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嵐（Fabienne Jagou）教授演講「The 13th Dalai Lama (1876-1933) as a Tibetan Glorious Sovereign in Inner Asia」紀要

　　2023 上半年中研院近史所迎來「法國人文學界反思近現代」系列講座，本次演講邀請到法國遠東學院的 Fabienne Jagou 副教授。講題從十七世紀政教合一制度談起，延伸至西藏對清政府與對英、俄等勢力的抵抗，並探討十三世達賴喇嘛十九世紀末在內亞的影響力。

　　西藏的政治局面向來同時涉及宗教、政治及軍事等多重因素。對藏人而言，宗教與政治之間可以結合成 chöyön（檀越，喇嘛與施主）關係，亦即喇嘛以精神導師身分指導世俗權力，而俗世的施主從物質上支持宗教。以 1642 年藏傳佛教格魯巴正式掌權後的西藏為例，受到後藏藏巴汗、噶瑪噶舉派和喀爾喀蒙古等勢力威脅，第五世達賴喇嘛 (1617-1782) 求助衛拉特蒙古和碩特部的固始汗 (1582-1655) 之軍事力量後，遂成為西藏的政治領導人，固始汗則握有最高軍事權力。佛教概念中的「轉輪王」(Cakravartin) 也被應用在與中國的政教關係上，中國皇帝承襲了「轉輪王」的身分，而印度阿育王 (B.C.272-232) 被視為第一任「轉輪王」。作為阿育王的後代，若皇帝保護佛法，他的國家也會獲得阿育王的庇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喇嘛和皇帝皆認為自己是菩薩 (bodhisattva) 的化身，兩者地位對等，但只有達賴喇嘛能夠以精神領袖的身分承認中國皇帝作為「轉輪聖王」(universal king of the Buddhist Law, Cakravartiraja)。就如第五世達賴喇嘛統治初期的情形，清朝皇帝作為佛法的保護者，理應向佛寺提供布施、修築佛像或提供西藏軍事援助；而達賴喇嘛也要教導清朝皇帝佛教方面的知識，並為其念誦經文禱告。換言之，此時的西藏與中國維持著穩定的政教合作關係，中國皇帝作為「轉輪王」，亦有權力承認達賴喇嘛的繼位資格。但矛盾的是，達賴喇嘛一方面既被視為與中國皇帝平等的獨立統治者，另一方面又身為中國皇帝——轉輪聖王——的臣民。例如 1908 年十三世達賴喇嘛 (1876-1933) 入京時，曾在光緒皇帝 (1871-1908) 和慈禧太后 (1835-1933) 面前扮演一位世俗的統治者，隨後又在慈禧太后的生日上化身成她的法師，在宣統皇帝 (1906-1967) 登基時亦是如此。Jagou 教授認為，各方勢力的領導者皆在西藏政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造就了這段多變的關係。

　　然而十九世紀中葉後的滿藏關係發生了變化。十九世紀末以降，十三世達賴喇嘛是第一位真正擁有宗教與政治雙重實權的西藏領袖。過去兩個世紀以來，達賴喇嘛世系中只有他和第五世達賴喇嘛曾獲得政治實權。在其他達賴喇嘛世系傳承的權力真空期，清朝廷大肆擴張了他們在國際舞臺上的話語權。

　　另一方面，由於英國與俄國在中亞的擴張，十九世紀的西藏逐漸成為各方勢力角逐的政治敏感地帶。1895 年達賴喇嘛即將成年、成為西藏世俗及精神領袖之際，英國從印度入侵西藏的可能性使中國備受威脅。原因是早在 1886 年和 1890 年，西藏政府無視中國與英國之間簽訂的《緬甸條款》和《中英藏印條約》，抗拒英國人的入境通商要求，加上英國人懷疑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親信阿旺．洛桑．德爾智（Agvan Dorjieff，布里亞特蒙古喇嘛，1853-1938）是俄國沙皇的特使，認為俄國也有意染指西藏。1904 年，英國派出五千名士兵襲擊西藏，十三世達賴喇嘛遂前往蒙古尋求援助。

　　戰後，英國與西藏攝政簽署《拉薩條約》，除了賠償金、批准 1890 年和 1893 年的中英貿易條款適用於西藏地區外，還增加開放了兩個貿易據點。此外，西藏與其他國家的對外協議必須經過英國政府同意。但在 1906 年，清朝政府出面協調修改了《拉薩條約》，英國人承諾此後減少與西藏政府的直接協商，此事也意味著西藏被視為中國的省分之一。

　　而俄國發現英國以「保護者」(protectorate) 自居簽署《拉薩協議》後，決定擴大自身在西藏的影響力。不過由於日俄戰爭的失敗，1907 年俄國讓渡中國東北、朝鮮半島的部分權益給日本。元氣大傷的俄國只能與英國協商彼此在波斯、阿富汗和西藏的權力地帶，並同意尊重清朝政府在西藏的主權，各國都必須經過中國的同意才能與西藏政府往來。國際的認可讓清朝重獲西藏地區的控制權，並導致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流亡。他的流亡增加了清朝掌握西藏政府的機會，甚至讓清朝產生更進一步控制西藏康區的計畫。即使藏人強烈抵抗，趙爾豐 (1845-1911) 仍然強勢率領邊軍出征西藏。

　　1908 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前往北京後，國際輿論一度認為他會失去西藏世俗領袖的地位。但隔年回到西藏的達賴喇嘛受到西藏臣民的熱烈歡迎，並從攝政手中重獲政治實權。Jagou 教授引述十三世達賴喇嘛自傳中的重要片段：「清朝廷曾短暫且徒勞地下令剝奪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封號，但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與他會面時依然稱其為達賴喇嘛，且即使朝廷未曾恢復他的封號，十三世達賴喇嘛也始終維持他的世俗政治權力。」

　　1910 年四川新軍入藏，嚴峻的情勢導致十三世達賴喇嘛與駐藏幫辦大臣溫宗堯 (1876-1946) 立即展開協商。溫宗堯同意停止軍隊進攻，並承諾保障達賴喇嘛的精神地位；作為交換，達賴喇嘛必須透過駐藏大臣表達對清朝皇帝的感謝與敬意。值得注意的是，協商中並未提及達賴喇嘛的世俗地位問題。然而駐藏大臣聯豫（1905 至 1912 駐拉薩）認為這是出於溫宗堯一人的獨自倡議，加上達賴喇嘛沒有簽名，拒絕承認這份協議。即使起草文件已經被北京當局簽署，聯豫依然堅決否認其效力。無論如何，這很有可能是近現代史中西藏與中國政府第一次達成共識，還重新確認了十三世達賴喇嘛作為西藏最高領導人的地位。除此之外，在駐藏大臣聯豫否定朝廷決策的案例中，Jagou 教授發現清代中央與邊疆官員的權力關係亦是一個值得探討的潛在議題。

　　1910 年二月十日，西藏人還沉浸在新年（即莫朗欽波節 Smon lam festival，又名傳昭大法會）的氛圍中，趙爾豐為了強化自己在康區的勢力，下令川軍第三十三混成協協統鍾穎 (1887-1915) 率領兩千名士兵進軍拉薩，攻擊殺害西藏人民。在阿旺．洛桑．德爾智的自傳中，還提到 1911 年民國政府取代清政府之後，袁世凱 (1859-1916) 派兵入藏追捕達賴喇嘛，新的中國政府暴力鎮壓了未充分武裝的西藏人民。一部分的綠營兵在戰後並未回到家鄉，而是在當地娶妻生子、建立家庭。

　　至於中國對西藏的占領動機存在著諸多爭議，主流的論點根據聯豫等當事人的說法，聲稱是十三世達賴喇嘛本人要求清朝政府派兵前往拉薩，四川新軍將領陳渠珍 (1882-1952) 則佐證達賴喇嘛的目的是驅逐入侵西藏的英軍；在北京方面，也有法律明文規定清軍有義務給予西藏援助，如清朝駐軍在西藏與英屬印度的邊境保護貿易市場，皆是安撫格魯巴政權與西藏人民的措施。但另一方面，聯豫的回憶錄中提到十三世達賴喇嘛強烈地渴望西藏獨立，這讓當時的中國政府高度恐懼和防範。在聯豫的信件中，也提到象徵西藏國家旗幟的出現，進一步證實他對西藏獨立的意圖。清朝廷曾打算擁戴另一位西藏領袖取代他，就如過去擁立另一個第六世達賴喇嘛，不過並未得逞。十三世達賴喇嘛對抗外來勢力的堅定決心、沉著的思慮與果斷的行動力，使他至今仍在西藏的歷史上留下一席之地。

　　過去的經歷讓十三世達賴喇嘛認知到外交合作的重要性，在印度時，他在外國盟友的協助下重整了西藏的軍事力量，號召西藏人民驅逐留在拉薩的川軍和清朝官員，透過英屬印度將這些士兵交給新的民國政府處置。1913 年，十三世達賴喇嘛終於回到西藏，鍾穎則在稍早前被迫離開了西藏。袁世凱希望恢復十三世達賴喇嘛的頭銜卻被拒絕，因為達賴喇嘛認為西藏不再需要中國的承認了。

　　Jagou 教授強調：「十三世達賴喇嘛的精神無論對西藏人、蒙古人或是滿洲人而言無疑是新奇的。」演講的尾聲，各方學者熱烈地向 Jagou 教授提問，讓本場演講在圓滿愉快地氣氛中完美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