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經學研究學人座談紀要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的「經學研究室」，成立於民國八十六年，希望透過以下四方面的努力，使文哲所成為國際上領導、推動經學研究的重鎮：（一）整理及研究經學文獻；（二）利用新的詮釋方法，對經典及歷代經學的演變重新加以詮釋；（三）規劃各種研究議題，結合國內外經學研究人力共同進行研究；（四）翻譯並介紹海外研究經學的成果。成員包括：林慶彰、蔣秋華、楊晉龍、蔡長林四位研究人員。

經過十餘年來的努力，「經學研究室」確實在上述各方面均有斐然的成績：依序共召開過清代 (1992)、明代 (1995)、元代 (1995)、宋代 (2002)、隋唐五代 (2005)、魏晉南北朝 (2008)，六次經學國際研討會；執行「經義考點校補計畫」、「姚際恆著作及編輯計畫」、「清乾嘉經學研究計畫」、「清乾嘉揚州學派研究計畫」、「晚清經學研究計畫」，以及「民國經學研究計畫」，並整理歷代經學家之相關著作，有多種出版成果（請見文後「文哲所歷年出版經學文獻及研究專著」）。另外，經學研究室成員每年考察清代經學家之遺跡，也策劃支持翻譯國外相關經學論著。

本期「明清研究通訊」以中研院明清經學研究為專題，我們特別邀請到文哲所經學研究室林慶彰、蔣秋華、楊晉龍、蔡長林四位，以及「文哲之友」近史所張壽安教授進行訪談[i]。林慶彰教授師從屈萬里先生，專長《詩經》與乾嘉經學；蔣秋華教授師從程元敏先生，專長《尚書》；楊晉龍教授師從周虎林先生、張以仁先生和吳宏一先生，專長《詩經》與四庫學及治學方法；蔡長林教授師從林慶彰與夏長樸教授，專長《春秋三傳》以及經學史、學術思想史；張壽安教授師從何佑森、杜維運、余英時，專長清代學術思想史、禮學思想與制度間的關係。五位老師都長期致力於明清經學之研究 ，在經學領域內各有專長，希望藉此訪談，能夠讓我們瞭解到他們個人從事經學研究的關懷與方 法，經學與其他學科的異同與對話之可能，並對經學在兩岸三地的現況與發展提出專業的看法與建言。 

經學研究的規範與方法

幾位教授先從個人治學方法與關懷談起。蔣秋華教授表示自己走傳統理路，處理一些經學內部的議題，可以說是沈浸於原典中找尋議題，也從文本解決問題。近幾年雖也從事經學史之研究，探尋大範圍的時代變化脈絡，但仍傾向從小而重要的議題入手。雖對一些大議題，如乾嘉考證學之興起與發展的脈絡有興趣，也有些看法，但還未形成系統性的研究。

蔡長林教授的關懷也主要在經學史，其研究方法是先找到某些觀點做為問題意識，進一步從文本中去發現可印證、或必須修正的看法。蔡教授說自己研究經學經常帶著「經學如何在歷史中發揮作用」的問題意識，以此問題意識切入乾嘉經學研究，即發現清代中葉以降的考據學對學術書寫有所影響，這種影響甚至一直綿延至今。這種現象也不僅止於清代，而是歷代皆然，是很值得注意的。對於經學在現今學界的定位問題，蔡教授認為經學研究是以經學文本——經學原典以及經學家的論著——做為主要研究對象，在概念上可以是學術思想史，也與史學家治學術思想史有所關聯。但是文哲所「經學研究室」更重視經學研究的主體性，認為不能放棄經學的語彙與思考模式，也不願意只從「學術思想史」史學的角度來研究經學。

論及經學的主體性與重要性，楊晉龍教授說經學之定義有二：（一）傳統經學：在傳統學術分類中，經學是最高等的學問，是其他學科與制度的基礎與領導，經學即是致用之學，許多制度都是經學義理的展現。（二）現代經學：中國引進西洋學科分類之後，經學原典被當作一般學術文獻資料，經學研究轉而以經學史研究為大宗，幾乎與史學研究無甚差異，故而現代經學研究經常由外部解釋經學資料，而非由內部發揮經學的現代價值，這是與展現經典意義的傳統經學最大差異之處。

楊教授繼續解釋，傳統中國社會中的經學為一規範之學，即指導人們如何生活實踐的學問，因此強調致用。我們若要用貼近傳統的概念做研究，就應該注重經學如何致用的這個面向。楊教授舉自己研究過的科舉制度下的官學，以及葉國良老師對中古婚俗禮制的研究為例，並表示張壽安教授研究經學思想與制度間的互動關係，看經學理念如何影響典章制度乃至日常生活實踐，是非常典型的經學研究。他認為強調經學致用特質的研究，才是貼近傳統的經學研究；「其他的相關研究，其實只是『經學史』研究罷了」。楊教授也說自己近年來對於各學科與經學間的互動關係特別感興趣，也試圖在歷史脈絡中檢視經學如何落實，並做出價值判斷。

張壽安教授謙虛地表示自己不算在研究經學，而是以史學的方式入手，將經學視之為研究材料。張教授觀察現今經學研究的情勢，從方法論上可分為文獻學、詮釋學、學術史三類。經學之文獻學為傳統文本研究，文哲所與兩岸其他單位都做了不少基礎工作，近年新出土的簡帛則不斷地擴充經學文本材料。經學之詮釋學是從思想史、概念史與哲學史之角度進行研究，臺灣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學者很多。傳統上，作為經學詮釋的方式大約有：微言大義、章句訓詁、義理思想、說經等四種型態。其中義理思想在唐、宋以降儼然成為經學詮釋主流，發展出性理之學，近代新儒家熊十力、牟宗三等多宗此法，進而結合西哲發展出中國哲學。而說經則為清儒解經之最大特色，因為說經需要具備許多基礎知識，包括小學、天文、曆算、水地、樂律等，清儒以此說經，其後這些工具性的知識都發展成了獨立的專門之學，包括：文字、聲韻、訓詁、典章、制度、名物、度數、水地、天文、算學、草木鳥獸蟲魚等等。近幾年來也有學者將清代以來的「訓詁」之學繼續發揚，使傅斯年 (1896-1950) 的訓詁方法與現代語言學相結合，從語意學走向語用學來進行新的經學詮釋學。張教授進一步表示，自己長期以來選擇「經學學術史」做為研究課題。她認為必須要更清楚地建立起經學學術史的觀念，從兩千年歷代經數與經目的變化中去探尋其背後意涵，因為此一歷代典範轉移，不只是思想觀念的轉變，也代表知識的擴張。若能從「學術史」的角度進行觀察，歷代經數經目為何由六經、七經、增為十三經、十四經、十七經、甚至二十一經，把經學內容的變化和理念弄清楚，梳理出「經之為學」的歷代變化，則經學研究自然就會跟政治、經濟、文化結合起來，最後呈現出一種新的經學文化史的詮釋方法，非常活潑而多樣。這樣的面貌很大一部份會與史學、文學、文化研究有關，也更貼近民生日用，進而展開學科對話。

林慶彰教授則認為經學有史學、哲學、文學三種屬性，分求真、善、美三境界。晚清以前經學在中國學術思想具權威地位，但民國以後，經學之文學、史學性被特別突出，哲學性被打壓。然而當史學性被強調，去探尋經書裡記載的真偽，如五四顧頡剛 (1893-1980) 之《古史辨》，經學便成為史學研究的材料，如此經學史便與史學史的文獻與方法重疊。林教授指出：「我們成立經學研究室，雖強調經學研究的主體性，但是對於學者們各自不同的方法與興趣，卻是兼容並蓄的。我們歡迎多元的方法論與觀點，多年來，我們廣泛地邀約海內外從事經學相關研究的學者、舉辦大小學術研討會、展開各種合作計劃與互訪活動，就是希望讓中研院文哲所成為一個接待國際經學研究同仁，領導並推展經學研究計劃的中心。」

對於自己的研究，林教授表示自己求學過程中曾受王道還先生翻譯《科學革命的結構》(Thomas S .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的啟發，所以自己對經學的研究也受到「典範轉移」理論的影響。但林教授強調經學研究最重要的還是實際下功夫苦讀原典文本，從中讀出心得滋味，才能發展出自己的觀點，而不是胡亂套用理論、削足適履地解釋。他舉例說，以前大家咸論魏晉是經學玄學化的時代，但除卻何晏、王弼有一點這樣的痕跡外，其餘並非如此；相反的，魏晉是古文經學最發達的時代。這些判斷與結論，並不需要其他的理論來支持，僅需讀熟基礎原典即能體會。林教授說：「也因此作為經學研究基礎，我重新提出『回歸原典』的概念」（參見林慶彰，〈中國經學史上的回歸原典運動〉，《中國文化》，第三十期，2009，頁1-9）。林教授強調只有對於文本的深刻瞭解，配合學界新觀念的啟發，方可長可久。

臺灣與大陸經學發展的現狀與未來

由於中國近年來的國學熱潮，在經學方面也取得長足進步，反觀臺灣似乎沒有太大的變化，年輕學子對於經學的興趣也普遍不高，故我們也請五位教授談一談對於海峽兩岸經學研究現狀的觀察。

對於經學發展的現況與未來的展望，各位教授咸認為，臺灣的經學研究經過長年的發展，在點校、出版、研究、會議主題上均有豐富成果，目前也仍取得領先。林慶彰教授表示，由於目前中國大陸的經學不是一個正式學科，且尚無專責之經學研究單位，所以「臺灣目前在經學研究領域領先大陸十、廿年，應該沒有問題」。

不過，對於臺灣經學未來的發展，五位教授都感到焦慮與憂心。蔣教授與林教授均認為、研究所的課程安排是個重要問題，如文字、聲韻、訓詁等基礎訓練之學分縮減、經書課大學程停開、師資遇缺不補或改聘兼任等，都將導致學生訓練不足，進而影響日後研究生研究課題之走向。林教授特別指出目前經學的授課方式枯燥且制式，也必須改革，方能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另外，楊教授與林教授表示傳統經學常給學生艱澀、困難的刻板印象，加上學生在大學時期經學基礎課程訓練不足，導致現今志願投入經學研究的年輕學人越來越少。總之，「後繼乏人」是大家共同擔憂的問題癥結。

對照中國大陸的情形，林慶彰教授指出中國大陸近年經濟發展蓬勃，因而國學熱興起，許多院校願意以重金購書、延請海外漢學名師授課，並培養相關研究師資，之前備受打壓的經學自然慢慢的復甦。此從林、蔣兩位教授合編《中國經學博碩士論文目錄》中可看出變化的趨勢：1978 年至 2000 年共約有論文一千篇，但往後七年間便成長 1.5 倍。蔡長林教授又補充道：目前中國大陸之優秀學子仍有以文史哲學科為研究職志者，故經學研究仍能薪火傳承；反觀臺灣可能因古典主義的沉淪，學子多不願報考文史系所。經學領域更有後繼乏人的危機，臺灣方面的優勢正在縮小中，這是所有與會者的共識。

該如何維持經學自身的吸引力？招來有志趣者，投入研究的行列，以延續此學之命脈？林慶彰教授有獨到的見解。他認為要讓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看到經學研究未來的前途與競爭力，並且加強他們基本點校與整理的學術能力。這些工作雖然辛苦，但若能讓其體認到，增加磨練機會就是培養在同儕間的競爭力，這鍛鍊比其他研究課題更為紮實，更有前途，或許就會有較多學子願意投入經學的研究領域。

最後，林慶彰教授期許經學研究室盡量做到廣納百川，不去限定經學的定義與範圍，而且表示「……與其他領域對話是件好事，可以學到許多」。對於此，張壽安教授甚有同感，因為鮮少人能兼通各領域，如何透過學科間的對話彼此開放地學習因此變的很重要。她也表示，在學科間的對話中如何才能保住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是最值得關心的問題，不只是經學，史地學、古語言文字學都面臨這種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