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愷俊教授演講「清前期宮廷陶瓷生產與技術官僚」紀要

　　本場演講為中研院近史所「西學與中國」研究群「星期一讀書日」新書演講系列的第二講。主講人陳愷俊教授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目前任教於美國布朗大學東亞系，研究領域為中華帝國晚期的文學和物質文化。本次講座主要以陳教授的新書 Porcelain for the Emperor: Manufacture and Technocracy in Qing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23) 為中心進行。

　　陳教授首先簡短回顧自身研究取向與方法的形塑。在此一形塑的過程中，受到許多學者及相關研究的啟發；這些研究橫跨科技史、文化史、清史和藝術史等多項領域，而此寬廣的跨度也體現在陳教授自身的研究中。在這本書中，陳教授試圖重新理解中央集權體制下的工業藝術（industrial art，即相較於書畫這類精緻藝術 (fine art) 而言，可以進行大批量生產的藝術作品）生產。具體而言，陳教授試圖討論幾個問題：首先，大規模生產所倚賴的理性管理系統，其目標為何？現代資本主義的大規模生產首要追求商業利潤的最大化，然而此一目的顯然不適用於清代宮廷的情境。其次，相較於為人所熟知的文人士大夫文化，清代宮廷中出現的技術官僚文化是一個相對陌生的領域。它與文人士大夫文化有何異同？而在體制化的官僚機構運轉中，對於技術官僚而言，服從適宜的宮廷禮儀 (decorum)，相較於運用專門的技藝 (craft) ，兩者之間，孰輕孰重？另外，在清朝高壓的政治環境下，是否存在個人創造力表達的空間？陳教授以督陶官唐英 (1682-1756) 為中心，來探討這一系列以技術官僚為中心的問題。

　　第一章 “Bannermen Technocrats in the Mid-Qing” 以背景介紹開啟本書的討論，介紹清中葉的旗人技術官僚。在清朝，這批技術官僚主要從直屬皇帝的上三旗——鑲黃旗、正黃旗、正白旗——包衣中進行遴選後，進入作為皇帝私部門的內務府工作。我們若在公、私二分系統間作一對照，那麼，內務府轄下的造辦處對應機關是六部中的工部。不過，造辦處所負責的工作內容，其複雜與細膩程度皆在工部之上，可見其專精以極受重視的程度。在造辦處工作的旗人技術官僚雖不像工匠一樣受限於特定工種，可以在不同崗位上流動，但陳教授發現，不少技術官僚在特定的技術類型職位傳承上展現家族相似性，譬如負責陶瓷燒造的唐英家族，以及織物製作的曹寅家族等。

　　唐英是出生於瀋陽的旗人，於北京長大。與漢族文人士大夫不同，清前半期，許多旗人進入政府供職並不需要參加科舉考試，而是有其專屬的特定管道。在進入內務府工作後，唐英供職於造辦處，起先的工作是為各作坊進行畫樣。而後，唐英於雍正六年 (1728) 被委任至景德鎮御窯廠監督御瓷燒製，以此開啟其陶瓷技術官僚的職業生涯。通過分析唐英留下的《陶人心語稿》，陳教授發現，像唐英這樣的技術官僚在溝通地方與中央上，發揮著三方面的作用：一、他們將散布在全國各處的地方產業整合到帝國的營造工程中；二、技術官僚將製瓷的技術統整成知識，並將其納入帝國的知識系統中；三、他們將原屬於地方的資源挪至己方，並且樹立某種權威。

　　第二章 “A New Knowledge Culture in the Imperial Workshops” 聚焦在「樣」的功能上。「樣」即現代生活中的設計稿。在中國，「樣」早在戰國時代便已出現。「樣」在清代的特殊之處，在於在清宮皇權主導的框架下，宮廷強勢介入「樣」的設計，也導致瓷器生產過程中設計與生產的逐漸分離，成為兩個獨立的環節。從生產過程中剝離後，「樣」開始成為一種獨立的知識，而不僅是藝術設計的工具。更甚者，由於造辦處的統整，「樣」可應用在各種不同材質的專門作坊中，這除了體現出「樣」作為一種知識的可應用性之外，也可解釋唐英最初的畫「樣」經驗如何幫助他日後執行督陶官的職務。除了「樣」以外，各種生產工序的規範也被體系化、知識化，形成各種「則例」，而這也有助於技術官僚在管理大規模的生產時，進行原料、人力及財務等的各項規劃。

　　第三章 “Tang Ying’s Illustrated Manual of Ceramic Production” 集中討論唐英的《陶冶圖說》。《陶冶圖說》是古代文獻中一本較詳細記錄景德鎮製瓷工藝的專著。一般而言，圖冊的生產過程是先寫上文字，然後再請畫家製作插圖。《陶冶圖說》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是乾隆皇帝先命宮廷繪師繪製成圖後，再從北京寄至景德鎮，讓唐英配上文字來解釋圖像。而在《陶冶圖說》中，文字與圖像之間呈現出一種既相互配合，又互有不同的關係。陳教授注意到，《陶冶圖說》的文字對圖像內容的描述有所取捨（陳教授稱之為修辭性），這既體現在對具體描述對象的選擇上，也表現在描述內容的次序安排上。這些選擇背後有政治的因素參雜其間。而相對地，圖像也有文字描述無法充分表現的部分，譬如畫面在一個三維空間中將各道製瓷工序以一定順序進行排列，這種排列具有視覺上的空間性。

　　第四章 “Innovations and Experiments in Porcelain Manufacture” 則從製成品的角度探討技術官僚所作的創新和試驗，唐英在製成品上的成就體現在「仿舊」和「肇新」兩個層面。在「肇新」這一面上，清宮其實早在康熙時期便已開始燒製琺瑯彩瓷，此非唐英首創。唐英的貢獻則在於其將燒製琺瑯彩瓷的相關物料與技術從北京宮廷作坊轉移至景德鎮，為中央與地方之間架起一道橋樑。此外，唐英也曾於廣東海關工作過一段時間，這也使得他可能得以接觸來自歐洲的知識。陳教授從唐英留下的筆記和檔案中，找到了唐英接觸歐洲貨船及其中貨物（如鐘錶等）的相關紀錄。此外，也有紀錄顯示，唐英的上司、前任督陶官年希堯每年都要檢驗唐英所燒造的瓷器，而年希堯的西學知識在其所著《視學》中顯露無疑。基於這兩點，陳教授認為，西方傳教士一手傳遞的訊息並非技術官僚所掌握之西學知識的唯一來源，這些知識也可能通過技術官僚間的人際網絡流通散播，例如唐英督陶中對物料的計算需一定程度的數學知識，這便可能與年希堯其他著作中幾何學的內容有關。

　　在「仿舊」層面上，清宮仿製了大量的前代瓷器。雖然並不是創造新製品，然而燒造仿古瓷器的難度其實並不亞於製作琺瑯彩瓷，因為前代的燒造技術已經失傳，如果要重新獲得同樣的視覺和物質效果，就需要進行大量的試驗。陳教授舉鈞釉為例，說明唐英不斷地進行試燒，甚至為了獲得和宋代鈞窯相同的視覺效果，派人赴河南鈞窯舊址尋找殘片，以進行研究比對，此做法頗類於今日科學研究中的實地考察。同時，試燒的過程中也體現出皇權與技術官僚之間的協商 (negotiation)，譬如乾隆皇帝會對唐英燒製的仿鈞釉提出改進意見，又或者唐英在燒製霽紅釉時偶然燒出一些窯變釉，他也會為這些非預期的產品進行辯護，尋找合法性 (legitimacy) （此部分亦可參見陳愷俊，〈肇新審源：唐英與畫琺瑯〉，https://artouch.com/art-views/art-history/content-54777.html）。

　　最後，陳教授以技術官僚在多民族語境下的複雜性作結。就進入朝廷工作的職業路徑而言，這些技術官僚與接受傳統儒家教育、經過科舉入仕的漢人士大夫十分不同：此二群體的區別既是民族的，也是關乎於知識結構的。作為技術官僚、基於自己的技能與知識專長，唐英有一種屬於自身群體的職業榮譽感 (professionalism)，是不同於儒家士大夫道德榮譽感的。且這種在物質生產上的專業分工對清帝國基於物質層面的統治也有很大的幫助。

　　演講結束後，不同領域的學者就各自關心的面向交流了諸多議題，包括唐英對陶瓷製作知識的深度和廣度、在清朝不同時期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拉鋸關係、技術官僚中的技術性 (technicity) 與滿洲認同 (Manchuism) 之間的關係、實作與資歷在對技術官僚的評價中所佔的比重、多民族且幅員遼闊的清帝國如何在技術統治上，跨越不同的種族與地域、器物生產中針對不同族群的專門性，以及清代官窯與二十世紀中共政權計劃經濟下的景德鎮窯廠之間的比較等，延伸了演講的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