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禮 (Macabe Keliher) 教授演講「禮部與清朝的建立：禮儀與國家建構的新視角」紀要

　　「左舜生先生講座」，是中研院近史所今年度 (2022) 首次舉行之學術活動，近史所雷祥麟所長指出，該講座旨在邀請學術界剛出版首部學術著作的青壯學者演講，希望透過講座建立國內過去較少出現的學術交流平臺。接著，由巫仁恕教授介紹克禮教授。克禮教授為哈佛大學博士，就學期間曾多次來臺參與學術活動，畢業後任教於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是次左舜生先生講座，共計兩場，第一場「禮部與清朝的建立：禮儀與國家建構的新視角」，主題出自克禮教授博士論文修改後的專著 The Board of Rites and the Making of Qing China。巫仁恕教授提到，過去認為皇太極（1592-1644，1626-1644 在位）建立六部，是與明朝爭天下，但克禮教授則為我們揭示，探討禮部不僅可以從制度面思考，更應注意禮儀的象徵意義。透過象徵意義，禮儀幫助滿人在國家形成的過程中建立政治秩序，以此可以反思當今學術史的兩大脈絡，強調滿洲、內亞因素的「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 以及滿洲政權漢化說之間的對話。

　　克禮教授首先感謝，並向聽眾說明自己研究的起始點。在攻讀學位時，發現到直接討論禮部的研究甚少。「為何需要設立一個部門來處理禮儀性質的事務？」克禮教授帶著這樣的疑問與好奇心，來到了臺北故宮查閱檔案，過程中曾與莊吉發教授交流，發現禮部的職責涵蓋了科舉甚至上到外交，乃至於皇帝、國家等事務，整體檔案龐雜，一時間毫無頭緒。幸而於中研院訪問期間與師友討論，又更深入閱讀檔案，才得以解開相關問題。有了前述閱讀檔案的經驗，進而決定將主題聚焦於 1631 年到 1690 年，從皇太極設六部始、至康熙朝編纂清代第一部《大清會典》為止，思考滿洲政權何以設置禮部。克禮教授也說明，關於禮的經典文獻甚多，當時理解有限，因而在撰寫論文與改寫專書時，著重在為何需要建立禮部。

　　十六世紀末，女真人部族首領之一努爾哈齊（1559-1626，1616-1626 在位）崛起於中國東北，並有系統地組織八旗制度，最後擴大為蒙古八旗與漢軍八旗。努爾哈齊死後，政權持續地發展並擴張，於十七世紀中葉取代明朝，並以持續的軍事行動取得內亞而成為一個帝國。上述對於滿洲政權的發展，引出清史學界長期關注的議題：「何以身為少數群體的滿洲政權，可以取代明朝，並統治內亞、統治龐大的帝國？」現行研究大抵認為軍事與行政是重要因素，部分強調八旗軍事力量，也有學者注意到清朝行政控管，譬如發明新制度並加以論述。但是克禮教授認為，強調軍事與行政重要性的研究有其盲點，因為這是基於「歐洲經驗」，也受到 Charles Tilly (1929-2008) 歸結戰爭與國家發展的研究而來。

　　克禮教授以為，滿洲政權在擴張領土過程中，仍然需要說服新領地的人參與既有的組織，才能成功擴張。一直採取軍事行動，是難以與被佔領者形塑共同目標。復次，單就行政組織討論，也無法解釋新成員為何認為參與這套體制對他們有利？講者參酌近年來社會學的討論，如 Philip Gorski 以象徵權力 (symbolic power) 研究近代歐洲早期的發展，藉此反思過往研究強調政治與軍事的缺陷。換言之，滿洲政權政治秩序的確立，除了八旗與行政制度外，還需要有一套規範且實踐的方式，用以凝聚群體內分歧的行動者 (actors)。而這套規範正是與「禮」有關。克禮教授在此基礎上推展出研究禮部的意義。

　　就歷史發展而言，滿洲政權內部並不是「一體」的，即便努爾哈齊建立滿洲八旗，內部仍不穩固。因此，在可能引發繼承人之爭的隱憂下，遂建立以四大貝勒（代善 (1583-1648)、阿敏 (1586-1640)、莽古爾泰 (1587-1633)、皇太極）共同執政、議事平坐的體制。雖然努爾哈齊特別設計了共議制度避免繼承之爭，但是從後世留存的圖像，仍然找不到莽古爾泰與阿敏二人的肖像，暗示諸貝勒之間衝突依舊，也表示努爾哈齊制定的共同議政體制並沒有成功。

　　據文獻所知，皇太極在位期間，曾與莽古爾泰、阿敏發生衝突，如阿敏在戰事期間屠城，違背皇太極於 1629 年頒布「禁止屠城」之命令。莽古爾泰與皇太極則是於 1631 年因政務意見不同爆發衝突並作勢威脅皇太極。最後，這些衝突都由皇太極獲勝而終。從後世的角度來看，皇太極的「勝利」是必然的，可是克禮教授在考察以後發現，固然皇太極可以克服與莽古爾泰、阿敏的衝突，並取得一定優勢，但是並非所有人都認同皇太極，皇太極的統治基礎仍不穩固。改變這個局面的關鍵則是與六部成立、施行元旦禮有關。

　　皇太極於天聰五年 (1631) 設置六部，同年底禮部參政李伯龍因「朝賀禮」並未按照官職大小排序，而上奏請求皇太極更改儀制。隨之，隔年 (1632) 元旦禮便採取新的次序排列，原先共同執政的貝勒退出共坐行列，改以皇太極面南獨坐，以下次序為執政貝勒等。克禮教授據此變化的分析，以為禮儀所塑造的空間，得以轉化不穩固的關係，一如現代「握手」之禮認識陌生人一樣，協助引導轉變不穩定的關係，使之建立一種秩序。

　　進一步細考元旦禮，儀式塑造出一種新的假定 (subjunctive) 關係，不僅體現於皇太極與其他大貝勒之間的座次安排，還包括與其他官員的假定關係，重新形塑了滿洲政權內部各個群體之間的關係。首先是由皇帝帶領諸貝勒前往堂子祭祀，其次是預備儀式用品，參與者需要穿著一定服裝並按照順序排列，並由禮部帶領參與者依序向皇太極行朝賀禮，此順序為貝勒、八旗、外來部族與其他官員。這樣一來，不同的群體就有了各自的位置。在這套儀式之中，皇太極因居中獨坐面南，為儀式的中心，是被假設為權力最高之人——皇帝。

　　總結來看，舉辦元旦禮所建立的假定關係，使得當時滿洲，上自皇帝、同屬宗室的貝勒與覺羅，還有官僚，有了自己被設定的角色。這套關係進而發展成國家 (state) 的政治與社會基礎，即便出現衝突，也能以禮與儀式化解衝突，穩固統治。最後，克禮教授進行延伸討論，認為皇太極利用禮儀建立權威與統治合法性的作法並非特例，而是近代早期世界 (early modern world)，也就是 1400 年到 1800 年間的共同趨勢。此一時期的「儀式」數量遽增，反映了統治者似乎面對相似的問題，需要利用儀式來建立權威與合法地位。

　　在講演結束以後，與會學者與克禮教授的討論，集中於兩大面向。首先，何以是「禮」、「禮部」成為皇帝集權的手段？史語所張谷銘教授首先指出，克禮教授雖然提到「規訓」、「紀律」等概念。但是，倘若以此思考，刑部、兵部反而是更適合的探討對象，因為禮部的功能更像是給予準則，一旦違背準則則交由刑部等部門處理。而近史所賴毓芝教授則就自己研究過的《皇朝禮器圖式》出發，指出乾隆朝所運用的「禮」，是所謂的「展演」(performance) 統治；與皇太極時代作為「引導」的禮相較，二者之間的異同為何？更進一步地探討，以歷時性的角度檢視，明清兩朝運用禮的異同是值得討論之處。講者則回應，自己在研究上更著重於不同人群是如何組織成一個集團，進而演變為國家、帝國。倘若將研究視角擺在刑部，則容易落入傅柯所談的「規訓與懲罰」，而非不同群體之間互動的主軸。至於皇太極與乾隆皇帝是否有別，克禮教授認為禮的系統 (the system of Li) 的建立是在前清時期 (1631-1690)，乾隆皇帝對禮的運用要從這個基礎去理解。

　　除了針對禮與統治的關係，與會者亦從研究取徑與克禮教授討論，比如在講論時所展示的圖像，也顯示清朝統治者對禮儀的應用並非是近代早期的特例。張谷銘教授認為，講者既然注意到長時段以及跨區域的相互比較，或許能夠從元旦禮的案例，再進一步比較明清兩代之間的不同。近史所賴毓芝教授則提醒，這些圖像材料可能都是後出，不盡然能直接反映皇太極時代的特色，或許可以提出更切合的視覺材料。克禮教授指出，原先的書稿寫作有比較明清兩代的差別，但後續出版時有其他考量所以捨去，此次則未及細談。最後，克禮教授感謝賴毓芝教授對於圖像的提點，並說明此次講論所使用的圖像並非其論述的核心材料，可能由此引發一些錯置。但可以確定的是，明清兩代的皇帝在圖像位置上具有顯著差異，清朝皇帝很明顯是著重於位置的擺放，尤其皇帝是位居圖像中心；明朝則否，這些差異亦值得留心。