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正國教授演講「亞當史密斯的經濟世界」紀要

　　陳正國教授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本次演講透過探討亞當史密斯 (Adam Smith, 1723-1790) 思想與生活世界的關聯，就史密斯經濟與道德思想的內涵及形成脈絡提出新見。

　　陳教授指出，在無數亞當史密斯研究中，有一至關重要的面向始終未受重視：小農和無技術工人在《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 所架構的經濟關係中的角色。陳教授認為，要探討這個面向在史密斯經濟與道德思想中的位置，就必須考量史密斯的生活世界。史密斯出生於蘇格蘭中部的小漁鎮柯卡迪 (Kirkcaldy)，當地住戶僅一千五百餘人，以小自耕農與無技術工人為主。在撰寫《國富論》期間，史密斯每日觀察鄰人的經濟生活與生產方式，參訪鐵釘工廠與地方仕紳的產業技術改良社團。對底層工農，特別是缺乏田產與專業技術的勞工之考察，引發了史密斯的思考：全球貿易與經濟發展如何改變社會中大多數人的生活？經濟發展的理想狀態應該是怎麼樣的？史密斯認為，最理想的經濟狀態是連無技術工人都得以溫飽，且對未來懷著進步的希望。

　　當今學者談論亞當史密斯時，經常從現代經濟理論的視角出發，討論自由貿易與分工效益最大化等觀念如何解釋十九世紀以降高度工業化社會的形成。然而，陳教授指出，若回到史密斯所處的十八世紀，蘇格蘭產業改革方興，大英帝國經濟成長率尚未驟升，簡言之，「工業革命」（或產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尚未出現之際，將發現史密斯所追求者，毋寧是更加穩定、持續且長期的「進步」(Improvement)。對史密斯而言，精緻的物質生活水平或鉅額貿易利潤未必代表一個國家能維持長久的繁盛；相反地，已經掌握眾多財富的社會很可能正處於停滯、貧富不均的狀態，甚至邁向整體的衰退。真正的進步，乃是社會上各個成員都能在經濟——透過商業等交換行為而自然形成的社會關係——的成長中，持續尋求與想望更好的生活。對任何社會而言，「進步的狀態是快樂與興奮，停滯是悶鈍，衰退是憂鬱。」陳教授認為，史密斯對於進步、停滯與衰退的定義，能有效帶領我們在十八世紀的社會、文化經濟脈絡中重新理解《國富論》的重要論述。

　　從史密斯的視角來看，社會的持續進步仰賴於各階層的有效分工與自然交換。當連沒有專業技術的工人都能透過參與勞動分工與商業交換，而享有持續改善的物質生活，一個社會才算是達到普遍的富裕 (general opulence)。換言之，對史密斯而言，無技術工人的生活境遇乃是觀測經濟現象發展的重要指數。在《國富論》中，史密斯觀察家鄉鐵釘工廠無技術工人生產的狀況，詳細記錄鐵釘生產必須經過的十八道工序，以及工人分工後帶來產量上的顯著提升。高度分工使資源交換的規模更加巨大，影響也更加普遍，而普遍的分工與交換關係則將徹底改變一個社會。史密斯指出，雖然工人的日居日用與貴族的豪奢生活相比，不免顯得簡樸，但從長時段與文化比較的角度觀之，一位歐洲君主的生活品質未必遠超過一位勤奮工作的歐洲農民，但這位農民的生活品質卻必然遠邁於一位「對千萬赤裸野人生命掌有絕對主宰權的非洲君主」。那是因為當交換與分工將每一階層都緊密聯繫時，所有人的物質生活都將維持在基本水平之上，且持續往更大的富足邁進。進而論之，真正影響常民生活福祉的並非政治制度的重大變革（如從非洲的專制君主邁向共和主義訴求的民主政治），而是在長期的經濟發展中每一位社會分子都在交換與分工關係中找到自身位置，從而共同參與持續增長的進步與富裕。

　　陳教授指出，史密斯這種將經濟分工與社會繁榮相聯繫的看法，也反映出他為何反對重商主義透過高關稅與限制貿易等國家政策，揠長與保護國內商業、打擊他國經濟。這種國際間的「商戰」將商業利潤之有無看作國家間的零和博弈，與史密斯所相信的商業相悖。十八世紀，戰爭是政治常態。與之相異，任何交換行為有賴於社會的穩定發展與積極交流，跨國貿易更需國際和平的維持。史密斯認為，若連商業都成為戰爭的一部分，則國與國之間將毫無和平的希望可言。蘊含在社會之間的商業及由國家主導的戰爭，乃是兩種不可混同的動向。這種對商業與戰爭的分割也導向史密斯的道德觀——商業要求社會間與社會內部各階層自由的交換關係，而只有以自由為基礎，人才可能具有平等正義的相處模式。經濟生活與道德原則一體兩面。

　　透過觀察無技術工人的生活境況，史密斯得以超越國家經濟利潤之得失，思考長時段經濟發展與社會富裕的關係。他指出四種不同的經濟狀態，並分別配上代表性的國家：快速的進步（英格蘭）、緩慢的進步（北美）、停滯（中國）與衰退（印度）。英格蘭在國家政策的挹注下，商業部門高速發展；然而這樣的結果立基於對農業與製造業部門資源的挪用，致使大多數產業的盈餘日漸減少，底層工人薪資低落，乃至湧現失業潮。與之相對，北美雖經濟發展遠不如英格蘭，但工人長期供不應求，薪資相較英格蘭優渥。史密斯認為，北美工人較優遇的原因，在於農業墾殖始終是該地區的核心生產方式，北美不斷推進農業技術，以農業生產為整體社會的分工關係發展的核心，因此，當農業生產的剩餘利潤不斷提升，底層工人也透過整體社會的交換分工網絡受益，從而不斷提升他們的生活品質。另一方面，中國雖為世界白銀貿易最大入超國，享有驚人財富與高超的製造業水平，但底層人民生活困苦，日不庚續，缺乏涵括整體社會的交換與分工關係。而印度在高度僵化的社會秩序與政治管控下，社會更已經走入衰退。對史密斯而言，大英帝國的發展在北美與中國之間，既有可能走向完整且長期進步的經濟模式，也有可能轉入停滯，甚至逐漸衰退而不自覺。

　　在梳理史密斯對無技術工人的關注如何引導我們重新思考他對分工、交換、經濟行為與社會進步的想法後，陳教授指出兩點延伸討論。一、就以期望達成全體社會普遍富裕為標準來看，史密斯的經濟思想與他同時代的中國經濟觀略可呼應。以雍正帝 (1678-1735)〈五月己未聖諭〉為例，陳教授指出諸多論點與國富論的相似性。如雍正一再強調「農為天下之本務」、「士工商賈皆賴食於農」，而史密斯雖強調工業與商業的輔助作用，但的確將農業視為社會發展與交換關係的核心。雍正也論及「小民捨輕利而趨重利」，投入華巧工藝的製作與買賣而荒廢田業之現象。雍正認為，與其「驟然繩之以法」，不如讓縣官「平日留心勸導，……如此日積月累，遂成風俗。」從農業出發，雍正相信「專力於本，人人自厚其生，自正其德，則天下共享太平。」這些內容當然沒有發展出史密斯關於農、工、商部門分工關係與社會進步的緻密論述，但仍可看到一些相類的基本道德與社會預設。陳教授自問，為什麼這些類似的預設，在往後的歷史發展中，似乎導向了截然不同的經濟型態與社會秩序觀？

　　二、陳教授將彭慕蘭 (Kenneth Pomeranz) 的「大分流」論與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相比。彭氏觀測「大分流」發生的時段，與亞當史密斯觀測前述諸國經濟型態的時段完全一致。但彭氏認為，英國發生工業革命，邁入高速進步是因為十八世紀環境上的壓力得到釋放。但在《國富論》的觀點中，英格蘭經濟發展的問題卻正是在於缺乏適當的環境壓力。又，在「大分流」的論述中，十八世紀時期英國並未比中國富有，此點亦受史密斯所承認；但史密斯並不特別關注當下的富裕與否，或者說，比起在意貿易與生產的利潤以及品質高低，他更在乎一個社會的經濟型態是否進入「普遍富裕」。若如此，史密斯的「普遍富裕」觀念，有可能成為我們今日回顧大分流時的一個參照點嗎？陳教授指出，彭氏在《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2000) 中，雖甚少引注亞當史密斯，然而後續研究者或可嘗試在「大分流」與《國富論》間建立更密切的比較關係。

　　本次演講激起與會學者熱烈討論。李峙皞教授首先提問，史密斯強調社會階段論，十八世紀的英格蘭已是商業社會，則史密斯真如演講所述那麼注重農業嗎？若然，為何《國富論》不談論農業的分工，而著以鐵釘工廠的生產工序為例？對此，陳教授分成兩個階段加以回應。首先，陳教授指出，《國富論》中也談到許多關於農業分工與農業知識進步的問題，可見分工這個概念實則涵括十分廣泛的主題。至於為何史密斯著以鐵釘工廠為例，陳教授認為，是因該例鮮活地捕捉了分工的意義，且史密斯受啟於他自身對家鄉小鎮鐵釘工廠的考察，在工序以外，更能詳實記錄總生產量、工人數與生產力等數值。再者，關於階段論，陳教授指出，不同階段也可能存在類似的生產關係。儘管採集漁獵、遊牧與農業等階段看似前後迭替。商業社會卻更類似於農業社會的進一步發展，而非農業社會的捨棄。商業代表分工關係導致的社會關係的質變，但農業作為生產與交換的核心仍未更動。

　　吳孟軒教授詢問，史密斯對於分工與幸福的描述，是否能與馬克思 (Karl Marx, 1818-1883) 在異化理論中所謂分工造成的個體自我疏離相對照？陳教授認為，史密斯的分工觀念奠基於洛克 (John Locke, 1632-1704)：人對於自己生產出來的產品具有主宰權，但因為各式理由而與他人交換。在古典自由主義中，自由交換就成為有強烈政治意義的行為。馬克思也受到洛克有關生產的論述所影響，強調這種「人與他所創造之物之間的認同與擁有」關係在現代分工體系中的消失。尤其是在現代工廠中，工人只是資本所購置的產業體系之一環，而不是整體人的存在。馬克思所說的異化是指生產者與其所生產之物之間的疏離關係，也就是擁有或認同的消失。如果借用異化這概念，那史密斯指的不是工人或勞動者不能自主處置其創造物或商品，而是指工人的心智發展的受限，工人容易失去理解這社會的智識能力。史密斯提到，工人表面上處在世界生產關係中，而農人則是地方性的人物且語言笨拙，但實際上農人的生活經驗更豐富、更聰敏，反而是工人容易視野狹隘，受限於商業組織的內捲而不自覺。當然從歷史背景來說，亞當史密斯沒有預見工廠制度下的異化，而這些歷史因素也影響了往後研究者對史密斯經濟與道德思想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