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偉教授演講「Eurasian Circulation of Knowledge between Kalmykia, Tibet, and the Qing Empire」紀要

　　孔令偉教授，現職為史語所助研究員，研究領域為歐亞大陸交流史、科技史、滿蒙藏諸語歷史語文學。本次講座孔教授從世界史、帝國史與強調實際接觸關係的連結史 (connected history)，運用審音勘同、比較語文學 (comparative philology)，分析漢、滿、蒙、藏、俄等多語種材料在翻譯時，於蒙藏知識人之間產生「創造性的誤解」，勾勒由土爾扈特人所串連的歐亞大陸資訊傳遞網。

　　孔教授首先解釋中、英文標題中土爾扈特與卡爾梅克的差異。土爾扈特 (Torġuds) 在托特蒙文史書中，意為「高大的人」，是四衛拉特蒙古之一部。十七世紀初土爾扈特遊牧於今日新疆北部、哈薩克斯坦東部一帶，後遷移至俄國伏爾加河流域。卡爾梅克 (Kalmyk) 是突厥語的他稱，意指「留下來的人」。一般指1771 年土爾扈特東歸時，留在伏爾加河流域的土爾扈特人，並成為地域概念 (Kalmykia)。因此，國際學界討論該地區人群時，常以卡爾梅克指稱。此外，孔教授研究土爾扈特人歷史之因，係因長期關注從歐亞大陸空間尺度，延續對清帝國與歐亞大陸移民、知識與資訊流通的議題；並藉由世界史、帝國史視角，探討近世中國與內陸亞洲間的關係，回應何謂「中國」與「域外」；再從遊牧社會的移動性 (mobility)，反思將文明 (civilization) 定義為定居城邦的論述，探討遊牧社會對世界史進程的影響。

　　接者，孔教授介紹土爾扈特、西藏與清帝國之間政教關係的形成，及其對清朝歐亞資訊網的發展。1640 年，藏傳佛教在衛拉特四部弘傳，土爾扈特人承認格魯派正統、接受其法律，並建立與藏傳佛教世界的聯繫。例如，土爾扈特領袖和鄂爾勒克長子楚琥爾岱青於 1642 至 1644 年間，首次赴西藏朝聖。翌年邀請咱雅班第達傳授佛法、創制蒙古文托忒字與翻譯藏文經典，使學習佛法與其他知識更加方便。而此時楚琥爾岱青對外不接受班禪授予的汗號，以謙遜姿態避免與俄國的爭執；對內在西藏宗教、政治的支持下，以蒙藏佛教世界的合法性，收攏被合議制分散的權力。另外，土爾扈特經由青海和碩特固實汗牽線，與清建立聯繫，並被清帝國允許在中國本部旅行與貿易。

　　十七世紀後半，在阿玉奇的時代下，土爾扈特與五世達賴喇嘛時代的西藏關係更加密切，一度定期派遣使團入藏。1690 年，西藏攝政桑傑嘉措藉已故五世達賴喇嘛的名義授予阿玉奇可汗頭銜。土爾扈特正式對外稱可汗，即代表其對外輻散政治勢力。

　　然而，因準噶爾汗國崛起與大北方戰爭對歐亞大陸地緣政治的影響，促使清朝與土爾扈特建立直接聯繫。阿玉奇先後於 1698、1699 年派遣阿喇布珠爾與額里克遜兩個使團途經新疆前往西藏。回程時卻遭到準部阻礙，額里克遜使團死於準部之手，阿喇布珠爾聞訊後滯留在嘉峪關。1700 年，俄、瑞兩國爆發為時 21 年的大北方戰爭 (Северная война)，阿玉奇除派遣三千三百名騎兵參與波爾塔瓦會戰 (Полтавская битва) 外，另於彼得大帝允諾下，派遣薩木坦喇嘛繞道西伯利亞前往北京探詢使團下落。1712 年，薩木坦抵達北京，在阿玉奇致康熙書當中，將康熙視為文殊菩薩轉世，並以土爾扈特是達賴喇嘛座下弟子為由，希望清朝提供幫助。康熙則通過薩木坦獲取大北方戰爭戰況，成為清帝國探求歐洲地緣政治的契機之一。

　　受薩木坦的影響，康熙派遣負責對準戰爭軍事情報的殷扎納、日後在俄國蒐集情報的舒哥、書記官圖麗琛，外加阿喇布諸爾手下數人，宣稱要為阿探尋返還的道路，主動遣使土爾扈特。不過，阿始終滯留清朝，直至終老也未與族人團聚。此次清朝出使的動機，從蒙、俄文獻來看，係意在結盟土爾扈特、孤立準部，並刺探俄國情報，因而對俄在遠東貿易利益造成損害。孔教授根據《康熙諭阿玉奇汗敕書》等滿漢文獻提出另一種觀點。根據文獻，康熙意在尋求俄國周邊地緣政治情報，而非建立經濟貿易關係。

　　圖麗琛出使後所成《異域錄》一書，其中關於歐亞大陸資訊，有諸多來自土爾扈特人。如土爾扈特人傳達西伯利亞總督噶噶林 (Гагарин) 關於俄國外交、軍事改革與瑞俄關係。除北歐地理名詞外，《異域錄》中亦有關於土耳其與伊朗的紀載，並將這些資訊反映在日後滿漢文輿圖。有趣的是，受限於地理知識，圖麗琛誤以為伊朗（沙障汗，應指薩法維伊朗）是中國西南方的印度。

　　圖利琛使團亦帶來域外地景與生物的知識等額外效益，例如清朝比俄國更早知曉貝加爾湖中有湖心島，並在輿圖中繪製奥爾洪島；以及發現猛瑪象遺骸，印證中國古代的磎鼠傳說，並收入《增訂清文鑑》。1715 年，圖麗琛返回中國後，康熙帝旋即遣欽差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進入西藏進行測繪調查。這些來自土爾扈特人的歐亞大陸地理知識成為康熙《皇輿全覽圖》的多元知識來源。

　　來自土爾扈特人的歐亞地理知識，促使清廷得知紅噶爾，即土耳其蘇丹，進一步反映在十八世紀清朝輿圖對於君士坦丁堡或伊斯坦堡的紀載。但蒙藏知識人卻由此產生創造性的誤讀，將伊斯坦堡視為失落的佛教王國「香巴拉」，這體現在十八世紀蒙藏文文獻對土爾扈特人提供之世界地理資訊的容受。如十八世紀藏文文獻對俄羅斯有詳細的描述，文獻延續土爾扈特人的稱呼，將裏海稱作「騰吉斯海」、將凱薩琳大帝稱作女察罕汗。以及對於克林姆林宮，假髮、鯨魚肉、羊絨等物產描述。瑞典的部分，除了藏文中瑞典國名來自土爾扈特人接受俄語的他稱用法外，甚至包含瑞典的軍事制度、火炮科技等豐富資訊。同時，藏人也以「時輪金剛」詮釋俄瑞會戰，並在唐卡中描繪瑞典軍人身穿藍色衣服、海鳥皮、帽子樣式與善於航海等特徵。在土爾扈特所提供資訊的背景下，十八世紀藏文文獻中亦提到薩法維伊朗，以及探討鄂圖曼土耳其——伊斯坦堡的富強，且該帝國包含十二種族與語言。這些蒙藏知識人將土爾扈特、拉達克與中亞線人提供的資訊，納入時輪的世界觀，形成十八世紀後期蒙藏佛教界對於伊斯蘭世界的理解。

　　孔教授進一步分別以預流、匯流與分流等面向，探討這段由土爾扈特流轉歐亞大陸知識、資訊的歷史。首先，「預流」指土爾扈特與西藏政教關係所促成之東西方商品交易與知識交流。例如清帝國面對準噶爾汗國的地緣政治，需要與土爾扈特通使，並認識歐亞大陸西部的地緣政治變化。土爾扈特人的流動性，即促成清廷、土爾扈特與蒙藏知識界，三者間的資訊網路。

　　其次，清帝國、內亞世界以及歐亞知識體系彼此交錯形成「匯流」。一方面十八世紀源於土爾扈特提供歐洲新興資訊影響清廷內部與蒙藏知識人的世界觀，使圖麗琛、松巴堪布和俄羅斯使臣等人對世界地理的認知交匯。另一方面，這些知識菁英也認識到俄羅斯、瑞典、伊朗和土耳其等國家，擁有先進文明、強大科技與遼闊版圖。對藏人而言，位處香巴拉的土耳其帝國是能與清帝國比肩的世界強權。以上反映出內亞世界突破清帝國「天下」話語框架的主動性。

　　最後，關於中、西方對於世界知識「分流」，即為何日後中國對於世界的認識並未因吸收土爾扈特的知識，而有所改變？孔教授認為這體現在：一、皇權對域外知識的管控。除個別的統治菁英與情報人員之外，清廷中鮮少有人能夠接觸土爾扈特傳來的新興資訊。例如俄瑞會戰一事僅停留在康熙與情報人員之間。二、中原人的噤默。不論是科舉制度規範下對域外知識的漠視，還是缺乏使用內亞語言的能力，抑或是在「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下，清代士人自我審查將討論域外知識的文書銷毀等。這反而從反映內亞跨境人群的流動性，他們更能接近知識前沿且思想開放。三、知識的內捲化 (knowledge involution)。孔教授認為由於皇權把知識作為權威的象徵。就域外記載而言，雖十八世紀的清朝相關材料數量可觀，但大多是傳抄並因循前代，並對內嚴格控管來自內亞世界的最新情報。反觀同時期的歐洲，知識卻風行流通，所以就大陸兩端對知識的態度不同，終致歐、亞知識的分流。

　　演講結束後，史語所戴麗娟教授提到報告中關於伯希和的研究，或能再追溯至 1930、40 年代的相關文章的出處，推進研究回顧的廣度。孔教授回應，本研究使用伯希和的《卡爾梅克史評註》，該書糾正俄羅斯學界忽略漢文史料的問題。不過，伯希和自身的學術脈絡與問題意識仍值得注意。史語所陳正國教授則回應孔教授的主題：盛清時期因軍事需求，使其對於世界知識有所追求，但這點在同時期的東南沿海並不明顯。而到了十九世紀出現從陸路往海路的翻轉，從而影響對外知識的需求。另外，作為宗教中心的西藏，對於卡爾梅克人來說距離極為遙遠，因此是否早在土爾扈特之前，已有人群傳遞佛教，或是西藏有對外輸出宗教的情況。孔教授認為這些邊緣的宗教族群，其實是政治、宗教、經濟彼此交織的產物。在宗教方面，阿勒達爾噶布楚在西藏留學後，為了向蒙古人傳教，甚至前往西伯利亞，這點可理解為藏傳佛教的「傳教士」，並可與儒家思想為何沒有對外主動輻散相互比較。在政治上，因為喀爾喀、衛拉特會盟的緣故，使得此後蒙古人在各種政治行動與場合時，得有格魯派喇嘛在場作證。

　　史語所李仁淵教授提問內陸亞洲的訊息流通，理應自蒙古帝國時代早已存在，那麼主動收集異域知識的清中國，與前朝有何區別？以及陸上與海上情報的差異？還有知識內捲化與西北史地學之間的關聯，如何為十八至十九世紀知識轉向提出新的解釋？孔教授回應，清朝與前朝的差異，主要來自於近代早期的歐洲對於世界的影響，例如此時沙俄正往東方擴張，因此東西方才能於內陸亞洲交匯。其次是關於海上情報的問題，其實清人也重視海上情報，比如收集關於日本的訊息。不過，如濮德培 (Peter C. Perdue) 或馬世嘉 (Matthew W. Mosca) 指出，在準噶爾滅亡前，清朝主要將目光放在內陸亞洲。而關於知識內捲化，從思想史的學術脈絡來看，孔教授認為十八世紀錢大昕、松筠以降西北史地學家的論述，即使一部分來自宮中地圖，但這些學者仍難以避免自我審查，以及超越天下、禹貢九州等話語。

　　最後，政大藍美華教授提問蒙文轉寫、蒙古部落指稱與衛拉特法典的問題。孔教授回應，本文皆採用美國國會圖書館轉寫法；而衛拉特並不等於厄魯特，而是四衛拉特中最強的一支，稱作厄魯特，但清朝將其混用；文本的法律與羅馬法《法典》(Codex) 不同，或許得從相關的詞彙中，定義這類約束性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