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名哲博士演講「聲音、學術與統治合法性——《滿洲源流考》中的滿文考據學與正統論述」紀要

　　蔡名哲博士，中研院近史所博士後研究人員，研究專長聚焦清史、滿學、民族史等領域。本次演講蔡博士以乾隆四十二年 (1777) 命纂的《滿洲源流考》為中心，梳理該書背後所調和呈現的清朝正統論述，以及討論該書修纂過程中，乾隆運用滿文語音考訂過往的漢文史籍學術方法，能否為當時知識分子所接受等議題，藉此呈現語言、學術與政治之間的複雜關係。

　　首先，蔡博士質疑今日滿洲民族史的書寫中，經常出現的肅慎—女真—滿洲的線性民族源流，藉此凸顯《滿洲源流考》一書的特殊性。蔡博士過往曾發表〈滿洲人的淳樸從何談起：一個研究概念的探討〉一文，回應當時新清史中漢化論與滿洲特質的論爭，強調不該將清朝皇帝的「滿洲本性素樸」論述當作本質性的滿洲文化，應將滿洲文化視為不斷受到漢、蒙的文化影響下所形成的新論述。寫作過程中發現《滿洲源流考》一書將滿洲人的源流與族群特質直接追溯到上古的肅慎，引起其好奇。再者，蔡博士發現乾隆在另一評論歷代帝王的作品《御製全韻詩》中，論及北魏皇帝時，乾隆特意強調異族統治者將血緣攀附於華夏上古帝王是無謂的行為。蔡博士認為，這代表清朝出現不同於其他北族王朝的族群與正統策略，是藉著強調族群特質來形塑正統，因此欲以族群身分為切入點，檢視清朝如何形成此正統圖像，以及其論證之方法。

　　接著，蔡博士認為這種正統圖像的形成，其實從入關之前便有端倪，是一個從構擬愛新覺羅姓氏到編寫滿洲源流的過程。早在女真建政之初，努爾哈齊將覺羅氏加上愛新（aisin，金），或是《滿文老檔》論及金朝時加上「咱們金朝先祖」，以強調自身與金朝之間的血緣聯繫。皇太極時期則是另外選擇「三仙女神話」為受命神話，越後期越不強調與金朝之血緣聯繫，強調無論出身貴賤，有德者才能得天下，但在面對具貶義的夷狄一詞時，滿人選擇使用過往描述自身的名詞諸申 (jušen) 來對譯，卻也間接承認自身的夷狄身分。

　　康雍乾時期夷狄的意涵被扭轉，不同於皇太極無法妥善處理夷人身分，康熙皇帝選擇強調為君的層面，如強調聖人言夷狄之有君，有君即代表具有一套倫理與秩序，並進一步透過忠君思想指出中國歷代王朝建立者原先都是勝朝之臣民，惟清是替明復仇，藉以論證清朝得天下之正。雍正則因為曾靜案，提出華夷之間的區別不過是地域籍貫的差異，並認為夷只要精通儒家道德後便可以變夏。然而，這些說法缺少對自身族群特性的論述，並且隱含滿洲人需要理解漢人儒家文化後，才有資格稱自己為正統之意。歷任帝王的論述都是因應當時之問題，但彼此之間亦有衝突，《滿洲源流考》即是欲圖將上述內容總括進自己的論述，這也是乾隆帝命纂《滿洲源流考》上諭讀來令人感到跳躍的原因。同時，前幾任帝王的論述中並沒有刻意強調滿洲人的族群特性，也沒有將全體滿洲人族群來源追溯到肅慎；蔡博士認為，乾隆帝之目的在於強調滿洲人從肅慎開始便是自外於中原，有自身族群特質與文化的一群人，藉此鞏固明清之間「本屬各國」，是故得統最正之論。

　　由於強調滿洲人與先祖是長久自外於中原的一群人，《滿洲源流考》也從其認定的「滿洲」（包含三韓、新羅等等）地域來尋找各種歷史解釋。該書特別強調滿洲人與金朝之聯繫，指出三仙女神話不出白山黑水之境，愛新覺羅氏即便受命亦仍係大金部族，蔡博士認為這是為了提供自身家族世系的時空定位點，使清朝更能夠與東北的時空綑綁，並以此論證清與明是長久以來並存的政治體系。關於金朝國號之來源，《滿洲源流考》則追溯到新羅王氏的金姓，認為完顏氏來自新羅，遂以金為國號。然而《滿洲源流考》對於自身與金朝之關係的論述未能完善，爾後《八旗滿洲氏族通譜輯要》改稱愛新覺羅氏與「金源別派」，《欽定八旗通志》稱愛新覺羅氏受命是在金朝之前，都顯示清宮仍在摸索相關論述。未能定著的論述導致後世有所誤解，甚至成為潛在的傷害，比如清末文人文廷式將新羅解釋成愛新覺羅的先祖，抑或是革命黨人汪精衛援引《滿洲源流考》，強調清朝不屬於中國等。

　　討論完清初正統圖像的演變後，蔡博士將視角轉向《滿洲源流考》編纂時所使用的學術方法與考據學。清代學術的「內在轉向」，促使社會風氣與學術規範轉變，如許多考據學者投入作為探究儒家經典鎖鑰的古音韻學研究；在國家學術方面，學者認為《四庫全書》的編纂呈現尊漢學抑制宋學的傾向，以及乾隆皇帝求真的治學性格，與多語言的能力等因素，促成能夠調動大量資源的「皇室考據」。與此同時，清代皇帝在處理語言問題時，也十分注重語音的運用，乾隆帝強調對音本無義，追求域外文字的本音以知曉意義，也與高郵王氏的以聲求義，破假借尋本字的學術方法有所類似。

　　再者，蔡博士就目前統整《滿洲源流考》，大致歸納出乾隆使用考據學之方法，是透過域外語言考訂漢文史籍，指稱這些記載必須通曉域外語言才能理解。比方說，乾隆透過音轉認為女真別稱「朱里真」是古籍中「肅慎」、亦即「諸申」，但若從聲韻學的韻部劃分來看似乎不能成立；又或是馬加、卑離等同於馬家、貝勒，特別是馬加的例子能見到乾隆帝刻意將蒙古文的知識放入其考證之中，藉此表示應運用殊方語言才能進行相關考證。蔡博士特別指出乾隆解釋這些名詞的邏輯，即是透過東北文化的純粹性與滿洲自身的歷史經驗，強調東北亞民族間的同一性。另一方面，《滿洲源流考》的方法也忽略滿、漢文都有古、今音義的差異，比如將一般認為是金國國號來源的「按出虎」以滿語的 ancun（耳墜）解釋，藉此否認金朝國號源於該河流，或將高句麗開國國君朱蒙名字解釋為 jorin mangga（善於射箭）的意思等。蔡博士從上述案例推論，認為乾隆強調唯有精通域外語言，才能破除漢人史籍的訛誤，並非僅是一般所言的糾正民族歧視的問題，而是為了能與漢人爭奪東北乃至域外歷史的詮釋權，以形塑塞外政權的正統性，惟其方法並不能禁得起今日聲韻學的驗證。

　　站在今人的角度來看，乾隆考據的成果錯漏百出，那麼，當時的考據學界對於乾隆的考據學方法與成果有何反響。蔡博士舉出曾與乾隆親近並通蒙文的錢大昕為例，他在處理元朝蒙古人名時，運用了類似於乾隆討論肅慎譯音音轉的方法，似乎顯示考據學者在處理域外語音問題時，並未注意到域外語音亦有漢文語音的古音問題，而未能發現乾隆帝論證之破綻。但與其同時，也有如考據學者趙翼以早已完成著作為由，無法參考乾隆更訂的遼金元史等著作；或魏源以經濟拮据、汪輝祖以地處偏遠為由，沒有機會使用《三史語解》，似乎又顯示考據學者對於清宮的謬誤知之甚稔。不過蔡博士在魏源的《聖武記》中，又發現與《滿洲源流考》相同的三韓即三汗的論述，是否因考據學者的方法上仍有所侷限，故而乾隆帝的考證得以蒙混過關，這方面仍須深入研究。

　　最後，蔡博士指出《滿洲源流考》是一部試圖調和歷代皇帝正統言論的官修典籍，利用殊方語言的考據學方法，藉此宣稱明清之間互為與國的關係；同時可以發現統治者有意利用時興的考據學方法完成政治目的，並在統治力較強的情況下形塑清朝與北亞政權的正統圖像，另一方面考據學形成了一種社會風氣，可能人人都略知一二，但並非所有人都深入通曉，因此政府及有心人便會加以利用以遂自己目的，但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出論述的問題。不過伴隨國家能力衰弱，原先創造的正統論述，反而為革命黨人當作反清論述的思想資源。另外，蔡博士認為若將族群與政治視角放入學術史的研究中，會看到考據學作為一門重視徵實致用之學，又被稱作樸學，在概念與名稱上似乎與帝王形塑的滿洲「純樸」特質有暗合之處。考據學除了滿足皇帝求真的需求之外，可能還有一層刻意選用類似自身特質的方法，以相對容易的邏輯與常理推翻宋儒的哲學推演。

　　在綜合討論環節中，評論人蔡偉傑教授提及，可以放入「天命」思想等清朝形塑正統性的多樣來源，比如皇太極時期利用蒙元與藏傳佛教形塑正統的痕跡就出現在《滿洲源流考》中，若能加以研究更能呈現清朝正統論述的多面性；另一方面，可以再比較各統治者在提出論述時背後的脈絡，或是討論當時正統性論述所遇到的矛盾困境。中國政法大學李典蓉教授則提出理解《滿洲源流考》的視角，作為一本官方出版的著作，或許得思考編纂之前鋪墊工作，例如由方略館的哪些人負責撰寫、撰寫所用的參考材料，且亦需考慮官方以外的視角，如朝鮮、《明史》中被刪除的建州部分，才能補上《滿洲源流考》中乾隆想隱略的空白，並對該書論述有更完善的理解。近史所徐兆安教授則提出在清代學術的脈絡下，該如何理解作為一種文類體例的「源流考」。近史所賴惠敏教授對純樸論述的有效性，以及《滿洲源流考》編纂時的經濟層面考量提出看法。近史所賴毓芝教授則對文章架構提出建議，指出或許文章得更聚焦於聲音這類技術性的課題，從而切中問題的要害，而非太快陷入各種話語的迷宮之中。清華大學趙相科教授提出關於清代民族或國族建構後反映在現實的問題。其他與會學者，如近史所丘文豪博士對清朝正統論述、考據學與聲韻學在長時段的變化；林峻煒博士提出關於華夷秩序與地理位置的辯證關係，以及儒家與薩滿教之間，是否爭奪對於天的話語權；張哲維博士提出德國的語言變化的相似性等問題參與討論。政治大學陳惠馨教授提供近代德意志地區如何討論清代韃靼人與中國人的差異，以及在外國人眼中中國的延續性現象。在熱烈討論中，本次演講劃上尾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