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世儒學與社會學術討論會」第一次討論會紀要

 
講題: 元祐以後的二程門人與同道
不復為「聖朝制作之助」的明儒通禮書
報告人: 紀晏如(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莊民敬(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召集人: 呂妙芬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時間: 2023年 2 月 11 日(六)下午 2:00 至 5:00
地點: 視訊會議
撰寫人: 丘文豪博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中國近世儒學與社會學術討論會」第一次討論會紀要
 

  2023 年第一次近世儒學與社會工作坊討論會於 2 月 11 日(六),採線上方式進行。本次會議有兩名發表人提交論文,共九人上線出席。

  首先,由紀晏如報告博士論文的其中一章〈元祐以後的二程門人與同道〉。本章探討洛學由「家學」走向士人群體的傳播過程。紀晏如具體分析從元祐元年 (1086) 到大觀元年 (1107),程頤 (1033-1107) 過世之間,程氏門人及學術同道組成的變化。紀晏如將程頤弟子的組成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與二程本有淵源的北方士大夫家族。第二階段則是自紹聖以後,以太學生為主的南方學子大量出現,東南士人出身的太學生遂成為程門弟子的主要來源。第三階段則是來到了元符三年 (1102) 以後,開始有北方無淵源、無功名的學子前來問學。紀晏如認為,由不同群體學子出現的時期來看,程門學術主要特質有兩點。第一,元祐年間,《大學》八目「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正式成為上至皇帝,下至士人或平民皆可修習的修養功夫。第二,在元符三年 (1100) 以後,隨著政治動盪,開始出現沒有入仕為官意願的程門學子,專注於個人心性、嚴謹的修身之學似乎也成為了伴隨程氏門人的主要標誌。

  與會學者認為,紀晏如使用相當豐富且廣泛的材料,讓我們了解在《伊洛淵源錄》以外更多的二程弟子,但大量介紹人物的文字不僅使得全文篇幅太長,也妨礙閱讀,因此建議作者是否將人物資訊移至註腳,或另外出版。而針對本文內容,與會學者建議作者應更明確說明本文突破之處,或可從政治史、社會史的角度解釋程門成員構成特徵上的變化。除了討論程門弟子之聚集,也可以思考離散、以及弟子間互動的面向,並反思「學派」的定義與意義。至於注重個人修身之學是否至第三階段才出現,或者程門教學是否有明顯的內容變化,也建議作者再仔細考量並說明。最後,與會學者建議,本文繪製的人際網絡圖需要在正文中做進一步闡釋。

  接著,由莊民敬報告博士論文的一章〈不復為「聖朝制作之助」的明儒通禮書〉。本章聚焦於明代儒者對朱熹 (1130-1200) 通禮書的延伸與發展,指出明儒在纂輯禮學文本時,逐漸游離於朱子當初「可為聖朝制作之助」的旨趣。首先,莊民敬透過十餘種明儒通禮書著作及著錄,並對照朱熹《通解》和元代、清代諸通禮書,勾勒明儒的撰述背景,分析其禮學類目的架構。莊民敬指出大多數明儒已不復有朱熹師生當年組織性的動員,而是在居喪讀禮、未入仕途的背景下,獨力編就。接著,莊民敬也探討通禮書中禮學知識體系的運思,指出明代通禮書以〈曲禮〉、《儀禮》為基礎,輔以禮制或禮論鼎足而三。莊民敬具體以「曲禮」門類的出現、《儀禮》附《記》和逸禮蒐羅、《周禮》補亡、《禮記》通論篇章四個部份,陳述明儒的纂輯手法,並評析得失。最後歸結明儒通禮書隱然可見一種「新三《禮》說」(曲禮、《儀禮》、《周禮》),與鄭玄 (127-200) 以來舊有的三《禮》說(《周禮》、《儀禮》、《禮記》)大異其趣。明儒眼中的禮學從原來的「典籍之三」,轉化成「概念之三」;在次第安排上,從原來以制度建構的《周禮》為首要核心,轉化成日用常儀的〈曲禮〉為先,反映了《大學》八目格局對明儒通禮書跨思想學派的深刻影響,也是明儒通禮書最有價值之處。

  與會學者認為,本文結構完整,指出了明代新三禮學、提升〈曲禮〉的兩大特色,呈現明代學術發展的共同趨向。然而,與會學者也建議莊民敬可以進一步分析這股學術潮流背後的共同原因,是否具有關鍵性意義的事件、人物或著作。也有學者建議,亦可以從思想史的角度,思考明儒強調〈曲禮〉、從日用倫常切入禮學研究的歷史意義與思想史涵義,增加學者們關於「〈曲禮〉為禮之本」的論述討論。至於在寫作上,建議作者凸顯本文提出的「明代新三禮說」在明代禮學研究的重要意義,也建議作者將自身對明代禮學著作的評價集中在結論之處一併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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