。研究群的存在仍以個人研究興趣為主，但有行政組織與諸多資源加以支持。
族群研究與當代民族主義或政治論述密切相關，平埔研究則是其中相當突出的課題。「平埔研究工作會」這一研究團體的誕生，不但匯聚了平埔研究的人力，引起學院內外及民間的關注，且在 1990 年代後期逐漸累積了足夠的研究資源，得以籌辦學術研討會，推動進一步的研究，促使平埔研究成為獨立議題。在平埔研究工作會長期的學術對話基礎下，他們於 1994 年、1996 年及 1998 年，促成三場有關平埔族群研究的學術研討會。[5]
與學術討論同步發展的，則是平埔復振運動的蔚然成風。對此，詹老師表示：「平埔研究議題已經轉入一個與當代族群復振運動 (Ethic Revival) 現象密切相關的階段，對我們來說，其實是難以承受之重。」林文凱老師也說：「學術跟政治之間必然有緊張關係。所謂不能承受之重，指的是你一方面不能放棄個人的社會責任，因此研究者與族群復振運動會牽連在一起，可是也不能隨便為任何一個運動做學術上的背書，這中間的角色有點難拿捏。」
雖然如此，身為研究人員，也樂見平埔研究成果能對平埔族群復振運動有所助益，能夠支持今日平埔後裔持續對其族群身分進行追溯。但由於歷史解釋的多重特性，如何面對歷史，學術研究者與運動成員的想法畢竟不同，其間的關係確實非常微妙，然而基於對臺灣社會人群互動的關懷，在平埔研究後，仍會繼續擴大研究議題與轉向。
詹老師大學時代參加山地服務隊，每年寒、暑假都會去花蓮縣卓溪鄉布農族與泰雅族混居的村落。她說：「那時我帶著很純粹、年輕人的熱情去那些地方，但對於原住民為什麼會住在那裡？一個村子裡為什麼會有泰雅族與布農族混居等現象，一無所知。我沒有修過臺灣史的課，也沒有任何基本的知識，但這顆關懷族群議題的種子，就是會放在那樣一個小孩子時期的心裡。」
選擇碩士論文題目時，詹老師決意從事邊緣、族群、異文化分析的研究。原本計畫研究新疆或中國東北地區，但受到當時環境與材料的限制，便轉做臺灣史研究。一開始，詹老師使用連橫的說法，以「漢番關係」詮釋平埔族和漢人的歷史，但在接觸到人類學的材料與觀點後，詹老師開始有了原住民主體性的想法，而將研究視角轉移到原住民身上。
詹老師說：「這是一個非常單純的起點。在來研究院前，我沒有去過任何平埔聚落，純粹就只是用歷史文獻寫論文。後來因為在研究院工作，除了原先就有興趣的人類學，也開始接觸到各種不同的學科，我才真得看到堂奧。而第一次進入平埔村落時，猛然頓悟到『喔！原來他們在這裡，他們真的在！不是都漢化了，不是都消失了！』實際回到那個歷史現場，給我很大的衝擊。」
受到人類學、考古學與歷史地理學的影響，詹老師注重人與土地的互動關係。傳統歷史學使用文字書寫而成的歷史文獻材料做研究，但臺灣原住民在文化發展過程中卻是一支無文字的民族，研究者往往只能使用外人書寫的文本、他人的視野去觀看這群人。如何進入原住民的思維，站在他們的主體與立場，做出屬於原住民的研究，是一個很大的挑戰。詹老師採用人類學 emic（主位）與 etic（客位）的觀點，應用考古發掘的材料、影像紀錄與田野觀察，與原住民相處互動，加入口傳、神話研究等多種素材，多方擴充視角，整體地瞭解臺灣原住民從史前時代至今的社會文化，包括生計型態、文化適應等課題，再回應關於族群關係、階級，甚至國族的議題。
洪老師的碩士論文《清代臺中開發之研究 (1683-1874)》處理的是臺灣中部區域漢人開墾史，[6]可說是臺灣以「地區」做清代臺灣開發史研究裡，最早的幾篇重要論文之一。1988 年碩士班畢業後，洪麗完老師進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工作，延續原先的臺灣中部社會研究，並對漢人與原住民的族群互動關係感興趣。
1989 年於舊臺中縣沙鹿鎮做田野時，洪老師偶遇一名婦人告知附近有「番仔廟」，才意外發現了從前罕為人知的巴布拉族 (Papora) 沙轆社祖廟，開始追溯他們的歷史，此後更投入臺灣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形成的研究，並完成臺大歷史所博士論文《從部落認同到「平埔」我群——臺灣中部平埔族群之歷史變遷 (1700-1900)》，[7]亦出版專書《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與數篇期刊論文。[8]洪老師考察臺灣中部平埔族歷史變遷，亦延續清代熟番集體意識的論述，探討自 19 世紀末以來（清末、日治時期及二戰後），國家政策對熟番社會的衝擊，以致熟番認同經歷隱藏、消失及再現的多重變遷過程。
2003 年，洪老師受到臺南縣政府計畫委託，開始調查分佈在嘉南平原的平埔族遷移與擴散歷史，釐清各族社舊社分佈與生活領域的變動，建立新社播遷脈絡，從而考察熟番遷徙趨勢，及搬遷沿山地區的平埔族與漢人、高山族群的互動。為了更細緻說明族群遷徙、擴散與沿山社會形成的關係，洪老師以舊社在急水溪中游的哆囉嘓社 (Doroko) 搬遷至上游白水溪流域（位於今臺南市白河區境）的路徑為中心，分析漢人入墾，以及嘉南平原南部、玉井盆地的熟番往丘陵地區移入後，對哆囉嘓社人搬遷行動的影響及沿山丘陵區熟番社會的形成，進而整體考察 18 世紀中葉熟番族群自原鄉出走的原由與影響，描繪平埔與漢人、高山族群互動空間的變遷圖像。另一方面，洪老師也以番屯與「撫番租」、「埔底租」、「阿里山番租」等與土地耕墾有關的活動與稅收關係，分析國家力量較少觸及的邊區，民間社會（生、熟番與漢人間）如何進行協調，以及官方如何介入熟番、漢人社會的治理，進一步探討清政府的邊疆統治策略與地方社會的對應。
洪麗完老師表示，從事平埔研究最辛苦也最困難的部分就是「如何取得史料」，由於平埔族群已經歷長期消聲匿跡與族群融合的過程，1990 年代平埔文化復振運動開始前很難指認平埔族群的分佈或取得文獻遺留，圖書館裡更不可能有整編好的文字史料，只能從清代契約文書及日治時期的臺灣總督府檔案、戶籍舊簿等，還有民間文物收藏家或大戶人家留存的文物資料，試圖找尋蛛絲馬跡。雖然結合了田野調查，許多線索仍得靠運氣才能接觸到，使得找尋資料的過程更加複雜。
二十年前，平埔研究是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雖然較少前輩研究成果引領，但洪老師相信，平埔研究可擴充對於漢文化、明清史的既有理解，尤其「沿山邊區社會研究」可以釐清熟番、閩客漢人移住沿山邊區活動引起的複雜關係，比較中部平埔移住內山埔里盆地，與嘉南平原各熟番族社的移住模式，並進一步分析南臺灣沿山邊區較少屯、隘組織（相對於北臺灣），可能與「安撫番租」的運用，與維持番漢族群關係的「穩定」之間有關，從而影響日本殖民者的理番政策。這一觀點翻轉了一般認為南北原住民強悍程度有所差異，導致日本殖民政府統治臺灣北部以隘勇線為主、南部用交易所的認知，更填補臺灣史沿山邊區歷史理解的灰色地帶，以及高山原住民史較研究缺乏歷史源流的整體論述之空隙。
談到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林老師說：「我修了柯志明老師的課，發現清代官府檔案裡呈現出許多值得探究的法律文化議題，先前滋賀秀三和黃宗智 (Philip C. C. Huang) 也對此展開辯論。但我發現這些學者僅以法律文化本身為討論議題，卻忽略其與臺灣社會經濟以及政治文化的整體關聯，感到有些不妥。所以我採用「法律的社會史」作為整體性的研究取徑，並配合臺灣的其他社會史料與社會史研究成果，重新分析《淡新檔案》的土地訴訟文書，試圖對於清代土地法律文化，提出不同的詮釋觀點。」
林老師接著說：「我的博士論文其實是一個綜合清代法律史與清代臺灣社會史的研究，我非常受惠於施添福老師、邵氏柏教授 (John R. Shepherd) 與柯志明老師有關臺灣熟番地權的討論。我利用這些研究成果重新分析淡新檔案土地糾紛的成因與訴訟過程，結果發現清代官員在審理土地糾紛時，不是根據滋賀秀三或者黃宗智等人所謂的情、理、法或是慣行來裁斷或調處糾紛，而是將這些訴訟放在整體地方治理的角度來處理。因此有關清代土地法律文化的分析，必須放在清帝國如何治理臺灣社會的整體性角度方能有完整的認識。」
對林文凱老師而言，族群並不是他一開始就聚焦的議題，但在研究過程裡發現，清帝國治理臺灣主要是透過土地政策或者族群政策來加以推進掌控，因此會透過一些政治經濟的安排操縱地權，使得治理得以平順。林老師分享自己看清代訴訟檔案的心得，他認為權力 (power) 或利益 (interest) 其實是最受人關注的，也是解決糾紛中的重要因素，掌握這兩者才能釐清訴訟背後牽扯的脈絡，但在儒家文化的訴訟說詞與語境裡，總是僅談到情、理、法、慣行等文化說詞，卻忽略遮掩這些說詞背後的權力與利益因素。因此，除了《淡新檔案》的訴訟文書本身外，更須利用其他檔案文書史料與社會史研究成果，才能對於訴訟相關的社會經濟與政治脈絡有充分認識，方能跳脫訴訟文本的表面說詞，真正認識清代官員對於土地糾紛的審理邏輯。
進入臺史所工作後，有了族群史研究群的學術研究資源支持，林老師延伸先前對於土地法律文化研究的關懷，希望利用臺灣史研究回應清帝國對於族群、地方治理的策略，關注臺灣現象與整個清帝國各地地域社會發展之間的對應關係，試圖比較臺灣與廣西、華南地區，甚至四川在明清時期地域社會的發展；另一方面則關心清帝國經濟發展與契約、法律、文化之間的關係，回應彭慕蘭 (Kenneth Pomeranz) 在專書《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提出的觀點，[9]進一步檢視清代中國的內在發展邏輯與演變歷程，並與同時期西方社會經濟的變遷進行比較。
然而，具有學術價值的研究討論，不能只是平鋪直敘地去呈現某一現象或說明脈絡而已，必須與特定議題進行對話，而對話的過程勢必面對到「國際化」的壓力。林老師說：「同樣利用《淡新檔案》做研究，國外學者會立即提問『清代的法律文化與西方的對比』這種基本問題，直接抓住某個議題，積極地回應學術史上的重要討論。但若與我們以跨領域、多學科的整體研究分析相比，臺灣在他們的討論裡，就很單純只被當成其中一個好像很具代表性的 case，社會脈絡都不見了！」
三位老師表示，做為一位臺灣在地的學者，對本土材料自然十分熟悉，亦充分掌握了相關議題的研究，加上注意到相關理論的視角，也對社會脈絡有更清楚的瞭解，因此有辦法提出不一樣的詮釋。然而，如何在理論與一般陳述的轉換間，妥善呈現在地研究者的詮釋，則需要一點功夫。而如何符合國際學術界對寫作格式和研究成果表達方式的要求，而不僅只是以臺灣的單一個案去回應國際學界的大議題，還有待考驗。
再者，臺灣學術界的能見度也受到國際情勢的影響。一般而言，國際上要找一些優秀的清代研究代表，一定先找中國的學者，這就是政治對於學術的影響，也是在臺灣做臺灣史研究的困境之一。另外，臺灣史研究也是對岸學術統戰中非常重要的一環，身為臺灣史研究者，當然不否定清代臺灣史是清代中國史一部份的歷史事實，但這個歷史事實的詮釋卻牽涉了政治上的意涵。如何避免這種學術統戰，又要讓臺灣史研究「國際化」，必須仔細思量，更不能將「研究『臺灣』」的目標，侷限在爭取自己學術地位的手段而已。
近年來，族群史研究群試圖將臺灣的案例重新置入清史的架構下，但以臺灣為主體，從帝國邊區的角度討論清帝國的地方治理，並將清帝國與同時期的西方帝國做比較，探討清帝國的殖民性，以回應清代歷史的課題，將學術研究合理地去政治化。詹老師說：「我們不得不承認，臺灣史研究之所以能夠有一個獨立框架發展，也是一個政治發展的結果，確實政治有提供這樣的土壤給她。」
臺灣擁有自由的學術環境，可以利用許多底層的 (subaltern)、常民的歷史材料，探問所謂被統治者與被迫害者的歷史；不僅如此，臺灣史研究也力圖突破原本的被殖民或悲情論調，才能發展出現在所謂的多樣性研究趨向。臺灣史過去陷在中國歷史觀點——如傳統史學習慣以統治者（帝王將相）、國家介入等方式侷限臺灣史的討論範圍，導致臺灣史被傳統中國史視為無法成為獨立學科的、短淺的（只有 400 年）、狹隘的（地方歷史）、偏頗的（具有政治考量）；而當我們嘗試顛覆這些限制時，如何突顯並建立我們的特色，則是臺灣史研究時常面對的挑戰。
掌握史料、解讀史料的能力是史學家的基本技藝。史學研究要求正確建構史實，兼顧個別性的歷史建構與通則性的歷史理解等，與社會科學以理論為優先的順序確有不同。然而，使用多元素材與跨學科視角，並保持臺灣史研究的獨立性，是必要的趨勢；不僅如此，臺灣史研究人員必然會面對學術本土化與國際化之間的矛盾、質疑與要求，此唯有抱持正面的態度應對。而瞭解國際學界的新議題，可以提醒我們注意到新材料的使用，重新審視舊材料，以產生新詮釋，進一步推動臺灣史研究的發展。
詹老師分享自己的研究心得，說道：「同樣是研究族群、地方社會、或邊區社會的研究，如美國學者蘇唐棟 (Donald S. Sutton)、鮑梅立 (Melissa Brown)，他們曾使用臺灣的個案及中國西南土家、廣西壯族等個案，去討論帝國邊區的「非漢」如何成為漢？「成為中國人/ 華人」( “becoming Chinese” ) 的機制是什麼？他們不會面臨到許多在地的指責與包袱。然而，臺灣的學者必須有所斟酌，開創不同的角度探討這個問題，例如平埔研究累積至今已有一定成果，已沒有人會輕易以『漢化』解釋『為何現在沒有平埔族』的問題。」
洪老師接著說：「我研究臺灣中部平埔族群歷史變遷，發現其中的族群互動與社會網絡的形成，才瞭解族群的集體意識，其實是現今平埔文化復振運動的源流及他們面對多變而複雜的臺灣社會採取的不同應對方式；邊區的人也在不同政權性質與治理方式中發展策略，因此，沿山邊區社會研究不只是突顯地方現象而已，而是具有帝國殖民與地方社會差異形成之理論探討的意義。」
累積至今的臺灣史研究成果，已發展出自己的主體性，也能夠回應清代帝國史、東亞史，甚至是世界史的問題。但我們瞭解到，研究臺灣可以不再只從西方歷史觀點出發，此除了有助於理解自身的歷史外，對比同時期的西方現象，探討彼此的共同性以及差異性，更能夠釐清臺灣在清史中的地位與意義。
根據詹老師與洪老師的觀察，近十年，臺灣史研究後進願意做清代研究的人數與成果相對稀少，大部分人都投入日治時代的研究，特別是戰後的政治研究，這種趨勢顯示清代臺灣史研究似乎已進入瓶頸階段。舉例來說，由施添福、邵氏柏 (John R. Shepherd)、柯志明三位資深學者形塑而成的清代地權研究議題，其討論之精細已到達一種極致，後輩學人若想突破，門檻相對來講是偏高的。
詹老師說：「正因如此，清代研究到了必須翻轉的時候了。這個翻轉當然必須應用過去我們沒有辦法取得或看到的新素材，如廈門大學新編的《臺灣文獻匯刊》、[10]北京檔案館的史料等。另外，若我們採取不同於過去的研究觀點，讓社會史、生活史、常民史的材料進來，不只是臺灣史研究，所謂的清代研究才有可能重生。」
三位老師十分鼓勵現在欲投入臺灣史研究的年輕後進，以臺灣為主，進而與中國其他邊區社會進行比較研究，如西南中國理猺、撫黎的官制組織，與理番同知、巡臺御史等帝國地方官員的設置，皆可以相互對照；或是比對清帝國對邊緣島嶼的地方治理，如臺灣區分生番、熟番，與海南島區分生黎、熟黎，有異曲同工之妙；也能以清代移民史的角度，比較臺灣與四川。最重要的是去除既有研究的意識形態包袱與框架，突顯臺灣的特殊性，才能翻轉原有的研究限制。
最後，三位老師表示，院內相關研究的學者都十分優秀，委員會應籌辦長期、整合型的跨學科明清研究計畫，讓學人們能延續個人興趣並發揮研究專長，承繼早期中研院自在的學術文化特色，不以「量產」學術報告或升等評鑑為目標，才能真正生產出具有獨特性、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1] 1986 年，張光直院士等人為推動臺灣史研究，結合院內歷史語言研究所、民族學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舊稱三民主義研究所）四所之部份人力資源，籌畫「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初期工作以蒐集史料為重點，並向國家科學委員會、美國魯斯基金會 (Luce Foundation) 申請補助。
[2] 1988 年 4 月，經院內 77 年度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設立「臺灣史田野研究室」為執行單位。
[3] 1992 年 10 月 24 日，「平埔研究工作會」在中研院成立，參與者有人類學家潘英海、語言學家李壬癸、考古學家劉益昌、歷史地理學家施添福，及歷史學者王世慶、洪麗完、李季樺、詹素娟等，及許多民間文史工作者。由於學術背景涵蓋各學科，除前述之外，還有政治學、民族音樂學、宗教學等，是一個跨學科的研究群。當時，平埔研究工作會每兩個月於禮拜六下午在史語所定期聚會，每次會有一、兩個主題報告與研究分享。那時一些剛學成歸來或正在寫論文的年輕學者也會來參加，如黃智慧、李國銘、林清財、林昌華、陳志隆、陳延輝先生等。文史工作者則有劉還月、楊南俊、劉增榮（道卡斯族後裔）等多位先生，與會發表平埔調查成果。
[4] 施添福老師於 2009 年 11 月退休，現由詹素娟老師擔任族群史研究群召集人。黃蘭翔老師於 2007 年轉任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教職，張隆志老師則轉入臺史所文化史研究群。
[5] 此即 1994 年 4 月的「平埔研究」學術研討會，1996 年 6 月的「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學術研討會，1998 年 5 月的「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
[6] 洪麗完：《清代臺中開發之研究 (1683-1874)》（臺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 年）。
[7] 洪麗完：《從部落認同到「平埔」我群——臺灣中部平埔族群之歷史變遷 (1700-1900)》（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年）。
[8] 洪麗完：《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臺灣中部平埔族群歷史變遷 (1700-1900)》（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 年）。
[9]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中譯本為邱澎生等譯：《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臺北：巨流出版社，2004 年）。
[10] 陳支平主編：《臺灣文獻匯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 年）。
本次《明清研究通訊》十分高興邀請到族群史研究群召集人詹素娟前副所長以及洪麗完老師、林文凱老師，這三位長期參與研究群活動的學者，為我們分享研究群成立至今的點點滴滴。
族群史研究群成立的動機與過程
臺史所族群史研究群的成立，與 1986 年始由張光直院士推動籌辦的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1]1988 年設立的「臺灣史田野研究室」，[2]以至 1992 年成立的「平埔研究工作會」息息相關，[3]如詹素娟、洪麗完兩位老師，就是從臺灣史田野研究室的時代起，即投入平埔研究。當時，正是臺灣開始本土化運動，社會日漸重視臺灣史研究，也開始發掘材料出來的時代；而在此過程中，平埔研究成為非常重要的議題。詹素娟老師於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攻讀碩士時，便以平埔族做為研究方向，畢業後便參加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協助編纂平埔族研究書目，且在「臺灣史田野研究室」時期與「平埔研究工作會」成立之初，已加入族群研究的行列。詹老師說：「歷史研究的課題，與當代社會之間亦有互相對應的背景，而配合個人研究興趣，更需要與不同學科、領域的同道交流；當年的『臺灣史田野研究室』、『平埔研究工作會』便是在如此的背景下成立，並以族群史研究群的形式延續至今。」
研究群成立之初，係由施添福老師領軍並擔任研究群召集人，基礎成員曾有黃蘭翔、張隆志、詹素娟、洪麗完等學人；在經過一些變動後，加入了新一代生力軍林文凱老師，形成了現有的研究團隊。[4]而莊英章、柯志明兩位老師，雖不隸屬於臺史所，但因為所從事的研究與族群史相關，因此亦以合聘方式參與研究群活動。
研究興趣與行政組織的共融：族群史研究群的特性
研究群的成立，雖與個人的研究旨趣有關，但也涉及行政事務的規範。林文凱老師表示，臺史所以研究群確立發展重點後，其組織便與行政事務、經費及研究資源的運作形成共構的關係；所內的研究成員便根據自己的研究議題選擇加入某個研究群。不過，研究群的組成與運作十分具彈性。研究人員可以跨群，參加不同研究群的學術討論與活動，而不會因長期加入某特定研究群，研究方向就被定型。研究群的存在仍以個人研究興趣為主，但有行政組織與諸多資源加以支持。
族群研究與當代民族主義或政治論述密切相關，平埔研究則是其中相當突出的課題。「平埔研究工作會」這一研究團體的誕生，不但匯聚了平埔研究的人力，引起學院內外及民間的關注，且在 1990 年代後期逐漸累積了足夠的研究資源，得以籌辦學術研討會，推動進一步的研究，促使平埔研究成為獨立議題。在平埔研究工作會長期的學術對話基礎下，他們於 1994 年、1996 年及 1998 年，促成三場有關平埔族群研究的學術研討會。[5]
與學術討論同步發展的，則是平埔復振運動的蔚然成風。對此，詹老師表示：「平埔研究議題已經轉入一個與當代族群復振運動 (Ethic Revival) 現象密切相關的階段，對我們來說，其實是難以承受之重。」林文凱老師也說：「學術跟政治之間必然有緊張關係。所謂不能承受之重，指的是你一方面不能放棄個人的社會責任，因此研究者與族群復振運動會牽連在一起，可是也不能隨便為任何一個運動做學術上的背書，這中間的角色有點難拿捏。」
雖然如此，身為研究人員，也樂見平埔研究成果能對平埔族群復振運動有所助益，能夠支持今日平埔後裔持續對其族群身分進行追溯。但由於歷史解釋的多重特性，如何面對歷史，學術研究者與運動成員的想法畢竟不同，其間的關係確實非常微妙，然而基於對臺灣社會人群互動的關懷，在平埔研究後，仍會繼續擴大研究議題與轉向。
邊緣研究與多元族群關係：詹素娟老師的研究契機與關懷
詹素娟老師的族群史研究，以臺北凱達格蘭族 (Ketagalan)、宜蘭與花東的噶瑪蘭族 (Kavalan)、四溪流域（頭前、鳳山、後龍、中港）的客家族群與原住民等為研究重心。詹老師大學時代參加山地服務隊，每年寒、暑假都會去花蓮縣卓溪鄉布農族與泰雅族混居的村落。她說：「那時我帶著很純粹、年輕人的熱情去那些地方，但對於原住民為什麼會住在那裡？一個村子裡為什麼會有泰雅族與布農族混居等現象，一無所知。我沒有修過臺灣史的課，也沒有任何基本的知識，但這顆關懷族群議題的種子，就是會放在那樣一個小孩子時期的心裡。」
選擇碩士論文題目時，詹老師決意從事邊緣、族群、異文化分析的研究。原本計畫研究新疆或中國東北地區，但受到當時環境與材料的限制，便轉做臺灣史研究。一開始，詹老師使用連橫的說法，以「漢番關係」詮釋平埔族和漢人的歷史，但在接觸到人類學的材料與觀點後，詹老師開始有了原住民主體性的想法，而將研究視角轉移到原住民身上。
詹老師說：「這是一個非常單純的起點。在來研究院前，我沒有去過任何平埔聚落，純粹就只是用歷史文獻寫論文。後來因為在研究院工作，除了原先就有興趣的人類學，也開始接觸到各種不同的學科，我才真得看到堂奧。而第一次進入平埔村落時，猛然頓悟到『喔！原來他們在這裡，他們真的在！不是都漢化了，不是都消失了！』實際回到那個歷史現場，給我很大的衝擊。」
受到人類學、考古學與歷史地理學的影響，詹老師注重人與土地的互動關係。傳統歷史學使用文字書寫而成的歷史文獻材料做研究，但臺灣原住民在文化發展過程中卻是一支無文字的民族，研究者往往只能使用外人書寫的文本、他人的視野去觀看這群人。如何進入原住民的思維，站在他們的主體與立場，做出屬於原住民的研究，是一個很大的挑戰。詹老師採用人類學 emic（主位）與 etic（客位）的觀點，應用考古發掘的材料、影像紀錄與田野觀察，與原住民相處互動，加入口傳、神話研究等多種素材，多方擴充視角，整體地瞭解臺灣原住民從史前時代至今的社會文化，包括生計型態、文化適應等課題，再回應關於族群關係、階級，甚至國族的議題。
從漢人開發史到沿山邊區社會：洪麗完老師的平埔研究關懷
出身於彰化芳苑漁村的洪麗完老師，她的研究領域為漢人開發史、平埔（熟番）族群史、族群關係史、臺灣社會史以及區域研究等，數十年來關懷臺灣中部平埔（熟番）歷史變遷研究外，近年來並以臺灣南部熟番歷史研究、沿山邊區社會形成為發展方向，分析生、熟番與漢人族群關係、沿山邊區埔漢聚落與社會生活，並討論清代與日治時期台灣平埔族的社會網絡形成與集體意識多重變遷、政府與地方社會關係等。近年洪老師籌組了「沿山地區研究小組」，聚集學界關心沿山邊區研究的學者及有興趣的研究生，針對沿山邊區的族群關係、聚落形成進行專題研究，包括宗教信仰、經濟生活與婚姻議題。洪老師的碩士論文《清代臺中開發之研究 (1683-1874)》處理的是臺灣中部區域漢人開墾史，[6]可說是臺灣以「地區」做清代臺灣開發史研究裡，最早的幾篇重要論文之一。1988 年碩士班畢業後，洪麗完老師進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工作，延續原先的臺灣中部社會研究，並對漢人與原住民的族群互動關係感興趣。
1989 年於舊臺中縣沙鹿鎮做田野時，洪老師偶遇一名婦人告知附近有「番仔廟」，才意外發現了從前罕為人知的巴布拉族 (Papora) 沙轆社祖廟，開始追溯他們的歷史，此後更投入臺灣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形成的研究，並完成臺大歷史所博士論文《從部落認同到「平埔」我群——臺灣中部平埔族群之歷史變遷 (1700-1900)》，[7]亦出版專書《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與數篇期刊論文。[8]洪老師考察臺灣中部平埔族歷史變遷，亦延續清代熟番集體意識的論述，探討自 19 世紀末以來（清末、日治時期及二戰後），國家政策對熟番社會的衝擊，以致熟番認同經歷隱藏、消失及再現的多重變遷過程。
2003 年，洪老師受到臺南縣政府計畫委託，開始調查分佈在嘉南平原的平埔族遷移與擴散歷史，釐清各族社舊社分佈與生活領域的變動，建立新社播遷脈絡，從而考察熟番遷徙趨勢，及搬遷沿山地區的平埔族與漢人、高山族群的互動。為了更細緻說明族群遷徙、擴散與沿山社會形成的關係，洪老師以舊社在急水溪中游的哆囉嘓社 (Doroko) 搬遷至上游白水溪流域（位於今臺南市白河區境）的路徑為中心，分析漢人入墾，以及嘉南平原南部、玉井盆地的熟番往丘陵地區移入後，對哆囉嘓社人搬遷行動的影響及沿山丘陵區熟番社會的形成，進而整體考察 18 世紀中葉熟番族群自原鄉出走的原由與影響，描繪平埔與漢人、高山族群互動空間的變遷圖像。另一方面，洪老師也以番屯與「撫番租」、「埔底租」、「阿里山番租」等與土地耕墾有關的活動與稅收關係，分析國家力量較少觸及的邊區，民間社會（生、熟番與漢人間）如何進行協調，以及官方如何介入熟番、漢人社會的治理，進一步探討清政府的邊疆統治策略與地方社會的對應。
洪麗完老師表示，從事平埔研究最辛苦也最困難的部分就是「如何取得史料」，由於平埔族群已經歷長期消聲匿跡與族群融合的過程，1990 年代平埔文化復振運動開始前很難指認平埔族群的分佈或取得文獻遺留，圖書館裡更不可能有整編好的文字史料，只能從清代契約文書及日治時期的臺灣總督府檔案、戶籍舊簿等，還有民間文物收藏家或大戶人家留存的文物資料，試圖找尋蛛絲馬跡。雖然結合了田野調查，許多線索仍得靠運氣才能接觸到，使得找尋資料的過程更加複雜。
二十年前，平埔研究是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雖然較少前輩研究成果引領，但洪老師相信，平埔研究可擴充對於漢文化、明清史的既有理解，尤其「沿山邊區社會研究」可以釐清熟番、閩客漢人移住沿山邊區活動引起的複雜關係，比較中部平埔移住內山埔里盆地，與嘉南平原各熟番族社的移住模式，並進一步分析南臺灣沿山邊區較少屯、隘組織（相對於北臺灣），可能與「安撫番租」的運用，與維持番漢族群關係的「穩定」之間有關，從而影響日本殖民者的理番政策。這一觀點翻轉了一般認為南北原住民強悍程度有所差異，導致日本殖民政府統治臺灣北部以隘勇線為主、南部用交易所的認知，更填補臺灣史沿山邊區歷史理解的灰色地帶，以及高山原住民史較研究缺乏歷史源流的整體論述之空隙。
法律史、族群史與經濟史研究：林文凱老師的研究關懷
林文凱老師畢業於臺大社會所，師事柯志明教授，偶然間接觸到《淡新檔案》，認為這個檔案非常豐富，可以用以發展各種法律社會史的研究議題，因此踏入臺灣史研究。林老師注意到，社會學長期來關注從傳統到現代社會變遷問題——即現代性 (modernity) 議題，諸多理論家都曾選擇從法律面向探問整體社會變遷的問題，如涂爾幹 (Émile Durkheim, 1858-1917) 或韋伯 (Max Weber, 1864-1920)、哈伯瑪斯 (Jürgen Habermas，1929- ) 等人的法律社會學研究皆是如此。因此，林老師嘗試以法律文化的長期變遷為切入點，觀察臺灣歷史的整體變遷歷程。談到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林老師說：「我修了柯志明老師的課，發現清代官府檔案裡呈現出許多值得探究的法律文化議題，先前滋賀秀三和黃宗智 (Philip C. C. Huang) 也對此展開辯論。但我發現這些學者僅以法律文化本身為討論議題，卻忽略其與臺灣社會經濟以及政治文化的整體關聯，感到有些不妥。所以我採用「法律的社會史」作為整體性的研究取徑，並配合臺灣的其他社會史料與社會史研究成果，重新分析《淡新檔案》的土地訴訟文書，試圖對於清代土地法律文化，提出不同的詮釋觀點。」
林老師接著說：「我的博士論文其實是一個綜合清代法律史與清代臺灣社會史的研究，我非常受惠於施添福老師、邵氏柏教授 (John R. Shepherd) 與柯志明老師有關臺灣熟番地權的討論。我利用這些研究成果重新分析淡新檔案土地糾紛的成因與訴訟過程，結果發現清代官員在審理土地糾紛時，不是根據滋賀秀三或者黃宗智等人所謂的情、理、法或是慣行來裁斷或調處糾紛，而是將這些訴訟放在整體地方治理的角度來處理。因此有關清代土地法律文化的分析，必須放在清帝國如何治理臺灣社會的整體性角度方能有完整的認識。」
對林文凱老師而言，族群並不是他一開始就聚焦的議題，但在研究過程裡發現，清帝國治理臺灣主要是透過土地政策或者族群政策來加以推進掌控，因此會透過一些政治經濟的安排操縱地權，使得治理得以平順。林老師分享自己看清代訴訟檔案的心得，他認為權力 (power) 或利益 (interest) 其實是最受人關注的，也是解決糾紛中的重要因素，掌握這兩者才能釐清訴訟背後牽扯的脈絡，但在儒家文化的訴訟說詞與語境裡，總是僅談到情、理、法、慣行等文化說詞，卻忽略遮掩這些說詞背後的權力與利益因素。因此，除了《淡新檔案》的訴訟文書本身外，更須利用其他檔案文書史料與社會史研究成果，才能對於訴訟相關的社會經濟與政治脈絡有充分認識，方能跳脫訴訟文本的表面說詞，真正認識清代官員對於土地糾紛的審理邏輯。
進入臺史所工作後，有了族群史研究群的學術研究資源支持，林老師延伸先前對於土地法律文化研究的關懷，希望利用臺灣史研究回應清帝國對於族群、地方治理的策略，關注臺灣現象與整個清帝國各地地域社會發展之間的對應關係，試圖比較臺灣與廣西、華南地區，甚至四川在明清時期地域社會的發展；另一方面則關心清帝國經濟發展與契約、法律、文化之間的關係，回應彭慕蘭 (Kenneth Pomeranz) 在專書《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提出的觀點，[9]進一步檢視清代中國的內在發展邏輯與演變歷程，並與同時期西方社會經濟的變遷進行比較。
取捨與矛盾：臺灣史研究的學術本土化和國際化
臺灣史研究具有跨領域與多學科的特質取向，這樣的特性也明顯呈現在族群史研究上。詹素娟老師說：「在臺灣史這個領域獨立出來之前，除了歷史學，其實許多學科都在研究臺灣，如人類學、社會學、地理學、考古學等等，這些學科早就發展出很好的研究工具與觀點，也累積了足夠的成果與理解。我個人覺得，臺灣史研究其實是在這些基礎之上發展而成的。」其次，研究者本身所在的研究位置或社會位置，亦是決定研究問題意識的關鍵；如林文凱老師雖然關注經濟史與法律史的議題，但重點是探討這些經濟史、法律史議題中顯現的臺灣社會脈絡。而洪麗完老師則是從臺灣中部漢人開墾史發現平埔研究的重要性，因追尋熟番搬遷足跡而注意到沿山地區；也因內山歷史的釐清對整體臺灣史理解的關鍵性，而轉向開拓沿山邊區社會研究議題。然而，具有學術價值的研究討論，不能只是平鋪直敘地去呈現某一現象或說明脈絡而已，必須與特定議題進行對話，而對話的過程勢必面對到「國際化」的壓力。林老師說：「同樣利用《淡新檔案》做研究，國外學者會立即提問『清代的法律文化與西方的對比』這種基本問題，直接抓住某個議題，積極地回應學術史上的重要討論。但若與我們以跨領域、多學科的整體研究分析相比，臺灣在他們的討論裡，就很單純只被當成其中一個好像很具代表性的 case，社會脈絡都不見了！」
三位老師表示，做為一位臺灣在地的學者，對本土材料自然十分熟悉，亦充分掌握了相關議題的研究，加上注意到相關理論的視角，也對社會脈絡有更清楚的瞭解，因此有辦法提出不一樣的詮釋。然而，如何在理論與一般陳述的轉換間，妥善呈現在地研究者的詮釋，則需要一點功夫。而如何符合國際學術界對寫作格式和研究成果表達方式的要求，而不僅只是以臺灣的單一個案去回應國際學界的大議題，還有待考驗。
再者，臺灣學術界的能見度也受到國際情勢的影響。一般而言，國際上要找一些優秀的清代研究代表，一定先找中國的學者，這就是政治對於學術的影響，也是在臺灣做臺灣史研究的困境之一。另外，臺灣史研究也是對岸學術統戰中非常重要的一環，身為臺灣史研究者，當然不否定清代臺灣史是清代中國史一部份的歷史事實，但這個歷史事實的詮釋卻牽涉了政治上的意涵。如何避免這種學術統戰，又要讓臺灣史研究「國際化」，必須仔細思量，更不能將「研究『臺灣』」的目標，侷限在爭取自己學術地位的手段而已。
近年來，族群史研究群試圖將臺灣的案例重新置入清史的架構下，但以臺灣為主體，從帝國邊區的角度討論清帝國的地方治理，並將清帝國與同時期的西方帝國做比較，探討清帝國的殖民性，以回應清代歷史的課題，將學術研究合理地去政治化。詹老師說：「我們不得不承認，臺灣史研究之所以能夠有一個獨立框架發展，也是一個政治發展的結果，確實政治有提供這樣的土壤給她。」
臺灣擁有自由的學術環境，可以利用許多底層的 (subaltern)、常民的歷史材料，探問所謂被統治者與被迫害者的歷史；不僅如此，臺灣史研究也力圖突破原本的被殖民或悲情論調，才能發展出現在所謂的多樣性研究趨向。臺灣史過去陷在中國歷史觀點——如傳統史學習慣以統治者（帝王將相）、國家介入等方式侷限臺灣史的討論範圍，導致臺灣史被傳統中國史視為無法成為獨立學科的、短淺的（只有 400 年）、狹隘的（地方歷史）、偏頗的（具有政治考量）；而當我們嘗試顛覆這些限制時，如何突顯並建立我們的特色，則是臺灣史研究時常面對的挑戰。
掌握史料、解讀史料的能力是史學家的基本技藝。史學研究要求正確建構史實，兼顧個別性的歷史建構與通則性的歷史理解等，與社會科學以理論為優先的順序確有不同。然而，使用多元素材與跨學科視角，並保持臺灣史研究的獨立性，是必要的趨勢；不僅如此，臺灣史研究人員必然會面對學術本土化與國際化之間的矛盾、質疑與要求，此唯有抱持正面的態度應對。而瞭解國際學界的新議題，可以提醒我們注意到新材料的使用，重新審視舊材料，以產生新詮釋，進一步推動臺灣史研究的發展。
臺灣學者的研究優勢與可行的研究方向
除了對材料的掌握度較高，以及身為 insider 的優勢，研究臺灣史的學者更有機會直接面對情感、國族歷史的包袱。臺灣史學者因此認知到，必須以充足的資料回應基本教義派的指責與攻擊，並肩負起在地學術研究者的責任，將研究一方面推動到另一個嶄新的方向，另一方面則是往更深入的層次發展。詹老師分享自己的研究心得，說道：「同樣是研究族群、地方社會、或邊區社會的研究，如美國學者蘇唐棟 (Donald S. Sutton)、鮑梅立 (Melissa Brown)，他們曾使用臺灣的個案及中國西南土家、廣西壯族等個案，去討論帝國邊區的「非漢」如何成為漢？「成為中國人/ 華人」( “becoming Chinese” ) 的機制是什麼？他們不會面臨到許多在地的指責與包袱。然而，臺灣的學者必須有所斟酌，開創不同的角度探討這個問題，例如平埔研究累積至今已有一定成果，已沒有人會輕易以『漢化』解釋『為何現在沒有平埔族』的問題。」
洪老師接著說：「我研究臺灣中部平埔族群歷史變遷，發現其中的族群互動與社會網絡的形成，才瞭解族群的集體意識，其實是現今平埔文化復振運動的源流及他們面對多變而複雜的臺灣社會採取的不同應對方式；邊區的人也在不同政權性質與治理方式中發展策略，因此，沿山邊區社會研究不只是突顯地方現象而已，而是具有帝國殖民與地方社會差異形成之理論探討的意義。」
累積至今的臺灣史研究成果，已發展出自己的主體性，也能夠回應清代帝國史、東亞史，甚至是世界史的問題。但我們瞭解到，研究臺灣可以不再只從西方歷史觀點出發，此除了有助於理解自身的歷史外，對比同時期的西方現象，探討彼此的共同性以及差異性，更能夠釐清臺灣在清史中的地位與意義。
根據詹老師與洪老師的觀察，近十年，臺灣史研究後進願意做清代研究的人數與成果相對稀少，大部分人都投入日治時代的研究，特別是戰後的政治研究，這種趨勢顯示清代臺灣史研究似乎已進入瓶頸階段。舉例來說，由施添福、邵氏柏 (John R. Shepherd)、柯志明三位資深學者形塑而成的清代地權研究議題，其討論之精細已到達一種極致，後輩學人若想突破，門檻相對來講是偏高的。
詹老師說：「正因如此，清代研究到了必須翻轉的時候了。這個翻轉當然必須應用過去我們沒有辦法取得或看到的新素材，如廈門大學新編的《臺灣文獻匯刊》、[10]北京檔案館的史料等。另外，若我們採取不同於過去的研究觀點，讓社會史、生活史、常民史的材料進來，不只是臺灣史研究，所謂的清代研究才有可能重生。」
三位老師十分鼓勵現在欲投入臺灣史研究的年輕後進，以臺灣為主，進而與中國其他邊區社會進行比較研究，如西南中國理猺、撫黎的官制組織，與理番同知、巡臺御史等帝國地方官員的設置，皆可以相互對照；或是比對清帝國對邊緣島嶼的地方治理，如臺灣區分生番、熟番，與海南島區分生黎、熟黎，有異曲同工之妙；也能以清代移民史的角度，比較臺灣與四川。最重要的是去除既有研究的意識形態包袱與框架，突顯臺灣的特殊性，才能翻轉原有的研究限制。
對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的建議
詹素娟老師認為，明清研究推動委員與當年的臺灣史田野研究室極為類似，除了擔負資源分配的角色，也創設了一個資訊交流平台，許多相關研究學者都來「掛單」，或是交流、申請計畫。以她過去在田野研究室的經驗來說，目前委員會已經做得很好，以一位專任助理加上兼任人力，可以定期生產出通訊，替院內學術活動撰寫紀要，並舉辦多次學術活動，實在很不容易，但發展方向似乎不甚清楚，應該更明確地將這個「以明清研究為概念」的組織訴求表達出來。洪麗完老師則表示，委員會未來可考慮成立研究中心，不只是分配資源來推動院內明清相關研究，而是更積極地促進國內與國際學術交流，如提供獎助金讓優秀的國內、外學者來院長駐，或提出合作計畫進行研究與交流。最後，三位老師表示，院內相關研究的學者都十分優秀，委員會應籌辦長期、整合型的跨學科明清研究計畫，讓學人們能延續個人興趣並發揮研究專長，承繼早期中研院自在的學術文化特色，不以「量產」學術報告或升等評鑑為目標，才能真正生產出具有獨特性、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1] 1986 年，張光直院士等人為推動臺灣史研究，結合院內歷史語言研究所、民族學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舊稱三民主義研究所）四所之部份人力資源，籌畫「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初期工作以蒐集史料為重點，並向國家科學委員會、美國魯斯基金會 (Luce Foundation) 申請補助。
[2] 1988 年 4 月，經院內 77 年度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設立「臺灣史田野研究室」為執行單位。
[3] 1992 年 10 月 24 日，「平埔研究工作會」在中研院成立，參與者有人類學家潘英海、語言學家李壬癸、考古學家劉益昌、歷史地理學家施添福，及歷史學者王世慶、洪麗完、李季樺、詹素娟等，及許多民間文史工作者。由於學術背景涵蓋各學科，除前述之外，還有政治學、民族音樂學、宗教學等，是一個跨學科的研究群。當時，平埔研究工作會每兩個月於禮拜六下午在史語所定期聚會，每次會有一、兩個主題報告與研究分享。那時一些剛學成歸來或正在寫論文的年輕學者也會來參加，如黃智慧、李國銘、林清財、林昌華、陳志隆、陳延輝先生等。文史工作者則有劉還月、楊南俊、劉增榮（道卡斯族後裔）等多位先生，與會發表平埔調查成果。
[4] 施添福老師於 2009 年 11 月退休，現由詹素娟老師擔任族群史研究群召集人。黃蘭翔老師於 2007 年轉任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教職，張隆志老師則轉入臺史所文化史研究群。
[5] 此即 1994 年 4 月的「平埔研究」學術研討會，1996 年 6 月的「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學術研討會，1998 年 5 月的「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
[6] 洪麗完：《清代臺中開發之研究 (1683-1874)》（臺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 年）。
[7] 洪麗完：《從部落認同到「平埔」我群——臺灣中部平埔族群之歷史變遷 (1700-1900)》（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年）。
[8] 洪麗完：《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臺灣中部平埔族群歷史變遷 (1700-1900)》（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 年）。
[9]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中譯本為邱澎生等譯：《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臺北：巨流出版社，2004 年）。
[10] 陳支平主編：《臺灣文獻匯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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