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池秀明教授演講「跨界的族群：十九世紀兩廣、臺灣的大械鬥和社會變遷」紀要

　　菊池秀明教授，本科畢業於早稻田大學，之後在東京大學開始以太平天國為研究對象。菊池教授不僅關注太平天國本身的問題，更探究其形成過程中與華南社會變遷的關係。藉此幫助我們注意許多華南社會變遷大環境的問題。

　　菊池教授首先指出中國南方是個漢人與邊疆少數族群不斷流動、衝突而形成的移民社會。其次，在兩廣及臺灣的歷史中相當普遍發生的械鬥，學界過往的關注尚未充分，尤其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廣西的來土械鬥、廣東的土客械鬥，影響巨大，又有學者稱其為被遺忘的戰爭。菊池教授比較三地的械鬥，討論華南社會的歷史圖像。

　　廣西來土械鬥的發源地是廣西貴縣，就廣西東南部的歷史而言，是過往瑤民叛亂之後，漢人遷移進入開發的移民社會。貴縣的北部有壯族、操土白話的早期漢人移民以及十八世紀末從廣東遷移至此地的客家人。環境上，貴縣北部開發條件惡劣，政經利益全都由廣州府商人壟斷，進而造成鄉下居民無法投入科舉，能夠調解社會矛盾的地方菁英無法成長，遂變成各族群以武力行動維護利益。

　　在前述背景之下，1849 年爆發的來土械鬥，則是起因於教子嶺村客家人溫如玉與壯族的衝突。與此同時，一支天地會進入了貴縣，讓壯族與土白話的漢人誤以為客家人聯合天地會對付當地族群，便開始集結團練攻打教子嶺村。客家人也另外找了貴縣南岸另一天地會的首領協助。客家人與壯族跟土白話的漢人械鬥四十多天，在這期間，壯族與土白話漢人也互有衝突，於是械鬥遂變成三方亂戰。

　　此次械鬥的影響持續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族群之間不通婚，甚至有如麻界佬（客家人），獞牯佬（壯族）、蛇佬（土白話漢人）這些帶有貶抑的族群稱呼出現，但是族群內部的文化認同也因此獲得強化。舉例來說，在當代廣西東南的其他壯族自治區中，受漢人影響幾乎消失的傳統文化活動，在 1980 年代的貴縣仍然得見。

　　同樣的，菊池教授也提醒我們，族群認同並非是固定的。比如石達開，其父親為客家人，母親是壯族人，自幼由外公周家扶養，而周家在壯族社會地位顯赫。來土械鬥發生時，石達開應當與壯族同一陣線，但石達開當時已經是上帝會的領袖，石達開不得不與其外公領導的壯族人械鬥。

　　廣東的土客械鬥始於 1854 年，持續時間長。土是指講台山話的本地人，客是指客家人。本地人又叫四邑人（台山、新會、開平、恩平四縣），在十九世紀後期赴美打工主要是四邑人。四邑發生械鬥的原因與廣西一樣，由廣州府的有力移民壟斷利益，廣府人得以在四邑合法獲得戶籍、參與科舉。土客的地方領導階層同樣難以發展，土客之間的矛盾也無法解決。

　　此次械鬥的起因，普遍理解是晚來客家人只能作為本地人的佃戶，亦受到本地鄉紳的使役欺凌。同時，本地人也反對客家人在四邑各縣參與科舉，因此成仇。1854 年，廣東發生天地會叛亂，清政府利用客勇鎮壓天地會，但客勇奪回縣城以後卻轉而攻擊本地人村落，雙方互相報復導致械鬥擴大。

　　直到 1861 年，本地人的攻勢迫使客家人與天地會聯合，並於 1863 年占領了清軍的廣海寨城。隨之而來的便是政府鎮壓，客家人放棄寨城並退到赤溪等村落，本地鄉紳又狀告北京。清政府便認定赤溪客家是叛徒，命湘軍首領蔣益灃任廣東巡撫前去鎮壓。1866 年，蔣益灃鎮壓以局董楊梓釗為首的客家人，但是觀察到客家人的一些行為，同時在副官進言之下，蔣放棄鎮壓政策，派遣客家官員勸降。最後雙方於赤溪北面劃界，本地人與客家人分開居住。客家地區後來又設有赤溪直隸廳，清朝分隔政策由此完成。

　　但是這樣的結果，對械鬥雙方似乎都不是很滿意。赤溪的客家人後來選擇加入天主教，對清朝分割政策給以無言的抗議。本地人在後期從美洲打工回來後，便建立碉樓，說明著他們並不信任國家所帶來的帝國和平。

　　至於臺灣的械鬥因為發生次數多，族群衝突類型又多樣，因此又被稱為分類械鬥。分類械鬥常成為叛亂的導火線，最具代表性的 1787 年的林爽文事件，此事最初開端即是漳泉械鬥。這次演講主要著重於 1832 年的張丙之亂，這次事件又與鳳山、彰化、淡水等地的閩粵械鬥有關聯。起初，張丙藉著彰化閩粵械鬥造反以後，清政府召集鳳山縣的客家義勇並由監生李受（李定觀）率領，試圖鎮壓張丙保衛府城。但李受卻留在鳳山先行攻打閩南村莊。閩南人避難到屏東時，李受又得到非法進入番地冒險的商人（即番割）的協助，協同排灣族攻打閩莊，使得閩南人傷亡慘重。

　　就臺灣當時的社會背景而言，番割與原住民在閩粵械鬥扮演重要的角色，除了李受以外，北部的番割黃斗乃在 1828 年閩粵械鬥發生時，亦聯絡原住民協助客家人攻打閩南村落。實際上來看，番割是跨在族群界線活動上的人群之一，就如同石達開的背景一樣。

　　其次，除了張丙或李受這樣的械鬥事主以外，居於外地的商人，如福建客商，他們是擁有土地的墾戶、業主，再租佃給下層移民，大米則運回中國大陸推銷，造成臺灣出現了飢餓出口的現象。張丙在造反之前，即是遭嘉義縣知縣斷定為劫掠客商大米的罪魁禍首。另一方面，臺灣開始科舉考試以後，多半有合法寄籍或者是非法冒籍的讀書人來臺應考，中舉後又多數返回中國大陸，造成本地菁英不易發展。

　　李受為何要攻擊閩南人？根據供詞，李受等人意圖為「焚搶閩莊，先洩私憤，再圖為官復城，立功受賞」。出現這種意圖，乃是因為過往的客家人不能參加科舉、無法獲得政治發言權，軍功反而成了唯一的成功之道。因此，當我們將臺灣的義勇、廣東的客勇或廣西的壯勇一同比較，可以發現這些都是下層移民通過暴力手段來追求升官發財之道的謀生戰略。

　　總結來說，這三地械鬥事件的族群雖然有別，但其共通點可以看到社會裡另有壟斷政治、經濟的外地商人，如兩廣的廣府人或是臺灣的福建客商。為了確保剩餘利益，當地族群又展開了排外鬥爭。但在鬥爭之中，卻有站在族群界線上的一群人，他們試圖打破這些界線、推動融合，建立新的社會認同，如石達開、番割等，但是也往往遭到周圍反對而失敗。面對械鬥，國家則施以隔離政策。但這種政策並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將分化的結構固定，而且這樣的影響一直持續至今。

　　在討論環節時，朱瑪瓏教授詢問前兩個械鬥時間相當於太平天國的時間點，但為何臺灣的分類械鬥則選擇 1830 年代？倘若選擇 1860 年代的戴潮春之亂或者是當時大臺北地區的漳泉械鬥，那會不會是一個不同的故事？黃克武教授則提出幾個討論，在隔離政策上，黃教授認為在臺灣是原住民與漢人之間的隔離，漢人之間沒辦法採取隔離，黃教授認為這兩類人群的隔離方式並不一樣。其次，黃教授則好奇少數民族有沒有科舉名額？如果有的話，科舉這種制度性、促進社會流動的力量，其實是清政府解決邊區械鬥的一種方式。按照李國祈教授的說法，在 1860 年以後臺灣的械鬥開始慢慢減少，是跟清代文治社會的建立、仕紳作為領導階層有所關係。若考慮清朝將人群分隔統治與科舉造成社會流動，以及械鬥逐漸消失這幾項相結合來看，所呈現的歷史圖像或許更為清晰。第二個想法則是有關於理論解釋的部分，對於晚清以後的中國社會問題解釋有兩大派別，第一個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另一個即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這兩個解釋可以分別看出不同的歷史面相。人口解釋說明人口與資源之間的關係，馬克思主義則強調階級衝突。黃教授詢問菊池教授有無思考兩種解釋之間張力性的問題，如果要一個融合性的解釋，可能人口壓力跟階級都是解釋的一個因素，但是從理論上來講，這兩派絕對是分開的。

　　菊池教授回應，戴潮春事件的解釋，可以從霧峰林家的興盛來看。林文察兄弟藉著軍功帶領霧峰林家興起，這樣的發展或許跟之前客家人是相似的。而回應黃教授的討論時，就科舉部分而言，以壯族改土歸流後接受漢文化參加科舉來看，諸多土司後代發現科舉考試可以維持自身的政治發言權，而拼命參與，其身分轉化成移風易俗的儒士，並影響自身民族的發展。諸多做法都為了生存戰略以及利益，這些都是漢人文化所轉過來的。關於理論的解釋，菊池教授指出，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的問題在於，壟斷當地社會經濟最關鍵的人物並非是本地人，如客商或廣府商人。一旦當地村莊進行土改，所抓住的並非是最關鍵的人物，這個理論在一個小社會裡的實行是有問題的。

　　最後巫仁恕教授則補充科舉涉及戶籍的問題，只有編入戶籍以後，人才有納稅的義務，才有權利科舉。對客家人來說，他們移民時間短就無法編戶齊民，僅剩下軍功一途。其次，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討論，在彝族的部分反倒契合階級矛盾的討論，因為彝族與漢人之間土地問題反而產生了剝削與被剝削的問題，平民階級切深身地感受到生計問題，進而產生出許多有關糧食的暴動，只是我們在看不同的歷史事件就有不同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