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ie-Paule Hille教授演講「The Role of Muslim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Northwest China (19th-20th Century): The Case of Xidaotang and its Trading Establishment Tian Xing Long」紀要

　　Marie-Paule Hille 教授本次演講中，嘗試回答「穆斯林是為什麼、又是如何在中國西北的商業活動中扮演著主要角色」的命題。在先行研究中，濮德培 (Peter C. Perdue) 教授已經分析甘肅省是如何在十八、十九世紀與中國的商業網路整合。Jonathan N. Lipman 教授及米華建 (James A. Millward) 教授則展示穆斯林在皮毛、羊毛貿易中的重要地位。承續上述研究成果，Hille 教授以「西道堂」及其商號「天興隆」為個案，分析其社會、經濟組織及商業網路，並討論穆斯林經商的成功因素。本次演講分為三個部分。首先，基於濮德培教授的研究，講述甘肅省與中國商業市場的整合。其次，討論舊洮州商業市鎮及羊毛貿易的規模。最後，在前述的基礎與田野調查成果下報告對西道堂的個案分析。

　　甘肅省在 1667 年從山西省西部劃出，是一個貧困的邊陲省分，以軍事功能為主，素常仰賴省外支援給養財政。不過，甘肅省有三個特點使其不同於其他邊陲省份。首先，就清朝向內亞的征服行動而言，甘肅省控制了前往內亞的走廊，具有高度地理戰略價值；其次，甘肅省礦藏不豐；第三，甘肅省的非漢人口（如藏人、穆斯林及蒙古人等）相較於西南地區更少受到漢文化的同化。此外，為了應對駐軍以及來往大軍的給養需求，甘肅當地的省級官員必須修建完善的道路系統，並仰仗貿易活動的管理，以避免當地的農業生產不堪負荷。在應對長期軍事補給的過程中，受到鄰近其他省分市場的貿易活動刺激，最終使甘肅省與周遭的市場整合成一個商業網路。換言之，在十八世紀末，甘肅省是透過軍事行動的非間接影響而整合進中國的商業市場。

　　從十八世紀開始，甘肅省往其他省份的貿易活動大為增加。儘管十九、二十世紀時，該地政治、社會局勢極度緊張，但此一經濟網路並未因此中斷，山西、河北、四川和河南的商品因應甘肅省市場需求而輸入，甘肅商人則前往它省銷售毛皮、羊毛等貨物，最遠可達湖南。此一經濟紐帶的基礎與前述為軍隊提供給養的過程關係密切。

　　在甘肅的商業網路中，洮州的興起很早。洮州在明代就是面向西方游牧社會的茶馬貿易中心。明代政府曾試圖獨佔茶馬貿易，卻無力阻止民間商人私自與游牧社會交易。清代，洮州仍舊享有茶馬貿易中心的地位，同時也是清政府在甘肅的軍事重鎮。與明代一樣，清政府獨佔茶馬貿易的企圖依然失敗。在雍正朝之後，因準噶爾汗國被征服，加之清朝可以直接與蒙古人交易馬匹，茶馬貿易遂面臨需求衰減的問題。但洮州仍然是個活絡的商業市場，主要由扮演中間商的穆斯林掌控。在這當中，蘇非主義的教門──「門宦」──扮演了關鍵角色。門宦在甘肅軍事化的社會中競相爭取獨佔貿易，並試圖得到軍事領袖的支持。如甘肅的軍事強人馬安良 (1855-1918)，即是試圖支援門宦、並掌控甘肅經濟活動的人物之一。馬安良替清朝鎮壓穆斯林的軍事反抗，並且為了增強自己在當地的權力，在洮州投資商號，設法提升自己所屬的教門──「華寺門宦」──的影響力。由此可見，蘇菲教門在甘肅的經濟影響力，與甘肅社會的軍事化特徵是相連結的。

　　從晚清到民國，甘肅省與周遭展現出一個複雜的仲介、商業代理人體系。該體系跨越了許多地理、文化的邊界，包含西藏、蒙古、穆斯林、漢和天津外國商人等等。此一貿易網路連結西藏及其他內亞地區，並延伸至包頭、天津，對中國城市生活發展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眾多跨越邊界的非漢族群參與者，既顯示出現代中國史並非只是漢人的歷史，不同文化的參與者在貿易網路中，也經常扮演著不同的分工角色。特別是在 1920 年以後，穆斯林商人在邊境貿易的活躍，對於整合西北區域的漢、回社會及經濟體系起到重要影響。在這個商業、宗教高度競爭的環境中，Hille 教授所選的個案西道堂便是從中脫穎而出的佼佼者，在二十世紀前半葉取得成功。來自眾多觀察者所留下的史料紀錄，有助於我們分析安多地區藏回之間的長久商業關係。

　　西道堂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由洮州的蘇非門宦所創立，創始人為馬啟西 (1857-1914)。有紀錄指出在 1929 年，舊洮州的商業已經由西道堂掌握。不過，西道堂創立之初並不受其它門宦歡迎，馬啟西本人也與軍事強人馬安良有衝突，使得西道堂在西藏以外的商業活動受到阻礙。1904 年，西道堂創立商號天興隆。兩年後，第一支天興隆長途貿易商隊離開甘肅，前往西藏，西藏畜產品與中國農、工產品的交換，成為西道堂貿易活動的初始。

　　西道堂本身是一個融合經濟、社會的集體組織。馬啟西要求成員捐獻所有財產，並共同為了西道堂的集體生活效力。在民國初年的甘肅，天災、飢荒和戰亂不斷，西道堂的目標則是在如此艱困地環境下，使成員享有令人滿意的生活條件。因此，天興隆的貿易不僅僅是單純的商業活動，還有社會、道德層面的色彩。此外，西道堂與安多、康區權勢者的互動，也參入了社會上互助、互保的性質。對西道堂商隊來說，西藏當地菁英（如部族領袖或僧院）提供的保護是必要的，否則商隊將無法倖免於土匪搶劫，因而他們這些保護者稱為「主人家」。相對的，對藏人精英而言，維繫與西道堂的關係同樣重要：西道堂的商品不可或缺；藏人商人進入西道堂掌握的區域貿易時，也能享有其保護與款待。藏人不僅肯定西道堂商人的能力，亦重視其養活自身集體的道德動機。由此可見，社會、道德的因素，在形成「什麼是一個好價錢」的過程中，有著不下於經濟因素的重要性。

　　1949 年後，西道堂的集體生活崩解並逐步受政府掌控，其後代與西藏的關係也逐漸弱化。儘管如此，在毛澤東的時代，生存窘迫的西道堂後代仍可尋求西藏社會的幫助。改革開放以後，許多西道堂後代重起爐灶，開始經營小生意，向藏人販賣商品。天興隆則在九○年代重新創設，並在 2000 年後於絲綢、色丁貿易有著重要地位。今日，西道堂後代與西藏社會的關係已截然不同，比如他們不再需要「主人家」的保護。許多西道堂商人雖仍前往他們父祖過往貿易的地方開設商店，但過往緊密連結的社會結構也已不在。儘管如此，西道堂商人與藏人的連結仍有其重要性。當西道堂商人面臨衝突時，相比求助於政府，其更傾向求助於藏人的當地領袖作為中介人，或是要求當地菁英的主人家協助。藏人與西道堂的歷史連結，至今仍在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