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安教授演講「嘉慶四年會試爭議與清代科場『搜求名士』的興衰」紀要

　　徐兆安教授，美國布朗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現任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研究領域為明清至現代中國的思想史與制度史，近期預計出版關於考試制度如何於後科舉時代建立信用的專書。

　　演講伊始，徐教授首先從清嘉慶四年 (1799) 會試談起，該次會試被後來學者視為「盛事」，其原因在於一方面主考官朱珪 (1731-1807) 與副考官阮元 (1764-1849) 皆是當時極富聲望的學術贊助人、官方學術領袖，尤其朱珪更因身為嘉慶皇帝的老師而地位崇高；另一方面，該次會試選中眾多名士，其中不乏以漢學家身分聞名的學者，之所以能有此結果，要歸功於阮元在朱珪授意下，一反常規，採取先看策論收窄篩選範圍，再對照前場八股文確定中式人選的作法。此次會試被學者視為漢學的勝利，並據以論證科舉內容是可以改變的。然而，徐教授認為這些觀點忽略一個重要的制度史關鍵問題，亦即阮元的作法在後來被定為違規。

　　阮元違反了什麼規定？首先，清代科舉制度基於試卷太多、避免舞弊等考量，採取先由房考官分別閱卷、薦卷，再由主考官進行閱卷、排名的模式，而阮元身為主考官卻先於房考官閱卷，顯然違背了主、房的權限分際。其次，阮元以第三場策論的內容作為優先錄取的衡量標準，違反了過往先八股、後策論的閱卷順序。換言之，阮元的違規體現在主房分工與策論比重兩方面。既然清代對於閱卷的規定（主房分工、磨勘）如此嚴密，為何阮元還能違規？此外，後代對於該次會試與阮元作法予以高度肯定，晚清文廷式 (1856-1904) 甚至直言將其定為違規反映了學術的退步，由此衍生出違規取有學之士的正當性為何之討論，並回頭檢視盛清科舉「搜取名士」的風氣。

　　盛清時期因為有進行大型文化工程的需求，存在「搜取名士」的風氣，進而影響至科舉制度。首先，是主考權力的擴張。當時所採取的匿名制與分房閱卷的作法，皆讓主考官難以「搜取名士」，前者易導向搜求寒俊的結果，後者則是讓主考官受限於閱卷範圍，以及房考與主考間的張力。面對上述困難，因應而生的解決方式就是「搜落卷」，藉此擴張主考官的閱卷範圍。雖然為了制衡「搜落卷」的權力設立了磨勘制度，但因實際運作採取「補用薦條」──主考官在「搜落卷」後，會除去原本黜落貼籤，補上推薦貼籤──的方式，讓所搜落卷難以辨識，也就無法監督，導致弊病。因此，乾隆五十四年 (1789) 對「搜落卷」進行限制，規定所搜落卷不能拔置前茅，且須留下紀錄；若將阮元的違規置於此脈絡下，可以發現其利用更大規模的違規來規避前述限制。此作法之所以沒有立刻被批評，徐教授認為有三個可能：一、受到帝師朱珪支持，二、房考官順從主考官的制度慣性，三、作法太大膽導致他人無法及時反應。

　　「搜取名士」風氣對制度的第二個影響是重策論的傾向。自清初以來，對於策論與八股文用於取士孰優孰劣的爭論一直存在，輿論大多支持前者，然而卻未能落實於制度。徐教授認為，改革無法成功有三點原因：一、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八股文較容易判斷優劣；二、八股文較能達到謹守程朱正統的目的；三、考試範圍難以界定。徐教授認為，第三個原因可能是造成在制度上始終無法以策論取代八股文的關鍵，策論如果沒有設定範圍，則會因資訊落差導致競爭不公平；反之，若設定範圍，則又難以特製考試內容，無法達到最初搜求特定人才的目的。因此，阮元的作法是先排除「對空策」這類敷衍策題的試卷，再找出寫得好的或是想要挑選的人。由此可見，以策論作為取士制度未必是因為其優於八股文，而是出於行動者背後所抱持的特定目的（選取特定專家人才），因而捨棄了其他考量（如考試制度的開放性、公平性）。

　　阮元作法的影響，首先反映在嘉慶皇帝的態度上。嘉慶皇帝於十年 (1805) 將阮元所為定為違規，並再次強調主房分工、先八股後策論閱卷順序此二項規定，如此雖強化了制度的正當性與形式上的公平性，卻也讓原先制度所允許的彈性空間被進一步壓縮，在此發展下脫穎而出的代表人物就是曹振鏞 (1755-1835)，其以極端重視形式與細節聞名。其次，阮元此後極少被指派擔任考官，雖然仍是重要的學術贊助者，但影響力僅止於科舉之外。以其所主導的詁經書院為例，阮元本欲藉書院的實際作為，推廣「有用之文」，進一步反攻回科舉制度，形成實質上的改革，卻始終難以取得制度支持，無法超越科舉制度的隨機性。

　　最後，徐教授以盛清後「衰世感」議題作結，指出大多研究認為策論取代八股文的失敗，代表了「平庸戰勝優秀」的悲哀，但就科舉制度史的研究視角來看，嘉慶年間的轉折，應視為「違例的卓越」與「規矩的常庸」的張力；雖然策論有其在知識層面上的優越性，然而卻無法落實於制度，反映制度層面策論未必優於八股文，故而只能以違例的方式施行。因此，藉由理解八股文與策論在科舉制度上對立的脈絡，並非簡單憑藉現代價值觀來論定八股文就是「惡」、非八股文必定是「善」，進而考量到制度改革牽一髮動全身的性質，退一步去看為何科舉制度矛盾並存的原因。

　　演講結束後，評論人劉世珣教授首先肯定徐教授賦予此一常見題目全新視角，結合知識史與制度史，展現活化制度史的面向。接著，劉教授提出幾點問題，首先關於史料部分，徐教授利用《雷塘庵主弟子記》所載嘉慶四年會試中式者多「名士」的盛況為證，不過進一步的問題是，這些人原本就有名望，還是中式後才成為「名士」？這會影響到對於阮元作法的解讀是目的論還是結果論。此外，該史料稱該次會試的成果「如鴻博科」，這是比喻還是指出二者之間存在實際繼承關係？若是後者，是否應考慮博學鴻詞科與科舉在執行上存在的顯著差異？再者，該史料是阮元弟子編著，是否可能有所美化？阮元先看策論是否其實是出於政治（形塑自身地位、選取立場相近者）而非學術考量？

　　其次，針對事件本身的細節與後續發展，劉教授好奇朱珪、阮元如何選中特定對象？如何避開磨勘監督？此外，阮元背後是否存在支持其行為的政治資源？最後，此一事件的後續發展如何？是否有其他批評阮元作法的史料？朱珪下場如何？而嘉慶十年阮元被檢舉是否確實與其於四年的違規行為有關，還是有牽涉到其他政治鬥爭？是否有其他證據支持阮元確實就此脫離了科舉？

　　第三，關於制度條文。劉教授建議可以逐一比對各朝條文，從中看出制度的發展趨勢，並指出若單就條文來看，嘉慶十年上諭並非轉向，而是遵循自清初以來的趨勢，且依然為後來條文所承繼。

　　徐教授首先回應，嘉慶四年所取多是已有名氣的學者，而阮元未必挑選特定個人，而是挑選特定類型，如價值觀、學派背景、學術能力等。阮元弟子確實有所美化，但也代表實際情況不會超過文本所載，故以此為定錨。其次，與博學鴻詞科的關聯，依毛奇齡 (1623-1713) 的說法，康熙先嘗試改試策論，後又立鴻博科，但皆失敗，故後來都只能在科舉制度中進行改革。而磨勘制度具體運行情況雖存在不同記載，但多認為其偏向形式化，因此是可能避開磨勘監督的。至於阮元為何能如此大膽違規，除了倚仗朱珪崇高地位的掩護，還有其自身威望與人脈、剛逝世的乾隆皇帝之青睞等。朱珪後來實際未遭懲治，可能是因為與嘉慶皇帝關係極佳，不過朱珪留下的奏章極少，難以從中找到線索；在朱珪死後，阮元才被大動作懲治，或許反映了嘉慶皇帝對乾隆名士的不滿終得抒發。阮元違規與其生涯事件的連結性，並無更多史料直接展現之間的因果關係，但能從整體去把握其呈現出的現象。最後，在條文比對的部分，確實是該做的工夫，不過應注意內容即便相近，但用詞不同正代表重要性不同，對於「三場並重」立場的重申，在不同的時間點亦具有不同意義。此外，重後場策論的觀點是不會留在條文中的，只能借助其他材料，例如傳記資料反映出的特定表態立場。

　　綜合討論時，近史所賴惠敏教授指出，對制度史的觀察應注意該時代的特色，尤其皇帝性格的影響，而嘉慶之後確實存在煩悶氛圍。謝仁晏博士則指出，朱珪奏章少可能是因為面諭多，與雍正皇帝和張廷玉的情況類似，並提問嘉慶四年是否因維新而有類似清初大型文化工程的需求。徐教授接續賴教授的觀點，回應阮元與嘉慶的張力是一種重經世權變、為達目的不在乎規矩的盛世心態，與強調守規矩有其意義之觀點的衝突，只是在國家衰頹時仍堅守規矩，可能正是造成煩悶的主因。至於嘉慶維新是否存在仍是問題，不過就算沒有通盤計畫，小變革亦可能有大影響。

　　張寧教授提問，科舉取才不只要菁英也要官僚，如何從此角度評價嘉慶四年會試？孫慧敏教授則回應劉教授，指出後來條文重申三場並重的立場，正反映了策論取士在當時已經改變了歷來重視頭場的慣例。孫教授也好奇其他副考官的反應為何？在會試以外又有何影響？對於張教授的提問，徐教授回應指出當時科舉仍然以八股文作為主要衡量標準，以選出有一定經學文章能力的人員，而策論則是拔擢學術上有突出表現的少數學者。從應考者一方來說，一般考生都會集中準備八股文，只有自信學問能與考官所欲提倡的特定方向配合，才會投入資源在策論的準備上。對於孫教授的觀點，徐教授表示同意，看來相同的條文，在不同的時間點頒布，就會有不同的特定意義。因此條文必須配合同時發生的事態，才能有確切的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