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李焯然教授

 
撰寫人: 吳佩瑾(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助理)
 
專訪李焯然教授
 
  李焯然教授,香港大學中文系一級榮譽文學士、哲學碩士,澳洲國立大學哲學博士。1985 年始,於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任教迄今,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學與社會科學院助理院長、漢學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主任。現為文學院中國研究副修課程主任。研究興趣為明代史、中國思想史、道教及東亞儒學、中國傳統文化、華人價值觀與信仰,民間風俗等。李教授的學術著作極為豐富,著有《明史散論》、《明成祖史論》、《山西票號史料:書簡篇》、《儒學傳統與思想變遷》、《道教簡述》、《中國經商之道》、《丘濬評傳》等專書與多篇學術論文,並擔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漢學論叢》、《東南亞華人研究叢書》、荷蘭萊頓大學博睿學術出版社 (Brill Publications) Emotions and States of Mind in East Asia 等叢書主編,及《歷史:理論與批評》(臺北)、《國際儒學研究》(北京)、《國際漢學》(北京)、Ming Qing Studies(義大利)、Journal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日本)等學術刊物編輯委員。
  李教授與中研院明清研究同仁多有互動,情誼深厚。筆者藉著最近訪問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機緣,特拜會李教授,訪問其學思歷程與治學心得,撰成本文,以供讀者參考。

投入歷史研究

  李焯然教授於香港出生成長,就讀香港大學中文系(現已改制為中文學院,School of Chinese),完成碩士修業。過去香港大學規定學生都需有兩門專業主修,基於對文學的愛好,大一時李教授曾選修英國文學,但每週得看完一本小說,壓力實在太大,便轉而主修中國文學及中國歷史,他笑著說:「香港大學中文系包含了文史哲領域,學習十分多樣化,我因此修了文字學、聲韻學、文學批評、《左傳》等一般歷史系學生不會學到的科目,修習中國歷史課程時,也讀了文化史、斷代史、中西交通史、史學史、學術史等,訓練得非常『完備』。」
  碩士修業期間,李教授開始研究晚明思想史。這與大學時修習趙令揚教授 (L.Y. Chiu) 的「明清史」有關。老師啟發性的教學與指導態度,讓李教授印象特別深刻。李教授回憶道:「趙老師的教學方式很特別,與其他只讓學生抄筆記的老師不一樣。他授課重啟發,不會一次就將事件解釋清楚,而是提出線索,引起學生的好奇心,讓人思考歷史疑點,找尋可能的解讀方式,因而提供學生更多思考空間。每回上完趙老師的課,我都會產生很多疑問。」也因此,李教授決定研究晚明這個紛亂的時代,晚明史疑點重重,反而激發他努力探求歷史真相。李教授還提到,當時研究明代的人比起清代相對少,研究成果的原創性也高,自己在升大三的整個暑假都躲在圖書館寫論文,最後完成一篇長達十六萬字研究焦竑的畢業論文,也培養出做學術研究的耐心。畢業後同時獲得大學及太古 (Swire) 獎學金修讀碩士並留校擔任助教。
  碩士完成後,李教授又獲得英聯邦獎學金 (Commonwealth Scholarship and Fellowship Plan, CSFP),資助攻讀四年博士課程,他便選擇到自己最想去的學校——澳洲國立大學亞洲研究學院,拜柳存仁教授為師,研究明中葉思想史,專研丘濬。
  李教授說:「我與柳存仁老師自本科時就相識,常趁他來訪香港時請教問學,十分仰慕柳老師的學識涵養。當時獎學金雖可以支持我到任何一所英聯邦的大學讀博士,但博士論文的關鍵在於老師而不是學校,就義無反顧地前往澳洲,而不考慮去劍橋或是牛津什麼的。」畢業後,李教授留在澳洲國立大學太平洋研究所遠東歷史系,在系主任王賡武教授手下工作了一年,之後便轉往新加坡任教。
  負笈澳洲留學的 1981 至 1985 年間,李焯然教授完成數篇碩士時期已具雛型的明代思想史論文,後集結出版為《明史散論》(臺北:允晨出版社,1987)。書中論文以晚明研究為主,議題包括明中期的正統思想、晚明戲曲的歷史書寫、宗教觀、古音學、黨爭,以及李贄反僵化儒家思想等。附錄〈王通《元經》——南北朝正統問題的解釋〉,則是李教授往前追溯隋代王通正統論的研究。

追憶師事柳存仁教授

  柳存仁教授性格嚴肅,一絲不苟,不喜與人玩笑,指導學生特別嚴謹,對李焯然教授治學研究態度的影響十分深遠。李教授憶起過往經驗,眉飛色舞地說道:「我們是英式教育傳統師徒制學習,一週會面兩次,我剛開始不太習慣柳老師做學問的方式,甚至有時候會感到生氣。我曾經拿即將發表的論文和他討論,柳老師指著其中一句說:『這個地方可以加一個註解,看《王陽明全集》你就會找到了。』實在讓我語塞,又不敢問是哪一卷哪一頁,就真的花兩、三天翻了一遍《王陽明全集》。第一次找不到,第二次重看的時候才找到那個應加上的註解。」到澳洲修業的第一年,柳教授知道他專攻明代研究,便要求要徹底地讀完《明實錄》。李教授說自己大概花了一年半才翻完一遍,不敢說讀通,但做了很多卡片紀錄,將零碎的文獻資料整理起來,對後來寫作文章的確幫助不少。
  柳存仁教授是倫敦大學博士,在西方學術研究規範下訓練出謹慎作風,又有深厚的國學根柢,對於《詩經》、《易經》、《四書》等經典非常熟悉,當時許多研究生都將柳教授視做「活的百科全書」。李教授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我那時寫文章有點自負,常在文章中指名道姓批評別人的錯誤,但柳教授最喜歡把這些我覺得最得意的部分刪掉。他說『不需要批評別人』。我後來才覺悟,有些批評只是因為看待事情的角度不同,不一定都合理。這些提點深深影響到我之後寫文章的風格。」柳教授直截了當的指點,讓人不得不心服,但今日有此般學養的學者已相當少見。

研究興趣與學思分享

  午間餐敘畢,我與李教授漫步回國大中文系大樓,他欣然領我瀏覽了國大綠意盎然的校園美景,之後又給我介紹自己辦公室的藏書,特別是他所蒐藏的古籍文獻。他笑稱自己興趣太廣泛以至於學習紛雜,原本為分辨古董真僞去學陶藝,後來成了興趣,還辦過展覽,喜歡動物,自己也養魚、狗等寵物,研究方向也自然會與興趣和過去經驗結合,如 2011 年底參與中研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主辦的「明清研究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時,發表的論文〈知識與品味:從《朱砂魚譜》看明代江南的消閒文化〉便以金魚為主題,探討明代士人的物質文化。
  提到對於動物的興趣,李教授說大學時曾發現杜甫常以馬為題做詩,自己便認真地將杜甫詩集全部看一遍,把提到馬的詩句全都紀錄下來,那時尚無數位目錄索引可提供搜尋,所有資料都是一筆一筆自己找出來、親筆記錄的。他頓了一下,繼續說:「由於現今科技技術應用過於發達,圖書資訊系統數位化,使用各式目錄搜尋資料太過便利,反而導致史學研究缺乏通盤瞭解,割裂了研究視野的整體性,甚至課堂上很難要求學生將一本書完整讀完,無法說服他們精細閱讀、探索未知的重要及樂趣,實是現在指導學生最苦惱之處。」
  過去李焯然教授多以思想史、文化史為研究主軸,2005 年出版專書《丘濬評傳》(該書曾多次再版,有精裝和平裝本,目前已印七千冊)是多年研究的部份成果,藉由研究丘濬 (1418-1495) 生平與其思想,補充一些明中葉較少受注意的政治問題,尤其是對明孝宗時期政治的認識。書中論述丘濬在政治、思想、守邊拒敵等觀點,藉以說明明中葉在國家政策、朱陸之學、儒家君主教育、正統與史學、邊防等議題上的思維。李教授表示:丘濬晚年入閣為弘治朝閣臣,對「弘治中興」的形成功不可沒,卻未受人重視。他提倡程朱學、批陸學,並曾力抗成化年間迅速發展的心學,其編撰之《大學衍義補》一百二十卷突顯明體用、重視現實政治問題的特色,這種「聖」與「王」已經不是「本」和「跡」的直接關係,顯示出儒者對傳統儒學的懷疑,在儒學歷史上有深遠意義。《大學衍義補》中也有關於邊防事務的條陳,只是孝宗並未接納、實行。丘濬亦撰有《世史正綱》,以正統為依歸、明華夷之辨,在理論建設上超越方孝孺的正統之說。
  近年來李教授擴大自己的興趣範圍,開始涉獵明清物質文化研究,與邱澎生、巫仁恕、邱仲麟、王鴻泰等多位臺灣歷史學者趣味相投,彼此曾多次互訪、論學,情誼深厚。李教授認為,物質文化研究可視為一種跨領域研究,雖與過去思想史研究不同,但分別也不大,只是藉由物質文明研究探討明清整體社會形態。由於表現形式不同,可以從服飾談到娛樂、享受,再談到物質文明,關係環環相扣,是非常值得發展的研究範式,然而如果議題分割太細太瑣碎,恐有焦點渙散、脈絡割裂之虞。
  李教授強調,歷史研究必須由整體脈絡出發,而採取的議題與觀點應展現出個人的興趣。他舉例說:「若研究唐寅,而將其書法、畫作、詩詞或戲曲〈唐伯虎點秋香〉等各自處理,成果最後將無法彙合,各個領域討論的唐寅將是分裂的、矛盾的。有時因為研究藝術、文學、歷史的學者的角度和方法不同,常有將主體割裂的現象,不去管它的整體面貌,實在是很可惜的事情。」

近年研究思索:晚明思想變遷、情感文化與儒學發展

  近十年,李教授同步進行晚明中西思想交匯、情感文化與儒學思想發展等多項研究計畫,其核心關懷就是要更深入探究晚明時期的思想變遷。
  提及晚明的中西思想交匯研究,李教授說道:「我沒有特別的宗教信仰,雖然小學、中學都讀同一所天主教學校,讀過不少聖經,但這不是影響我研究中國天主教活動的主因。我是注意到談論晚明思想變遷的研究多半只提到三教合一,並未進一步思考『耶穌會士活動範圍就在南京』的背景。明代南京又流行三教合一,因此這兩者之間必然存在相互影響。好比李贄 (1527-1602) 就寫過他對利瑪竇的看法,覺得這個人很『標緻』,可見中國士人與傳教士之間的交流頗為密切,這一點卻常被忽略。」
  由於關注中國社會的宗教與思想交流,尤其是晚明伊斯蘭教在民間社會的發展,李焯然教授曾參與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與馬來亞大學合辦的「回儒對話」會議,找到儒家思想跟回教有所溝通的線索。他說:「從研究歷史文化的角度追溯,我查到最早翻譯《可蘭經》的人就是萬曆年間住在南京的王岱輿 (1584-1670),他是一位在中國土生土長的伊斯蘭教徒,祖先則從阿拉伯來中國經商。在明朝前、中期,中國所有伊斯蘭教徒都是讀阿拉伯文的《可蘭經》的,而王岱輿這類士人則不同,他們出生於中國,受儒家教育,中文也很好,開始有用漢語說解伊斯蘭教義的能力,有『回儒』之稱。那時翻譯《可蘭經》大多使用儒家術語,讓人感覺好像在讀《論語》一樣,唯一差別是文中多了『真主』。如此使用儒家術語翻譯的作法,與耶穌會教士利瑪竇完全相同。」因此,知識分子的宗教參與便成為李教授的思索重點。
  然因材料遺缺,目前少有從事明代南京回儒與耶穌會教士(西儒)之間溝通現象的研究。這些歷史上的空白,更激發李教授嘗試搜尋可能材料的興趣。他笑道:「明朝末年《聖朝破邪集》是儒、佛、道三教聯手攻擊天主教的著作,後來果真就把天主教從北京趕出去了,此為 1610 年『南京教案』的緣起。然而,你會發現聯手攻擊天主教的宗教並沒有包括伊斯蘭教,而在耶穌會士的著作裡有批評佛、道的記載,卻沒有批評伊斯蘭教的部分。就明末的思想發展來說,我現在其實越來越懷疑自己瞭解有多少。」
  李教授突然興奮地表示:「我有一個從來沒人談過的推測,伊斯蘭教的中國化比較深厚,與中國知識分子有密切的交往也可能是關鍵。也許因基督教、伊斯蘭教是同源的,故這兩個宗教在中國沒有明顯的衝突,甚至在明代也沒有任何文獻寫到伊斯蘭教曾與佛、道教發生衝突。因此,在明代五教之間的交往、互動,可能和我們原本想像的完全不同。另一方面,當時也有許多士人、官員是伊斯蘭教徒,比如常遇春、鄭和、海瑞、李贄。而在明代,南京建有一百多間清真寺,現在都還找得到這些明代古蹟,這是非常特殊但尚未被注意的現象。因此我認為,對於同一地區、空間裡思想界群體之間的交往和論學,都值得作更多研究,研究晚明思想史時,亦不能只談三教合一而忽略這些重要現象便妄下判斷。」前陣子李教授在南京回民區進行田野調查,得到文物局朋友幫忙,找到一些回民家譜和族譜,日後將仔細整理、分析這些珍貴文件,試圖釐清知識分子群體的互動關係。
  第二項持續進行的計畫是與歐洲學者合作的情感文化研究。這計畫已經延續了十年,近年得到德意基金的贊助,每年夏天在義大利科莫湖 (Lake Como) 的 Villa Vigoni 聚會並發表研究成果,成員包括義大利、德國、瑞士、英國、法國多位學者。此一團隊的核心關懷為明清文獻中的「情感」(emotion) 用語,想進一步瞭解當時如何使用語言表達「喜」、「怒」、「哀」、「樂」等情感,探索明清的「情感」內涵及古代對情緒的表達,並利用研究成果建立明清情感文化資料庫。此一團隊的計畫和成果已開始受到學術界認可,荷蘭萊頓大學博睿學術出版社 (Brill Publications) 已協助出版一叢書系列 “Emotions and States of Mind in Late Imperial China” ,由李教授和史華羅 (Paolo Santangelo) 教授主編,目前已經出書兩本。
  李教授還有另一項已經持續二十年的計畫,即是許地山藏書及其宗教研究。許地山 (1894-1941),本名許贊堃,筆名「落花生」,出生於臺灣臺南,因創作許多以福建、臺灣、廣東及東南亞、印度為背景的散文而著名。許地山曾留學美國紐約、英國牛津,對宗教研究甚有識見。1935 年出任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時,進行教育改革,引入西方學術觀點,影響港大文史哲領域極深。李教授說自己與許地山有諸多「巧合」,兩人同有香港大學中文系的背景(許地山曾是香港大學中文系的系主任,而李教授畢業於港大中文系),皆曾住過香港半山區羅便臣道 (Robinson Road),而且澳洲國立大學收購了許地山的藏書,多年後委託尚在研讀博士的李教授整理、編目。
  李教授鉅細靡遺地談起這段過程,說道:「博士研究後期,我接受澳洲國立大學圖書館館長委託,兼職整理一批塵封於地下室的線裝書,赫然發現是許地山先生的藏書。這批書籍是 1940 年代許先生心臟病過世後,其家人於戰亂逃難時寄放在港大倉庫的。1951 年,澳洲國立大學圖書館 (Menzies Library) 購入其中的中文藏書,欲充實甫成立的亞洲研究學院之研究資源,其餘英文藏書則由港大收購,但均擱置倉庫中未能好好利用。這批文獻雖於 1980 年代在澳洲因緣際會再度重見天日,然我於整理、編目後,並沒有後繼接力輸入圖書電子系統,故仍無人聞問,直到我在 1990 年代返回澳洲國立大學學術休假,正式進一步整理為止,這些書藏在倉庫裡已有半世紀!」
  與柳存仁教授合作撰寫許地山藏書提要後,李教授也試圖從中瞭解許地山的研究特質,從一開始只知道他的作家身分,深入瞭解後才發現他是一位在人類學、宗教學研究十分出色的人物。他驚嘆道:「我個人認為,如果他不是那麼早去世,他的影響會很大,中國的宗教學研究也許會改寫!」目前李教授已整理出三百多種許地山蒐集的宗教類藏書,並附上每一種書的提要和柳存仁教授的評論,及藏書編目,俾讀者方便調閱。李教授關於許地山研究的書稿亦將完成,預計今年就會出版。

反思國際明代史研究與臺灣明清研究學界優勢

  過去李教授曾寫過一篇反思明史學研究的討論,提議並鼓勵後進從事明初官方史學與正統論興起之間關係的探討、釐清明中葉以後歷史人物評論的流行和經世史學的興起脈絡、補足張居正、張四維、焦竑等人的修史見解、進一步討論晚明史學通俗化與歷史知識普及的影響等。[1]簡而言之,明史學研究仍有相當豐富的題材有待發展,但缺乏有系統的整理與團隊合作。

  他表示,國際上專事明代研究的學人不少,規模與發展趨勢也各有特色,但多是小群體,各自為政,連美國也只有一本期刊 Ming Studies 提供討論平臺。過去日本學者山根幸夫曾自費出版《明代史研究》,為節省開銷,每篇文稿都自己手寫,維持十分辛苦,山根教授去世後便停刊了。臺灣吳智和教授也曾經以個人的力量出版《明史研究專刊》,也是艱苦經營。但他們對明史研究的貢獻都很大。
  以團隊的力量來推動明清研究會比較容易。李教授舉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為例,由於文史哲、翻譯均在同一系內,授課範圍包含上古至民國的詩詞、戲曲、儒學思想、語言變遷、民間宗教文化等,而涉及明清研究的教師和研究生加總起來也有二、三十人,相較於歐美東亞研究系所,已是規模較大的團隊。在義大利較有規模的研究團隊則有拿坡里 (Napoli) 東方大學亞洲研究學系 (Dipartimento di Studi Asiatici,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與羅馬亞非東方研究所 (Istituto Italiano per l'Africa e l'Oriente, IsIAO),他們自 1992 年開始出版期刊 Ming Qing Studies(《明清研究》),李焯然教授也是此一刊物的編委之一。他提到:歐洲素有從事中國研究的傳統,但因自成學術討論社群,與外界接觸較少,其中明清研究學者過去多從事文學層面的探研,近年也開始從明清中國文獻著手討論政治史、醫療史,以中西碰撞的觀點與多角度視野做比較研究,從中檢視文化多元性,帶來的啟發與體會非常有意思。
  談及臺灣明清研究的特色與優勢,李焯然教授表示自己欣羨臺灣的多元環境與紮實的史學訓練,人才輩出,發展出許多新穎、具創意的研究,如巫仁恕、邱澎生、邱仲麟、王鴻泰、衣若蘭等多位年輕學者從事社會史、物質文明研究皆十分有成就。由於臺灣教育培養傳統使然,老一輩學者習慣帶領年輕學生讀原始文獻經典,新一代亦接受西方學術薰陶,有西方理論訓練,因此有多元研究視野與蓬勃發展的土壤,一代代傳承下來的實力非同小可,徐泓老師的明史讀書會即為一例。
  以外人的角度而言,港、中、新及歐美學者皆認為臺灣明清研究人才眾多,大學的明清課程十分發達且研究環境便利,這是許多他處沒有的優勢。但資源沒有妥善的整合和利用 (maximize),研究所和院校彼此溝通較少,學生之間的交流和資源相互利用也很不方便。李教授建議,若能盡速成立完善的、共享資訊的平臺,運用科技有效地增進彼此交流互通,除了能增加交換最新資訊的速度,亦能締結更緊密的合作關係,這對於臺灣、亞洲與國際明清學界,將是一大美事。如新加坡國立大學與香港大學在四、五年前就開始以視訊方式舉辦跨國研究生會議及學術演講,既無時差、費用又便宜,且極為方便。
  最後,李教授深切期盼明清研究學者最多、最有統合能力的中研院能做領頭羊,帶頭聯合臺灣國內、中國、香港、新加坡以及其他國際明清研究組織,除了成為國際明清史研究的重鎮,中、長期方向應以積極整合的思考方向發展,成立國際明清研究學會和出版明清研究學報。

[1] 李焯然:〈明代史學研究的幾點反思〉,《明清研究:現狀的探討與方法的反思》(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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